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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兵:国共抗战的战略异同与政治纠葛

更新时间:2021-01-21 10:17:12
作者: 桑兵 (进入专栏)  
从而争取统一战线的领导权。

  

   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

  

   中共的持久战战略方针包括政治、军事各方面,适用于所有抗日的党派和全国军民,中共理应身体力行,做出表率。可是在军事战略方面,中共的战法有着显著的分别。全国抗战总的军事战略以运动战为主,阵地战、游击战为辅,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后来的新四军)却采取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方针。也就是说,全面抗战正规军主要以运动战为作战形式,八路军、新四军则主要以游击战为作战形式。对此,毛泽东不仅要向党内同志讲明白,也要向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全国各界说清楚。

  

   在《论持久战》划分的三阶段中,总体而言,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游击战在第一、第三阶段起辅助作用,在第二阶段则具有战略地位。而对于中共领导的军队而言,游击战从一开始就具有战略地位,到第三阶段才变为辅助性。第三阶段运动战重新回到战略主导地位,但是运动战的主体不仅仅是第一阶段担负运动战任务的正规军,还包括从第二阶段游击战成长起来的武装力量,其中主要就是发展壮大的中共领导的军队。《论持久战》以全面抗战的战略方针为主要的论述,表明其言说对象的主体不会是中共全党或党政军领导。而在论述游击战具有战略地位的部分,毛泽东首先要说服党内同志尤其是中央的领导同志以及八路军的将领,同时必须向国民党和全国军民阐明抗日战争游击战的重要性以及为何中共领导的军队应该光明磊落地独立自主担负敌后游击战的重任。

   中共领导的军队,除井冈山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外,都是以运动战为主要作战形式。抗战时期敌后分散的游击战,无论在我军历史上还是世界战争史上,都具有特殊性。毛泽东坚持八路军等以分散游击为主要作战形式,是鉴于日军的武器装备和战术素质较我军具有较大优势,担心国民党借机消灭红色武装以及在敌后必须分散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才能生存发展,坚持长期抗战,并且逐渐壮大。而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能够始终存在并逐步增强,是中国持久抗战的必要因素,非此国民党难免妥协,中华民族的存亡无法解救。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说国民党军队经过一定的改造,还可能承担运动战的任务,那么坚持游击战争,在毛泽东看来,“却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出现”。古代的游击战争大都是失败的,“只有现代有了共产党的大国……才有胜利的游击战争”。没有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相持阶段具有战略地位的敌后游击战就无法坚持,自然也不可能转向第三阶段,更无法使游击队成长为具有实力领导地位的正规军,在反攻阶段扮演重要角色。所以《论持久战》断言:“中国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虽不如日本之强,但在中国自己比较起来,却有了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中国今天的解放战争,就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得到了持久战与最后胜利的可能性。”

   进而言之,和一些人认为只要坚持持久抗战,中国就必胜无疑的简单化判断不同,毛泽东并不否认中国面临抗战失败的亡国危险。“我们承认在中国面前摆着解放与亡国两个可能的前途,两者在猛烈地斗争中。我们的任务在于实现解放而避免亡国。实现解放的条件,基本的是中国的进步,同时,加上敌人的困难和世界的援助。我们和亡国论者不同的,我们客观地而且全面地承认亡国与解放两个可能同时存在,着重指出解放的可能占居优势及达到解放的条件,并为争取这些条件而努力。”当时中国的进步,“在于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验,特别是十五年以来的经验。这些经验教育了中国的人民,教育了中国的政党,今天恰好作了团结抗敌的基础。”如果说,俄国没有1905年的经验就不会有1917年的胜利,“那末我们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十五年来的经验,也将不会有抗日的胜利”。

   1938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而毛泽东用“十五年以来”或“十五年来”的时间概念,应当是刻意凸显国共合作的历史。在后来整理的文本中,他改动和增加了一些文字,所谓“比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更为进步的因素”,明确写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就是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也说明“即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红军”,15年则改为17年,革命传统经验顺理成章地指明“特别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十七年的经验”。也就是说,在毛泽东看来,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是抗战胜利的根本保障。失去这样的保障,中国的抗日战争很难取得最后的胜利。在总的抗日战略下实行独立自主的战略方针,正是确保抗战胜利的必要条件。

   这样的战略方针与中共提出的全国抗战的战略方针明显有别,从而引起两方面的质疑。在党内,主要是刚从苏联回国的王明借共产国际的名义明确表示反对,要中共领导的军队完全作为正规军,参与全国抗战,服从最高统帅的统一指挥,认为游击战其实是消极避战。这种看法得到一部分人尤其是军事指挥员的赞同或有所共鸣。在党外,国民党军队的一些将领指责八路军“游而不击”,社会上也存在不解的质疑声。《论持久战》的另一层旨趣以及言说对象,就是阐明为何八路军等要实行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以及这种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对于全国抗战最后胜利的意义,以说服党内同志,反击恶意攻诋,化解民意疑惑。

   1936年7月访谈时,斯诺问道:“在实际行动中,共产党政府和红军怎么能与国民党军队合作共同抗日呢?”因为在一场对外战争中,必须将所有中国军队置于统一的指挥之下,所以进一步的问题是:“如果红军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中享有代表权,红军同意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吗?”毛泽东明确表示:“是的。只要这样一个委员会是真正抗日的,我们的政府将衷心服从它的决定。”斯诺进而问:“红军是否同意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把它的部队开进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地区,也不调动它的部队指向这些地区?”毛泽东同样给予肯定答复:“是的。我们当然不会把我们的军队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去——一段时期以来,我们也没有这样做过。红军是不会采取机会主义的办法来利用任何战争局势的。”对于国共合作,共产党就是“坚持要求对日本的侵略展开决定性的、最后的抗战”以及“要求实施我们在建立民主共和国与国防政府的呼吁中所提出的主张”。红军的活动基地不论大小,都能进行战争,但基地越大,能动员的抗日力量就越强大。如果有三四个省,“就能把一支比南京的全部兵力还要大、还更有效率的抗日队伍投入到战争中去”。

   在9月的访谈中,毛泽东又进一步阐明:“我们承认,在一场抵抗日本的战争中,全国军队必须有一个统一的指挥,但是我们也认为军事委员会应该是有代表性的。应该强调指出:这一点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有些国民党分子也在谈什么‘统一’,但是却不支持民族解放和反帝运动。实际上很清楚,没有真正的反帝斗争就没有国家的统一。”乍看起来,全面抗战期间八路军等坚持独立自主的敌后游击战,与上述表态似乎有所出入,其实宗旨是一致的。毛泽东的承诺有两个基本点:其一,服从真正抗日的军事委员会的军事和政治决定。其二,除非得到最高军事委员会的同意或命令,不开进抗日军队占领的任何地区。这两个基本点的前提是最高军事委员会必须真正抗日,并且具有代表性,只有在成立抗日民族解放战线的基础上,这一前提才能实现。

   所谓服从,首先是服从最高军事委员会的抗日战略,总体上要配合抗日全局的军政部署,并且成为全面抗战的组成部分。其次是不能侵占其他抗日军队的利益,损害抗战大局。在八路军前出山西的时机、路线、兵力部署以及在山西的作战计划等方面,中共都尽可能事先取得国民党的同意。所谓独立自主,包含两个相互制约的层面,即政治上在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和军事上在总的战略方针下坚持独立自主。前者是以斗争求团结,后者则是争取对日作战的主动权,避免为国民党的错误战略所左右,同时防止国民党与日本联手对付中共及其领导的武装。

   全面抗战之所以要服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是因为国民政府是代表国家的正式政府,而国民党不但是中国的第一大党,也是掌控正式政府的执政党。中共及其领导的军队力量弱小,不能独立承担抗日救国的重任,因此全面抗战必须以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为主体。只有坚持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实现全面抗战。同时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独立自主的方针,因为在中共领导人看来,国民党存在对日妥协倾向,又始终不肯放弃削弱甚至消灭中共及其武装的企图,没有斗争,一味服从,反而会助长其妥协倾向。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还会动摇全国军民抗日的决心,使抗日军队在局部地区失去作为抗战主体的作用。或谓1937年1月中共中央对国民政府的四项保证,是放弃武装,归顺国民政府,甚至就是对自己失败的承认和对蒋介石领导的接受,标志着蒋介石统一中国的努力即将大功告成。诸如此类的说法完全不提前因后果,形同故意曲解。

   1937年3月毛泽东与史沫特莱谈话时,针对“外面传说共产党现在的政策是向国民党屈服、投降和悔过”的问题,就明确表示,中共的让步“是建立在一个更大更重要的原则上面,这就是抗日救亡的必要性与紧急性。这叫做双方让步,互相团结,一致抗日。国民党中所有明智的领袖与党员,都是明白这种意义的。但国内有一部分带着阿Q精神的人,却洋洋得意地把我们的这种让步叫做‘屈服、投降和悔过’”。1939年,来访的美国记者斯诺又问及此事,他以在重庆与张群、在西安与蒋鼎文等人的谈话以及陈立夫、蒋介石等人的言论为据,认为国共两党关于抗战政治基础的解释存在差别,“共产党一再着重指出,统一战线是抗战的政治基础……但是,这种说法在国民党的文献上和言论中却没有什么地位。国民党以为抗战的政治基础,就是共产党和其他政治集团对于国民党独裁的屈服”。因此,“当着一个党否认另一个党的存在时,能不能有一个两党之间的名义上的统一战线?”毛泽东的答复是,“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已有了名义上和实际上的统一战线。但是,在一小部分人中间,他们也许实际上承认了统一战线,而在名义上却是不愿承认的”。犹如希特勒原来称苏联只是一个名称,并非实际的国家,后来却与苏联签订条约。至于国民党声称对于其一党专政的屈服,那是他们胡说八道的自由。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党,从未放弃过独立性,也从未向任何个人、集团、党派屈服。要共产党屈服,大概比上天还难。况且蒋介石已经公开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存在,只是并未给予法律地位。

   为此,中共不仅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而且要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进一步加强独立自主性。1937年11月15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朱德、彭德怀、任弼时等人,告以“目前山西工作原则是‘在统一战线中进一步执行独立自主’”,原因在于山西境内的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副司令长官黄绍竑以及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等部在日寇的打击下,“已基本上丧失在山西继续支持的精神与能力。我们须自己作主,减少对于他们的希望与依靠,故‘独立自主’之实行,须比较过去‘进一步’,这是完全必要的。但仍然是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绝对的独立自主。在大的方面仍应与国民党及阎、黄、卫商量……仅仅不要希望与依靠他们,因为他们答应的东西很多不能兑现。我们计划要放在他们不答应不兑现不可靠时,我们还是能够干下去这样一个基点上”。国民党的军队在山西丧失了支撑抗日全局的意志和能力,中共和八路军如果不能进一步独立自主,则山西抗战将无法继续坚持下去。也就是说,如何实行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需要考量国民党和侵华日军两个方面的变数。在国民党及其军队主观上不可靠、客观上不能靠的情况下,必须增强独立自主性。

战争环境下,要实现政治上的独立自主,必须以军事上的独立自主为有力依托。《论持久战》之前,毛泽东已经专门就《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论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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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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