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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铁军:迟到但不会缺席的“新冷战”

更新时间:2021-01-20 16:26:38
作者: 温铁军 (进入专栏)  

   于是就有九十年代后期西方从“中国崩溃论”陡然转向“中国威胁论”。

   对此我们的理解是:中国在遭遇1997年东亚金融风暴挑战下,本来应该发生和东亚各国类似的资产价格暴跌、被西方投机资本涌入“割韭菜”的局面,但中国却凭借国家主权直接干预——由中央财政直接出手“剥离”了国有银行高达1/3的不良资产,再用国家外汇储备向银行注资,很快使银行得以重生——这种被西方称为“资本管制”的体制虽然不够“自由主义”标准,但造成所有试图投机获利的西方资本在中国铩羽而归!从此,中国凭借政治主权执行的资本管制,成了阻挡美国为首的西方金融资本攻城略地的最大障碍;当然也就构成美元滥发而推进全球金融化的“主要威胁”……

   此后,西方提出的中国威胁论愈演愈烈,也算有更多的客观依据。因为,国有银行重生之后变成国家采取“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抓手:配合扩大国债投资的战略投资于大型基本建设。同期,为了改出外需下降造成的“生产过剩”困局,中央政府相继推出1999年的“西部大开发”、2001年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和2004年的“中部崛起”等缓解区域差别的三大措施,虽然相当于借助中国版的“罗斯福新政”使投资为主拉动的中国经济增长演变成世界经济的发动机,但却不仅没有被西方认可、反而因资本账户管制而被美国列为“邪恶国家”之一。

   与之对应的则是国内思想领域“自毁”演化的混乱,不仅迎合着后冷战时期控制全球话语权而使国际舆论一面倒的环境下的“友邦惊诧”,甚而也被内部激进改革家自我惶恐于事实上强化了国家资本的基本制度的“妾身未名”!诚然,彼时海内外的思想理论界及其工具化了的教育界、学术界无不屈从于“楚王好细腰”,这在中国,也或多或少地表达着名不副实的、话语权缺失的尴尬……

   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冷战阶段的中国确实“祸不单行”!

   在“中国崩溃论”这个西方给定政治结局造成仿佛“墙倒众人推”般的意识形态压力下,中国工业化+城市化的激进增长方式不仅经历了外资撤离、内需阙如所必然造成的此起彼伏的城市产业经济危机;而且还在城乡二元结构基本体制矛盾下势必延续着危机代价向乡土社会转嫁的路径依赖,演化出数亿农民“负担过重”和“三农问题”愈演愈烈等所谓向全盘西化的现代化“转轨”的制度成本……其所派生的社会代价是上世纪末的官场腐败前赴后继、社会矛盾尖锐严峻!更有新世纪初“群体性治安事件”年增过万……

   简言之,这些错综复杂的情况构成了中国在“后冷战”阶段无以自语、在新冷战之初软实力阙如的困境!

   诚然,后冷战阶段提出并且笃信“中国崩溃论”的美国及西方一度试图让中国“融入”西方制度体系。中国也确从1990年代起再度兴起“全盘西化”思潮,大批官员公费去西方学习考察,大量部门愿意更多招聘海归以方便借鉴、甚至照搬西方制度。然而,中国却因又“大”又“拙”而既没“融入”,也没“崩溃”。甚至,就在美国自身发生房地产泡沫化的“次贷危机”和华尔街金融海啸、引发全球需求下降的更大危机中表演了“一枝独秀” 的压轴戏!也就势必“树欲静而风不止”地造成西方政治舆论的根本性改变——从“中国崩溃论”改为“中国威胁论”!

   (三)迟到但不会缺席的“新冷战”

   从上可见,早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威胁论”问世之际,“新冷战”就呼之欲出了……这,不仅与此前的“后冷战”形成演替关系,也与每个普通中国人自小就铭记于心的“八国联军进北京”之热战记忆隔着一百年遥遥相忘……

   只不过,恰在世纪之交,一场全球化大转型毫无预兆的来临。

   于是,中国人既赶上了一次机会收益,也付出了“双重输出”的巨大成本 。

   2001年美国虽然提出、却没有来得及化解“中国威胁论”之际,自身就遭遇到“IT泡沫崩溃”造成的“新经济危机”和“9·11事件”——直击美国金融中心为标志的恐怖主义政治危机,遂在经济和政治双重危机挑战下把战略重点扭向西亚中东北非,虽然为军工产业带来巨大市场空间,但不得不听任无利可图的一般实体产业向中国大规模转移。这样一来,一是把原本处于1998-2001年的4年通货紧缩危机下的中国陡然推为2003年外商直接投资(FDI)全球第一;二是跨国公司本来就是全球贸易,当即把刚刚加入WTO的中国拉入全球化,不到10年就成为全球贸易总量和贸易顺差最大的国家;三是中国迅疾进入10年保持两位数以上的高增长阶段(曾经在2013年被称为“黄金十年”),使其以经济成就表达政治合法性的话语建构竟然从实践检验得到有力支持!何况,因美国领导人的战略重点转向被“宗教极端势力”操纵的中东“恐怖主义”,中国在政治上很实用主义地转而被美国认作配合反恐斗争的盟友。

   中国这边高增长方兴未艾之际,美国恰又遭遇2007年“次贷危机”和2008年“华尔街金融海啸”,这就又给实体经济为主、正在货币深化的中国留下差不多12年的时间窗口……

   延宕至2020年,美国两党政客无论有多少矛盾,在中国问题上却已经有了高度共识——既然美国确立的中国“融入” 策略已经因客观上只能看着中国在反复重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中“坐大”,那就只能改回到“老冷战”时期的意识形态——“以中国为敌”,重建所谓“一个世界两个体系”。美国于是要引领西方世界推动“去中国化”的“硬脱钩”,也就是以“美国优先”的新冷战政治决定其对华经济政策。但,新冷战在美中现状上看都有尴尬。

   美国的尴尬在于:中国自从1990年代全面“美国化”这30年大量接受西方投资及其产业转移,国内产业大类2/3是外资控制,跨国公司深度融入中国市场获取高于其他国家的实际利益,早就与美国构成“一个世界一个体系”,既然老冷战的两个体系在经济基础上不成立,那就在客观上制约着政治对立!

   而中国的尴尬在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及扶持其在2016年获胜的竞选团队的主要智囊,都是老冷战的亲历者,享受过整垮苏联东欧、将其未被货币化的巨额资源纳入全球资本化带来的巨大制度收益!因此,这些人根本就不在乎重建冷战政治格局对美国经济造成短期损失。而中国占据主流决策地位的精英群体大部分受教于“灭国先灭史”的西化教育体系,更鲜有亲历老冷战者,且国内早就在知识传播中淡化了老一代应对美苏冷战期间先后封锁中国的斗争经验!因此,官方主流搞的那种教条化的软实力斗争屡战屡败,若不深刻调整,则在新冷战话语竞争中几乎没有胜算。

   由此,才需要作者毛遂自荐地对此书的思想性及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做个提示。

   自20世纪80年代末内外交困,三十余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此刻的中国主流社会,再次因自身极不情愿、但却显然无可奈何地被西方“硬脱钩”而更深憾于没有早些解决“妾身未名”的基本制度问题;虽然领导层头脑清醒地指出我们置身于“前所未有”大变局中,上层建筑却因失去话语权久矣而无法跳脱西方主导全球化给定的思维模式。于是人们看到:不仅依据“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所谓“经济理性”派生的思想反应及其演化出来的各种议论,确乎莫衷一是;而且,其多年试图推行的参照西方金融资本运作模式的激进化制度转轨,也借疫情压抑GDP迫使领导集体再度追求增长速度的机会而加快推出……

  

   二、关于本书的一些说明

   身处大变局之中,我们团队刻意地要求自己不被外部环境左右,坚持做“客观研究”,而成为一股“清流”。虽然书中收入的我在官方试验区培训讲课中的很多观点和内容,大都顺遂于当年的政策导向,但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基调仍然是不敢贸然认同激进地与西化全面接轨。由此,我们到乡村基层操作的试验研究成果,以及建基于试验证伪得出的思考,也无疑地自外于主流精英群体。则,在此新冷战爆发之际,有更多的与基层实践联系紧密的人愿意参考我基于广泛的实地调研和比较研究所形成的看法。

   (一)内容来源

   初版《解构现代化》是2004年之前大约10年间的演讲辑录。后来能够直接与此书对接的是2016年出版的《告别百年激进》,后者辑录的是我去中国人民大学担任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首任院长到2014年辞去院长职务这10年的演讲中的宏观部分。有兴趣的读者如果愿意把前后两个10年的这两本演讲录连起来看,则会对我这几十年的思想脉络有个相对完整的了解。

   诚然,2014年美国结束“量化宽松QE”以后,原材料和能源出口国家应声落马,世界经济全面萧条,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严重不景气,中国也进入第二轮外需下降引发的“生产过剩”。加上美国2016年换届之后当即针对中国做出根本性战略调整,国内外风云变幻,局势更加复杂严峻;对此,人们也更加需要对官方推出的“工业供给侧改革”从客观实际出发做“去意识形态化”的平和而客观的解读。期间,我应邀去各地和海外做的演讲次数随之大量增加,仅2019年就有60次之多!这也造成各方面人士收集到的录音稿在内容和观点上多有重复。若读者需要,我再把2014年以后的演讲编辑出版,则需删繁就简认真整理;那就还得等团队中有人腾出手,才能做成书。

   (二)观点更新

   学无止境,何况我本来就没有立志坐冷板凳去搞“学问”,只不过是在农村试验研究中成了个误打误撞地涉足思想理论领域的莽汉;之所以在思想界众说纷纭之中还能够对读者、特别是对年轻人有一定的影响,也许恰在于我的思考本来就形成于调研和实践,本来就是接地气并且与时俱进的。换句话说,我本来就没有所谓学科理论体系约束,根本就不会像人家“规范研究者”那样遵循舶来的学科体系给定的理论框架“学术化”地解释客观世界;因此,希望在学科研究中严谨著述的学问家们原谅我们的在理论上的莽撞和在表达上的粗糙。

   因为与时俱进,我在《解构现代化》初版问世之后的调查研究中,不断地纠正、修改或充实了过去的很多观点,出书乃立此存照,只能做技术性调整;而在序言中则有必要挂一漏万地对读者交代一下这些年的思想更新。

   第一,关于农业问题。

   我在世纪之交向领导人提出“三农问题”的时候就强调说:三农问题必须把农民排在第一位;要是从中国历史上看,农业问题本来是派生的,因为有了农民家庭聚落于农村社区之中,才产生出维持其家庭乃至氏族村社可持续生存的农业问题。在初版的《解构现代化》里,乃至一个时期以来我的大多数的著作中,都是这么说的。但我们团队后来对这个观点有了很大调整。在此书出版10年后关于“生态文明”与“三农深改”的讨论中,我们提出了“从农业1.0到农业4.0”的分析,形成了更深入一步的认识:诚然,农业问题在乡土社会中一般是被农民和农村问题派生出来的,这与后来形成共识的农村是“三生合一(生态、生活、生产)”的归纳在内涵上一致;但放到人类自觉不自觉地追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国际比较的视野来看,则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农业被作为“第一产业”,都是工业化派生的;随之,在金融资本主导下,这种“一产化”的农业也是金融化派生的,都是要“资源资本化”。然而,在生态文明战略转型之下,农业作为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传承的载体,当之无愧地成为“伟大复兴”的重要内容;尤其在中国告别资本短缺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农业的历史和文化内涵有着远比过去丰富得多的开发空间;2017年“乡村振兴”战略确立,以农业为基础的生态化空间资源开发的“六产融合”也迫切需要有新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显然,我们强调这些“非常名”都不是“农业生产问题”和“第一产业”等“常名”所能涵盖的……

   第二,关于城乡二元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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