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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铭:“家园”何以成为方法?

更新时间:2021-01-20 14:18:48
作者: 王铭铭 (进入专栏)  

    第十八届开放时代论坛于2020年11月7日至8日在云南大学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为“作为中国研究方法的文史哲传统”。

  

     中国是一个规模超大、存续超长的文明与政治共同体,其对社会与文化的塑造,早已形成了丰富的层积。单向度、平面化、学科化的研究风气于今为盛,然愈益无从接榫于中国实际。

  

     在中国,以整全学术的方式理解文化表达、历史和世界观,常被称作文史哲传统。在此传统中,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文史哲传统不仅是深度理解中国社会与文化的钥匙,也是构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话语的基石,因而具有中国研究方法论的意义。诸如文史哲传统与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关系,当代中国研究脱嵌于文史哲传统所带来的问题和再嵌入的可能性,以及如何运用文史哲传统为专业分科的中国问题研究提供更整全、清晰的参照系等,皆属亟待深入展开的学术议题。

  

     本期专题为与会者在现场发言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扩充而成的笔谈。与会者提交给本届论坛的部分论文,将刊于本刊下一期。

  

   一

     近年来,“✕✕作为方法”一语频繁出现。其中的“✕✕”大抵是历史学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区域,规模大到亚洲或中国,小到国内的地区,最近它甚至缩小到“自己”了。“亚洲作为方法”,由汪晖借自日本学者竹内好的叙述,用以还原一个超越国族疆界的、复合的认识主体地位(即“主体间性”)。“中国作为方法”是日本著名学者沟口雄三提出的,在国内学界受到关注,指作为历史“内发动力”的中国本土思想。“✕✕地区作为方法”,似与“华南派”历史人类学家有特殊关系,指其长期研究的岭南区域的突出特征及其理论价值。“自己作为方法”,则出自近期项飙、吴琦的对话录的书名,这本书以项飙自己的学术人生为主线,牵出一连串对乡土、学界与世界的经验和看法。

  

     无论是亚洲、中国,还是岭南,抑或是自己,都是局部性和特殊性的,除了“自己”之外,都约等于不同尺度的“家园”。加上“作为方法”四个字之后,这些概念便获得了某种超乎其本有存在范围的意义,让不同尺度的家园承载了思想交流的使命。

  

     在这方面,说明性最强的似乎是上述四类“✕✕作为方法”之说中的那个“例外”,即项飙的自传体叙述《把自己作为方法》。该书呈现了一位学有所成的学者之洞见如何从其成长、生活、求学、为学的历程中“生长出来”,其认识又如何与其经历、观察、遭际、心境相关。故事是一位来自温州的“绅士”特殊生命历程的生动写照。这个写照与作者对家国、天下的经验和见解相交织,而这些经历和见解无一不是在社会互动和学术对话中生成的,也无一不具有超出“自己”的一般含义,与其他“作为方法”的地理单元——地区、国家、大洲,乃至世界——紧密勾连起来,表现了人类学研究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即“持续地、辨证地往返于地方性细节的最地方处与全球结构的最全球处之间”。对我而言,《把自己作为方法》最成功之处在于表明,众多“无我”的“客观表述”样样都“与我相关”。

  

     相比于项飙的叙述,最近出现的那一连串关于亚洲、中国及国内某地区的“作为方法”之说,相对要学究化一些。这些表述同样来自“与我相关”的家国、天下的“杂糅感受”,但它们是对“客观事物”的刻画,是对超国族主体间性、中国思想、“国家意识与地方关怀双重奏”之类“超我现象”的叙述。

  

     “✕✕作为方法”诸说,以含蓄的方式触及一个尚待明晰揭示的“方法层次”。

  

     亚洲、中国和诸如岭南之类的地区处在地理区域等级体系的不同阶序上。近代以来,它们与来自另一些区位的特殊性相遇,因“权势转移”,这些被感知为“家园”的区位之特殊性往往成为世界化和国族化的代价。致力于把亚洲、中国、岭南“作为方法”的学者,不见得有必要承担改变那种以“另一个”(所谓“西方”的)认识习惯来观察、解释和规定其所在区位的责任——沉浸于这些不同尺度的区位之研究,可以囊括其学业的一切。然而,因诉诸“方法”一语,他们又都似乎在对人们发出呼唤,要求我们对“主体间性”、思想史意义上的内发历史动力及地方特殊的“家国情怀”进行探索并给予表述。这无疑给了我们期许:由此,我们能从单一主体性、“冲击-回应模式”和那些以“朝代史”来抹杀国家-地方双重“情怀”的做法中解脱出来,返回“地方性知识”(local knowledge,指不同区位文化的特殊系统性和形态)的本原。

  

     达成这个返回地方性知识本原的使命,是否便自动表明亚洲、中国、岭南这些地理区位的区位特殊性可以是“方法”?若是我的理解无误,那么,“✕✕作为方法”应有的含义是,经由深入某个有限地理单元(无论是区域还是国家)的地方性知识,我们能发现在思想上超越地方性知识的办法。换言之,如此“方法”意味着,做区域、国别或地区研究,首要的任务当然是辨析地方性知识的内力理路,但倘若学者的眼界仅止于这类“知识”——其实,它的含义是指传统人类学所说的“文化”——的特殊性,或者说,不怀有认识和解释世界的雄心,那么,地方性知识的价值便难以实现。

  

     总之,亚洲、中国、岭南作为方法,假如未曾预示“化特殊为普遍”这个方向,那其中的“作为方法”四字便毫无内容了。

  

   二

     各类“✕✕作为方法”的说法都是由规模不等的家园之“文化持有者”提出的(虽则他们借鉴了海外思想),而这些说法暗含的“化特殊为普遍”的号召,令人想起人类学大师格尔兹(Clifford Geertz)出于对世界文明不平等格局的反思而对特殊性与普遍性所做的论述。

  

     40年前,在一篇题为《从土著观点出发》的文章中,格尔兹表明,特殊性与普遍性之间的关系,牵涉到地方性和全球性这两个有深刻矛盾的方面。人类学家往返于二者之间。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他们中有不少人努力地将二者关联起来。从普遍主义理论诉求出发,不少人类学家形成了“反相对主义”的认识姿态,他们“化普遍为特殊”,用被误以为是最有全球性、普遍性的西方特殊的地方性知识来收纳乃至“征用”其他类型的地方性知识。出于跨文化的良知,格尔兹主张,往返于自我与“他者”间的研究者应如韦伯认识资本主义精神的新教特殊性那样,揭示普遍性解释的地方特殊性,搁置那些外在于被研究文化的概念,特别是成为科学“行话”的那些概念,避免将“地方性细节”圈在“全球结构”的框架之中,从地方性知识内部认识其存在论和宇宙观的自洽性和完整性。

  

     提出“✕✕作为方法”的学者们,其知识面是宽阔而杂糅的,兼备了不同文明要素(包括西方要素),但是在文化身份认同上,他们似乎将自己排在“地方性”这一边。他们的文化自觉有着接近于格尔兹自我认同的特征,特别是在谈论东渐的普遍性解释之局限性时,尤其如此。他们重视凝视不同尺度的区位的意义,所作叙述也因此存在着不少与格尔兹对西方文明特殊性的界定相通的内容。然而,他们那种“化特殊为普遍”的号召,必然会引起格尔兹及其追随者的反对。

  

     若是格尔兹在世,致力于反“反相对主义”的他老人家必然会问,区位特殊性成为“方法”的主张,不正与西方普遍论者的想法殊途同归吗?所谓“作为方法”,是指某一地方性知识客体成为作为主体的我们审视和解释世界的工具。这当然也是一种普遍性解释意义上的“方法”。持有这一主张的学者,沉浸于地方特殊性之中,但更有志于通过往返于地方与全球、特殊与普遍之间,从地方性知识的“近经验”身份中解脱出来,“把自己作为方法”,将尺度各异的家园——亚洲、中国、岭南等等——提炼为“远经验”(experiance-distant,格尔兹用它来指传统上说的“客位观点”),升华为具有普遍解释力的思想。这显然有违格尔兹借助“理想型”发明的解释人类学之初心:“把自己作为方法”,在“……把自身列于他人之中来反省其身”的理想面前,确实少了一些文化上的宽仁,而多了一些易于引起人类学家警惕的“民族中心主义”(ethnocentrism)。

  

     然而事情没有那么简单。我们不能总是用西方学术的规范和个别成就来衡量国人学术的得失,而要有所超越,看到其内在与这些规范和成就的自相矛盾之处。比如,格尔兹本人并不是没有自相矛盾的。他一面防范着普遍主义者将自己的“近经验”化作他人的“远经验”,从而吞噬他人的“近经验”;一面在诸如《尼加拉》这样的杰作中将他人(巴厘人)对于国家的“近经验”(表演性国家)转化成刺激他反思自己的国家(欧美国家)“近经验”(作为权力汇聚体的国家)的方法。他往返于远近之间,目的显然是双重的:一方面,他要“探究处于众多个案中的一个案例,洞识不同世界中的一个世界所取得的成果”;另一方面,他也要达至“思想的宏大”,即“使我们把自身列于他人之中来反省其身”。除了文化身份之外,其事业其实与“把自己作为方法”的亚洲人、中国人、岭南人大抵相同,所不同的似乎是在抵制普遍主义者(在他所处的领域,这些人多为英法派人类学家)“以自己化他人”做法的同时,他有意无意用“理想型”概念限定了不同世界的“地方性知识”之边界,使这些系统既割裂于其他系统,又难以流动出家园而成为本来应有助于他实现“把他人作为方法”理想的方法。

  

   三

     若要理解身在非西方的学者缘何反复重申家园的认识论价值,便要理解从“理想型”概念园地里生长出来的解释人类学如何“无意地”导致上述后果,而要理解这个后果的悄然发生,勾勒近代中国历史时间性权势转移的轨迹无疑是有助益的。

  

     清末民初,梁启超畅想新史学的可能及局限,他脑海里漂浮过两个历史时间性类型,其中一个是基于基督宗教“累积性时间性”(cumulative time)生成的“文化共业”由小到大,社会体制由等级到平等的人类进化史历史时间性,另一个则是中国旧史家惯于运用的治乱轮替历史时间性。为了推动进步,梁启超致力于引导中国史家适应前者,借之替代后者。

  

     梁启超引入华夏世界的历史时间性,是泛人类时间,是超地方的“节律”。从格尔兹的解释人类学角度看,这个时间性代表的外来历法与中国旧史中的历史时间性一样,本都属于地方性知识(它们是地方性知识的关键内涵)。治乱轮替历史时间性是在古老的中国式宇宙观(如阴阳理论)土壤中生成的,其“本土性”毋庸赘述。累积性历史时间性的世界化程度越来越深,几近被彻底误认为是“自然时间”,但有学者已表明,其立足的基础也是特殊的,是有特殊宗教性的。

  

  假如有机会来考察两种历史时间性,以非西方为“他者”的格尔兹一定会选择对治乱轮替历史时间性加以深入研究——他会如同研究巴厘岛、爪哇岛、摩洛哥的人观那样,(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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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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