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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帝国主义在中国——文化视野下条约体系的演进

更新时间:2021-01-20 09:48:21
作者: 罗志田 (进入专栏)  
却未包括正挑衅甚或颠覆东方既存格局的日本;他所批判的实际是一个作为侵略者的白种西方, 而另一边则是作为受害者的黄种东方。日本在日俄战争击败沙俄之后便希望自己成为世界强国俱乐部中的一员, 但东西文化差异及其伴随的歧视一直妨碍日本被西方强国真正接受, 这样一种连批判对象都不计入的“不平等”待遇或许出于善意, 却触及到也揭示了日本长期对西方的不满之所在。

     在处于中国这一文化悠久的异国时, 列强或更容易感到上述潜在的文化隐忧;作为共同的外来者 (outsiders) , 它们似较在别处更强调团队精神和相互依赖性。这就进一步促成了东亚 (时人多遵欧洲习惯称为“远东”) 在国际政治中那特殊的“例外”之处:在欧洲处于敌对关系的国家在亚洲却可以联合贷款给中国, 这一现象被入江昭 (Akira Iriye) 称为“世界政治中远东的隔绝”。换言之, 由于列强和中国这一似乎更明显的“区分”, 在欧洲的敌对关系到了亚洲即因此而暂时化解。这还只是出于谋利的主动一面, 当条约体系面临中国挑战之时, 列强为捍卫这一体系更容易联合在一起。

  

     二、华盛顿会议后中国内争与外力的纠结互动

  

     第一次世界大战见证了国际政治秩序的大转变, 列强势力因战局而改变, 巴黎和会提供了一个按势力消长来重新划分各国世界地位的机会。第一个共产党领导的国家苏联的出现, 对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构成有力的挑战;新俄国虽未参加巴黎和会, 却存在于多数与会者的头脑中。当列宁对全世界劳动者描绘共产主义的美好未来时, 威尔逊针锋相对地提出了著名的“十四点计划”。两人都提倡民族自决思想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新观念, 在不同程度上都反对既存的帝国主义国际秩序, 故有学者认为这意味着帝国主义时代的结束。

     国际秩序的新观念由威尔逊和列宁来提出, 体现出西方范围内正统衰落、边缘兴起的态势, 即原处边缘的美国和俄国向原居中央的西欧挑战。从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范围言, 至少在思想上, 说帝国主义时代走向终结大致是不错的。但中国的情形有其特殊之处:正因为以条约体系为表征的帝国主义体制以非正式的间接控制为主, 其帝国主义性质相对更隐蔽;更由于西方在中国推行例外法则, 西方通行的处事方式并未全用于中国, 在华帝国主义一直有其特异之处, 故帝国主义在欧洲的“结束”并未迅速触及中国。

     相反, 尽管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没什么进一步的具体损失, 至少在认知的层面, 对中国人来说, 和会结果提示的是帝国主义更明显的“存在”。在中国人心目中, 帝国主义不仅未曾“结束”, 实有加剧之势。威尔逊和列宁提出的国际秩序新观念对被侵略各国之人皆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双方也存在对追随者的争夺问题, 关键在于谁能真正实行民族自决的思想, 或至少推动其实行。对中国受众而言, 威尔逊正是在这里开始输给列宁。这一转折影响中国思想甚大, 与本文相关的直接后果是苏俄的反帝主张特别容易为中国人接受。

     为解决巴黎和会关于东亚的遗留问题, 1921—1922年间在美国华盛顿召开了国际会议。美国长期提倡的门户开放, 包括尊重中国的完整, 被正式写入《九国公约》, 在法律上成为列强认可的原则;《公约》也正式否定了在华“势力范围”这种帝国主义行径 (但不追溯既往) , 在法理上使列强不得增强旧势力范围, 也不得谋求新势力范围;中国收回了山东的主权并可以赎回胶济铁路的所有权, 取消了外国邮政电信, 关税虽未自主, 但可有提升, 列强并同意考察中国司法状况以决定是否取消治外法权。

     这样的收获在近代中外条约史上可说是前所未有, 在一定程度上对积弱的中国有所保护。以中国当时的国情, 取得这样的结果亦属来之不易。但中国在会上将各条约的不平等处尽行提出修改, 却大部分未能实现。这就体现出华盛顿会议的一个根本问题, 即列强基本上没有把中国作为东亚国际政治的一个正面因素来考虑, 因而也就低估了民国代清以来中国内部革命性政治变动的重要性。

     民初的中国局势确实继承了清季混乱多变的特征, 其变化的突然和急剧并不比前稍减。而列强间一个传统的看法是中国应先实施内政特别是法律改革, 维持 (西方标准的) “正常”社会秩序, 然后才谈得上考虑条约的修订。华盛顿会议一如既往地坚持了这样的基本见解, 其惟一的新意是要求列强予中国以安宁 (即不以威胁方式扩充帝国主义权益) , 以便其实施内政改革。

     然而, 正如前文所引“三千年未有的大变局”所揭示的, 入侵的帝国主义本身就是中国秩序紊乱的主要造因之一。更关键的是, 任何大规模的政治、法律和社会改革必然意味着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 当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时, 复因其依“例外法则”在中国实行双重标准, 列强自身也是按西方标准不那么“正常”的中国政治法律秩序的构建者和维护者。在中国实行大规模的全面改革必然要涉及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 此时列强是继续扮演改革推动者的角色?还是转换为既存秩序维护者的角色?

     当列强要求中国实行内部改革时, 其依据的“国际准则”源自常规的“西方”;而外国在华存在本身行为的指导原则, 又往往是类似租借意识等非常规的“西方”意识形态。帝国主义的非正式方式支撑了东亚国际秩序的“例外”或“特殊”, 而隐伏于其间的观念和利益的既存冲突也造成了列强身份的困窘和错位;后者复使不同国家在特定具体场合可以采取未必一致的政策, 预示了列强间合作的难以维持。

     在列强方面, 华盛顿会议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修复因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改变的东亚国际关系。过去西方的研究对华盛顿会议形成的列强在华合作的取向强调稍过, 实则所谓“华盛顿条约体系”的合作取向一开始就颇有缺陷, 到1925年五卅运动后的关税、法权会议期间已基本消失殆尽。应该说, 20年代以中国为场景的列强国际关系是典型的既竞争又合作的状态, 而合作更多是在防卫和限制的一面, 即每逢中国方面向条约体系挑战时, 列强便易合作;实际上, 不少次列强的“合作”原本旨在遏制列强之一采取“过分”的行动以扩大某一国的势力。

     同时, “华盛顿条约体系”并未充分体认到外国在华势力构成本身的激变:德国和苏联未曾参与华盛顿会议, 这两个大国在整个20年代推行着基本独立的中国政策, 对“条约体系”形成了有力挑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德国与中国间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已被废除。中德两国在1921年5月以新条约的形式确定了德国放弃原有的条约权利, 而中国则予德国以最惠国待遇, 使其仍享有他国所具有的利益。没有了治外法权保护, 德国人在中国的安全不仅不比他国人差, 且成功地恢复了不少在一战期间失去的经济利益, 复因放弃条约权利而获得中国人的好感, 为其后来与国民党建立密切关系打下了基础。

     战后出现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一开始就表示愿意废除沙皇俄国与中国缔结的不平等条约, 意识形态和具体作为都使其对条约体系的挑战更明显也更具冲击性。1924年5月, 中苏两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等系列文件, 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苏联对领事裁判权的放弃和承认与中国订立关税条约时采用平等互让的原则, 大大强化了中国与其他列强谈判的立场。此前的中德条约多少是战争的遗产, 而中苏条约基本是通过平等的谈判所缔结, 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他国签订的条约中对中国最有利的一次, 可以说开启了近代中外关系史上新的一页。

     这样, 一向被激进者视为北洋“太上政府”的外交使团中首次出现一个共产党国家的代表。苏联向中国派驻大使级驻华代表更凸显出这一象征性变化的实际意义:此前各国所派使节皆为公使级, 按照外交惯例, 在华使节中层级最高者应为外交使团的当然领袖, 这就意味着苏联大使将成为驻华外交使团的代表。结果, 所谓“东交民巷太上政府”很难再集体行使其惯性权势, 以不平等条约为基础的外国在华势力已不复为一个整体, 中外关系的格局出现了革命性的转变, 奠定了此后南北两政府修订中外不平等条约的基础。

     中国与德、苏新条约意味着已经运作多年的在华“条约体系”出现了巨大的缺漏, 同时也反映出中外关系可调适的余地甚大。德国人在中国的经历说明外国人无须治外法权的保护而生活得很好, 经济上也能获利。凭借其建立的平等新关系, 苏联可以在中国公开鼓吹和支持反帝运动, 然其通过中苏条约以及此后的奉俄条约实际保留了几乎所有的具体利益。后者提示出中国方面的修约要求可以是有限的和非常灵活的:中国朝野寻求的是主权, 有时甚至可以是象征性的主权, 而在具体利益上则可以做出较大的让步。

     在一定程度上, 既然多数列强 (日本除外) 渐已放弃直接掠夺中国领土的取向, 中国获得至少象征性的主权而列强基本维持其实际利益大致符合以间接控制为主的在华帝国主义秩序。但一向被认为最重实利的主要帝国主义列强似乎迟迟不能认识到中国修约要求的灵活性, 恰揭示出中外交涉方面的文化意义有多么深厚。

     列强对领土掠夺的放弃使外交谈判的重要性大增, 涉及具体利益时, 任何列强都不会轻易放弃对其有利的条约权利。然所谓“有利”, 包括实际有利和以为有利 (imaginary advantages) , 20世纪上半叶中外交涉的大量史实证明, 即使是那些早就对外国在华利益不起实际保护作用的条款, 列强也不轻言放弃。由于许多条约“利益”已是想像多于实际, 中外修约谈判中双方所争的常常不是具体利益的得失, 而更多是中外交往应奉行怎样一种“方式”。说到底, 这是一种文化竞争。那时的中外谈判常常因一些今日看来极细小的问题而搁置, 就因为对谈判双方来说, 这些细小问题都有着深远得多的文化含义。

     文化因素的影响虽深远却不甚明晰, 各国外交更直接受到本国政治体制的约束。在西欧和美国, 政治体制比较稳定, 但以代议制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对外交有着明显的限制, 内部的不同意见强烈影响着外交政策的制定和实施, 许多时候外交策略的思考其实是在因应国内的党派政治需要。而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日本和中国多少都面临着旧政治体制已去而新政治体制尚未充分确立的状况。政治体制的稳定与否直接影响到社会的动荡程度, 动荡的社会反过来又为形成中的政治秩序增添了变数。在这样的社会里, 新思想的产生更少限制, 其发展有着更广阔的空间, 但不同思想观念的竞争也通常更加激烈。更重要的是, 超常规和非常规的主张和行为很容易出现, 而相关职能机构按常规制定决策和推行其策略反不时被忽视甚至颠覆。本来任一大国的内部政治激变都会影响到其所在地区的国际秩序, 在东亚, 不仅中国和日本都不同程度地处于政治大变动之中, 横跨欧亚的苏俄也尚未结束其内部政治秩序的调整, 这就大大增强了这一区域国际关系的不稳定因素。

  而中国的乱相又特别明显, 政治和社会的“革命性” (主要指既存规范的失效) 超过日、俄两国, 甚至不时缺乏一个名副其实的有效中央政府。当时中国各军政力量基本重在内争, 其首要目标是扩充自身势力甚至统一全国, 与历代中原逐鹿并无大的差别。但是, 这一包括军事手段在内的政治竞争是在与历代大不相同的背景下进行的, 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即在于外国在华势力已成为中国权势结构的直接组成部分。故即使是纯粹内部的“改朝换代”, 任何对既存权势结构的挑战都要涉及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 实际也构成对条约体系的冲击, 致使中国内争和外力的纠结和互动远甚于他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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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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