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俞可平:探寻中国治理之谜

更新时间:2021-01-19 23:02:23
作者: 俞可平 (进入专栏)  
那还有没有更深层的驱动呢?

   俞可平:中西方学者都在尝试解释中国发展之谜。西方的经典解释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是因为中国先改经济没改政治,而苏联的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先改政治后改经济,典型的代表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学者谢淑丽(Susan Shirk),她有一本书就叫作《中国改革的政治逻辑》。

   但这个观点其实和我们的感知并不一样。她说我们没改政治,但是我们的个人经历和官方话语的建构都并非如此。中国官方话语中每次讲到改革都有政治改革的内容,从实践上看我们的政治生活变化也确实很大。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每一次党代会、每一次国务院工作报告中都有政治改革的内容。事实上,我们的政治变迁不仅反映在话语体系上,也反映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体验中。

   那么为何会有这种中西方差异呢?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而后发现原因在于我们对政治的理解不同。西方对政治的理解是多党政治、国家领导人普选和三权分立,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似乎确实没有变化。我们变化在哪里呢?我作为政治学者去思考,发现我们的政治变化其实是治理的变化,是国家治理在变。央地关系的改变,政府从管控型走向服务型,国家从人治开始走向法治,政治信息从封闭变得公开,开始强调民主执政、依法执政和科学执政。所有这些变化确实不是西方学者眼中的政治变革,而是治理的变革。我们做研究的人,对这一点要有清醒的认知,即人们对政治内涵的理解并不相同。

  

   问:在您治学的早中阶段,有哪些您认为很重要的治理问题需要研究?

   俞可平:当时我关注的问题都与治理有关系,也都是社会的痛点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已经出现了两极分化,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在持续拉大,我把它们叫作“新三大差别”。这怎么解决?同时,老百姓富裕了,但为什么还有很多不满,“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涉及社会公正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末社会犯罪率开始增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同时,当时也开始出现生态问题,伴随新一波市场经济热潮,不计成本地生产,环境问题就出现了。我们研究现实问题的人很敏感,马上就知道严重的问题出现了。我当时写了关于现代化进程中的代价、现代化进程中的民粹主义、呼吁更加重视公平正义等一系列文章,提醒人们关注现代化所带来的沉重代价。

   这些问题我认为只能通过改善治理来解决,只发展经济是不行的。当时很多人倡导政治改革,包括我自己。但讲政治改革一直比较敏感,而治理改革是工具理性,反对的人不多。此外,治理还可以提供一个通识性的工具,是沟通政治学、经济学等各个学科之间的共同话语。我在引进治理理论的时候,当时也有一些人抄袭我的文章。我对此并没有不高兴,这说明他们接受了治理的理念。21世纪初,治理理论在学术界已经成为热点,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当作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后,治理问题进一步成为全社会的热点。

  

   问:请概括您所经历过的中国治理重大事件?

   俞可平:我经历过太多重大事件。首先是“文化大革命”。我于1959年出生,“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我八虚岁。“文化大革命”时我是红小兵,曾做过公社的红小兵头目。村中的“黑五类”也要归我们红小兵管,每天早上带他们去给村子做大扫除,印象非常深。我当时想,这些人挺好的,为什么要斗他们?这个对我的影响太大了。我一直将参与政治当作本分,也当作一种责任,与这些经历有很大关系,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特点。之后是改革开放,这是第二个大事件。我的青年时期经历了这么大的变化,我深深地被触动,从此开始思考政治和治理。

   当然,还有后来苏联的解体,到今年美国大选特朗普下台,这些都是政治和治理的重大事件。新冠疫情更是影响全人类的大事件,这已经再一次改变了我的研究领域。我此前一段时间决定只“仰望星空”了,看古书、看政治经典、编《政治通鉴》、研究西周和古希腊政治思想,关心现实但不研究现实。但新冠疫情是改变人类的大事件,我认为学者有责任去关注和研究,于是我又把一部分目光收回来了。目前我主持了一个巨大课题:“新冠疫情与国家治理”,是基于18个国家和国内8个地区的比较,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研究计划。

   我们经历了很多重大事件,第一要反思。经历完要反思,而且是从学者角度的反思,努力寻找深层的原因。第二要有所作为,从这些重大事件当中吸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否则怎么能够尽一个学者的责任?这些话讲给别人听很多人可能会笑话我,但是我真是这样想的。我就讲学问、做学问,这是我的志业。做学问对我来说,不是职业,而是事业。

  

   问:往回再看,有哪些您曾经认为很棘手的治理问题已经大体解决?有哪些曾经不受关注的问题变得突出了呢?

   俞可平:最主要的棘手问题是贫穷,已经基本解决了。贫穷是人类发展的大问题,不只是中国的问题。解决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最了不起的地方。有些人可能会认为,我这样看问题似乎要求太低了,人家发达国家早已解决了。但我们看问题,还得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此外,原来我担心的生态问题、廉洁问题也开始得到有效解决。

   但也还有很多问题没得到解决。一是社会公正,比如贫富差别、城乡差别和区域差别这“三大差别”。二是核心价值观的落地方案。核心价值观很好,十二个核心价值中有六个是政治价值。但是只倡导不行,要去推动它落地,需要有制度、措施。我离开中央编译局回到北大之前,给《北京日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题目就叫作《要把核心价值观当真》。现在到处都贴着核心价值观的标语,但要当真,要真正地去做。要是没有民主、没有自由、没有公正,哪还有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比之所以优越,是因为我们在人类核心的基本价值上应当比后者做得更好。三是文化转型没有完成。现在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文化三种文化共存,我希望尽快融成一种新的文化,不要相互对立,要相互融合,把好的留下来形成一种新的中华民族的先进文化。现在有点撕裂,对于一个问题大家往往相互打架,如果个别人打没问题,但群与群之间打,这就说明文化价值观出问题了。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就会撕裂,会出大问题。

  

   问:中国治理研究应该如何发展,主要有哪些面向?

   俞可平:我希望中国治理研究从三个方面发展。一是研究人类治理的共同规律和理想状态。一个伟大的民族必须有对未来的理想。理想不是空想,而是要顺应全人类国家治理的普遍规律,所以要更加重视人类治理规律的研究。我在学校开了一门很小的讨论课,叫“人类理想政治状态研究”,专题探讨这个问题。

   二是研究中国特色的治理现代化,或者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中国特色是什么。我认为这个问题还需要研究。现在的官方语言讲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是最大特色,这当然是客观事实。但如果以为有了这个结论就不需要研究中国治理的特色了,那也太简单了。我们要用学术的语言,从学术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去研究真正的中国治理特色是什么。我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和国外学者交流中国治理特色时会区分官方话语和学术话语。要以学术的语言概括中国的治理特色,国际才会接受,才会认可中国治理的不同。但不同的基础首先是相同,所以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共同的东西是什么,怎么让国际理解中国治理。

   中国的国家治理毫无疑问带有许多自己的特色。第一,多元治理,但党是主导。现在政府、社会组织、社区、公民都参与治理,甚至还有企事业单位参与治理,这是多元治理,但是党又是主导的。第二,增量改革的路径依赖。增量改革是加法,以扩大利益为主。我们对此有路径依赖,不搞休克疗法,简单说就是“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但问题是该突破也要突破。第三,以点带面。我们做事都采用试点的方式,用学术语言说就是政策试错。第四,样板引领。到中国任何地方去,都一定会把最好的东西展示给你,这其实是中国治理模式的一个特征。说得难听一点可能是“你就只给我看好地方”,但积极地去想这是有好处的,它树立了样板,大家都向它学习,今天的它就是明天的你,起到了示范作用,这也是很好的一种治理模式。第五,法治德治并存。在走向依法治国的过程中,以德治国或者德治也很重要。这些都和西方不一样。

   三是研究政治发展。我希望中国的治理研究慢慢地也会把治理现代化与政治发展联系起来。现在大家都在讲治理,但治理毕竟是工具理性,最后的价值理性还是政治发展。从研究的角度来讲,这一点也无法避免。

  

   问:展望未来,中国治理有哪些重大的议题需要继续深挖?

   俞可平:有很多议题还需要大力研究。第一,民主与法治的关系。尽管对此我有自己的看法,但现在还不能随便下结论,还有争论。第二,党政关系。我们经历了党政分开到后来实在分不开的党政合一。在党政关系上,到底是合还是分,合到什么程度,分到什么程度?这些问题都还没有解决。我现在也开始研究这个议题。第三,党的领导与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这三者有机统一是我们的理想政治模式,但如果不统一、有冲突怎么办?怎么实现有机统一?第四,在中国模式下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第五,国家治理的中国特色与共同规律。

   应该说这些都是大问题,我希望更多研究者聚焦这些问题,给出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的答案。

  

   问:您认为中国治理研究对实践的影响体现在哪里?

   俞可平:总体上来说,研究对实践有一定的引领、影响、鼓励的作用。我原来在中央机关工作,参与了不少决策,应该说我和团队的研究对于推进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实践还是起了一些积极的作用。首先,引领的作用,我们积极倡导治理和善治,受到了普遍的关注,成为理论的热点。

   其次,影响决策的作用。比如我们提出的协商民主、政府创新、社会治理,都影响到了决策实践,很多概念也进入了官方文件,比如善治。最后,鼓励导向的作用。鼓励那些好的改变、创新,比如我们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和“中国社会创新奖”等。

   我的体会是,我们之所以能起到这些作用,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我长期在体制内工作。在中国要想引领实践,需要有相互之间的信任感,这种信任在体制内更容易达成。在体制外很难影响,因为如果信任度不够,好意也会被认为是说三道四。中国到目前为止的决策机制还是以内部决策为主,外部听证咨询为辅。内参调研比外面的倡导要重要得多,也是主要的决策依据。在《权力与权威》新书座谈会上,一位有名的教授问我,“俞可平老师你给我讲讲真话,这个书出版社删掉了多少,哪些删掉了”。我如实告诉他,我的书完全没有删节。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基本的信任,既信任我的基本观点和结论,也信任我的出发点是推动国家和社会进步,还信任我了解和掌握政策的尺度。

   其次是积极参与公共政策议程。学者要有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烈责任感,要积极主动地参与现实的政治生活,参与决策调研和政策制定。如果你是立志推动公共事务进步的学者,就要主动去参与决策和社会实践。在回北大前,我每年都会花大量时间参与调研,并与党内的许多改革派官员建立了友谊。通过参与,也会改变和调适自己的部分学术逻辑,使自己提出的政策建议更有针对性,提出的理论对实践有更强的解释力,从而使自己的学术更好地服务社会实践。

第三点是要有自己的学术立场,不能走极端。我自己有一个座右铭,“不左不右,走人间正道”。有一段时间右派批评我是左派,左派批评我是右派,但其实我是中间派。我不走极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450.html
文章来源:《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2021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