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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亮:社会资本在降低助学贷款违约率中的作用

更新时间:2021-01-19 16:46:59
作者: 赵亮亮 (进入专栏)  
学生还款的动机受到这种关系的支配是十分明显的。个人的决策受到他人的强烈影响,“别人拖欠贷款,则我也拖欠,拖欠的人数越多,则我拖欠被处罚的危险性越小”。这种搭便车的心理在学生决策中是普遍存在的,这正是模型所要突出的一个特征。

  

   四、利用社区纽带降低违约风险

  

   社会资本的积累来源于人们长期的互动交往,在一个流动性较强的社会,人们的交往对象越多,越是容易变动,就越难把对他人的信用状况的判断加以重复利用。那些信用较差的人可以在某一个地方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他人的利益,然后又到另一个地方进行采取同样的机会主义行为并且很难引起戒备。社会流动性的增强减弱了对不守信用者的惩罚能力。相反,在传统社会中,人们交往的对象相对固定,这促使每一个人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声誉。[8]若今天,两个主体A和B发生了一次委托代理关系并且是A其中的代理人,如果A采取机会主义行为损害了对方利益,他很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又必须与B合作并且是另一次委托代理关系的委托人,那么B也会采取“以牙还牙”的方式使A的利益受到损害。即使A不再与B发生委托代理关系,A的机会主义行为会被群体中的其他成员获知,如果这个群体是相对稳定的,A的恶劣声誉将使他今后很难找到合作者。这种情形本身会对群体中的每一个成员形成约束,维护声誉的动机使他们不敢轻易采取机会主义行为。

   在上述约束机制中,关于每一成员的行为方式的信息能够被群体成员能广泛获知,同时成员活动交往的对象相对固定是重要的。在传统的社会中,这些条件都是具备的,所以上述约束机制能够有效地发挥作用。虽然今天的农村社会早已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流动性、开放性大为增强,但是仍在一定程度上它保留了上述传统社会的特征,由成员之间的互动所产生的社会资本对个人的约束依然存在,并且可资利用。相比之下,大学生群体作为一个具有较强流动性的群体,则缺乏上述特点,因而无法为约束机会主义者的违约行为提供条件。

   利用社会资本解决信任问题的一个极好的例子就是农村信用社对借款人行为的约束机制,具体可以从以下两方面来认识:

   第一,农村居民的居住相对稳定,长期生活在一个村庄,村民之间发生的经济往来较多,村庄内居民之间在经济交往中可以获得关于对方的信息。一般来说农村信用社每一个村庄都设有乡村信贷员,这些信贷员对本村居民的生产活动、信用状况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例如某个借款人是否喜欢冒险,从事商业或生产经营活动的才能如何,这些关系到贷款能否顺利收回的重要因素在村庄内是相对公开的信息,也是信贷员可以获得的,是信用社贷款决策的重要依据,也是对借款人行为进行监督的主要途径。

   第二,村民之间的联系天然的形成了对违约者的有效惩罚机制。如果一个农村家庭在村庄内失去信誉,此后他就必须为之付出代价,这种代价可能是无法再次获得贷款,也可能是由于其他居民不愿与之合作所带来的不便和损失,因此家庭违约的机会成本较高,具有较强的按期履约还款的动机。

  

   五、结论

  

   社会资本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在人际的互动之间,增加对彼此信息的了解,这些信息有助于形成声誉机制来约束人的行为,减少机会主义。在熟人社会,人们之间的交往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重复发生的,声誉对一个人未来与他人的合作非常重要。因而熟人社会有更多的社会资本存量。

   本文对个人行为的和群体环境的关系作了阐述,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互补性,这是社会资本影响个人行为的一种机制。本文利用个人在约束条件下的最大化模型,分析了在助学贷款中借款人是否会违约的条件。结果证明了,当群体中违约者人数比例超过某个临界水平时,个人会选择违约。这也意味着违约行为存在一种传染机制,进一步来说,大学生助学贷款之所以会发生很高的违约率,主要的原因是在这个群体中社会资本存量不足。相反地,在农村地区,社会资本的存量较高,能有效降低贷款的违约率。

   本文的分析表明,从贷款给学生,转变为生源地贷款,能减低贷款违约率,主要的原因在于生源地贷款能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本,对借款人形成严格约束。特别是在农村,长期的共同生活使村庄内居民之间形成了大量重要的社会资本,如果贷款人能够利用好家庭生活的社区中信息传递的重要渠道,就有能大大降低贷款的违约风险。大学生作为借款人即使毕业之后离开其大学所在地,仍然有很强的动机还款。

   生源地贷款在某些地区的实践中已经收到了较好的成效[9]。大约在2001到2004年间,生源地贷款在很多地区都有较快地增加,但此后的发展似乎比较缓慢。截至2009年10月底,我国助学贷款共放贷468亿元,当年全国共审批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学生62.2万人,合同金额46.1亿元,分别占当年国家助学贷款的60.8%和53%[10]。可见,生源地贷款已经有了较大的规模,但依然有增加的空间。目前关于生源地贷款的可行性也还有一些争议。中间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在具体操作上也面临着一些困难和问题,一些研究认为主要的问题是在于相关的政策和制度不够完善[11] [12]。如能在具体操作上加以完善,生源地贷款比重增加将能有效地降低助学贷款违约率。

  

   参考文献

   [1]付霞. 国家助学贷款的高违约率现象探析及降低违约率的实践思考[J].宿州教育学院学报,2011,(2):80-82.

   [2]龙显均.从国家助学贷款看大学生诚信危机[J].中国高教研究,2004,(4):71-72.

   [3]司晓悦,王超敏.国家助学贷款制度创新——全面推行生源地贷款[J].中国高教研究.2006,(11):61-62.

   [4]高建刚. 社会资本外部性的经济分析——以信任关系为例[J].当代经济科学,2006,(5):23-29.

   [5]李中坚,王娟,刘莉.对欠发达地区开展生源地助学贷款的思考[J].甘肃金融,2003(8):18-19

   [6]殷辛月,杨卫东. 担保保证:应对生源地助学贷款带来的问题[J]. 中国农村信用合作,2008,(11):71.

   [7] Becker. Social economics: market behavior in a social environment [M]. Ha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8]伊斯特林.经济增长的迷雾[M].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

   [8]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何云江.助学贷款“零违约”,贵州为何做得好?[N].西部时报,2006-7-4,(10).

   [10]臧兴兵. 生源地助学贷款可持续发展研究[D]. 华中科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

   [11]李庆豪,沈红.生源地助学贷款:现状、问题与前景[J].教育与经济,2005,(3):37-38.

   [12]沈红.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与实践中的既成矛盾[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4,(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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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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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海南金融》 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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