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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圣荣 兰丽:国内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的比较及启示

更新时间:2021-01-19 15:04:52
作者: 罗圣荣   兰丽  
就平衡治理主体关系而言,广大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迅速崛起,它们期望在全球事务中贡献力量。然而,全球治理的话语权至今仍然掌握在发达国家手中,使现行全球治理体系无法妥善解决层出不穷的诸多公共问题。37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强调各国都是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理应成为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和建设者,为解决共同问题贡献智慧、凝聚力量,促进全人类的发展和进步。38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取向与实现全球治理目标相契合,推动全球政治、经济和文化均衡发展。当前,全球治理下的经济、政治、文化话语均存在失范危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从增进共赢利益出发,试图通过建立紧密的经济联系等方式推动全球经济、政治和文明多样化。39 郭海龙、汪希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世界走向共同发展、全球治理提供了现实方案。40 它是一种突破民族国家和意识形态束缚的全球化理论,兼顾人类整体利益和各国人民利益,以实现各国合作共赢为目标41 。全球治理体系不断完善和变革是未来全球化的必然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出全球善治、全球协商共治等新理念或将成为评价全球治理的重要来源,并在完善自身价值的同时为推广全球治理目标集思广益。42

   (二)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主体动机的解读

   1.从现实主义视域推断人类命运共同体行为逻辑

   从现实主义视域出发,西方主流价值观将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建立新的霸权体系联系在一起,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对西方构建的国际自由秩序的超越。首先是大国地区竞争说。出于对安全的考量,美国学者古纳塞科兰(Aarthi Gunasekaran)、巴德尔(Jeffrey A.Bader)将中国此举视为意在排除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加强对周边邻国的掌控力。43 其次是降低国际社会担忧警惕说。例如,布莱恩·雷维(Brian Leavy)指出中国在努力争取支持方面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缓解外界对中国在亚洲的领导雄心的真实性质和程度的担忧。44 第三,帝国天下观延续说,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华传统帝国天下观的延续。45 西方学者偏向对“一带一路”倡议背后的经济和政治动机进行猜测,如将其视为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本质上是为了对抗政治对手、建立国际新秩序。46 另有学者将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领海争端纳入研究,以凸显中国在扩大区域经济发展方面的野心,力争实现政治经济“双赢”。47 这种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动机的“污名化”解读,显然是受到了西方自我中心主义思想和普世价值观念的影响。

   2.从全球发展的视角评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动机

   西方学界主要从三个层面评价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动机。一是顺应全球发展。奈斯比特中国研究所所长多里斯(Doris Naisbitt)在其著作《对话中国模式》中即认为和平是中国发展的前提,中国一直是全球发展的受益者,随着中国的崛起,大国责任意识激励着中国为全球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的贡献。48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正是中国面向世界的重要引领工具,推动世界走向更和谐、和平的合作。49 二是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政治地位。如帕拉代斯(J.F.Paradise)的看法是“中国基于外交政策目标,将价值观和标准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借此可提高中国外交政策影响力,影响国际体系的发展以及发展中国家的发展”。50 三是改变全球秩序游戏规则。马尔科姆·华纳(Malcolm Warner)指出美国欲退出全球模式,然而世界经济格局需要东方和西方的共同参与。51 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否成为全球共同发展的新模式,国外学界的态度并非一致。如拉鲁什(Helga Zepp-LaRouche)就认为“崛起的中国,通过定义人类命运共同体,把讨论和思考全球发展的水平转移到一个更高的平台”52 。而以中国发起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例,戈德博尔(A.Godbole)则认为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当前发展秩序的挑战。 53

  

   三、关于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的比较

   (一)国内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的探讨

   1.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的实践路径

   国内学界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施路径做了相应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文化互通和法治化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三大路径。首先,“一带一路”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佳平台。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合作机制,54 如“一带一路”通过创新合作模式进行国际合作,强化同国际社会的交流互动。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通过双边合作或多边合作,建立可持续发展的伙伴关系,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基本同步。目前,国内学界仍在探索提高中国方案价值体系说服力的路径,以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方案的认可度。55

   其次,文化互通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互通,最终指向对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互通即文化互通,是一种打破民族、宗教等差异的共同性表征,有助于恢复文化间应有的平等关系。56 文化互通是在思想层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旨在消除交叉重叠身份困惑的重要路径。文化互通为促进全球文化求同存异,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57

   再次,法治化路径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法治化可分为国内法治变迁和国际法两大方面。以李猛为代表的学者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法律的关系出发,提出理念为基、法律为体、法治化是路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目的的观点。58 2018年,宪法修正案正式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标志着该理念载入中国法治体系。59 与此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完善国际法提供新思路。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构建的共同体价值理念,是对现代国际法的重大贡献,60 这有助于提高新兴力量在全球治理规则制定中的地位,从而实现全人类的共同发展。61

   2.全球治理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可行性

   全球治理指国际社会的多元行为体为解决全球问题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过程。62 全球治理路径大致可分为解决全球治理危机和提升国家能力两个维度,解决全球治理危机是实践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方向。近年来,全球治理本身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为全球治理对象扩展、全球治理主体分散、全球治理供需失衡等几大问题。63 全球治理体系正从以发达国家为中心的传统格局,转型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同治理的新型格局。64 吴志成等从发展的超前性和全球治理体系的滞后性出发,认为当前西方无力继续支撑其在全球治理结构中的主导地位,为此改革全球治理体系要提高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通过对接公共产品的多样化供给和多样化需求,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65 尽管各国之间仍然不可避免地出现竞争和矛盾,但事实上早已形成命运共同体。66

   提升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保障。对于一个国家的全球治理能力,可以视为国家为有效解决全球性问题而主动提供全球公共产品的素质和技能,包括硬能力、软能力、巧能力三个方面。67 纵观近五个世纪的全球发展体系,主导治理话语权的发达国家时至今日尚未实现全球共同发展,同时也不能保证所有参与全球化的群体获得同等受益机会。这种“治理缺位”导致在既有的全球体系下出现各种普遍性矛盾,如权力分布失衡、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集中暴露和迸发。68 随着中国实力不断增强,保障国家未来发展的治理能力也相应提升,国际社会普遍期望中国在全球治理中分享经验、发挥作用,中国也有能力和意愿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全球治理领导乏力的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大国之间领导力竞争的问题。69 尽管中国的治理能力有目共睹,但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中国仍然面临着国家治理能力与国际影响力不匹配的困境。70

   (二)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践路径的探讨

   1.从“一带一路”建设的角度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国外学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路径的分析主要聚焦于“一带一路”倡议。如在经济层面,国外学界认为中国以“一带一路”为平台支持海外投资,增强经济吸引力,有助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不仅满足中国的发展需要,也满足其他参与国的发展需要。71 由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对资金的需求远远超出目前的供给,中国一直在调整对外投资策略,多方筹措资金,为发展金融机构提供软贷款或经济战略服务。72 中国已在亚非等地建立了一系列区域性机构,通过这些机构,中国试图构建新秩序。因此,“一带一路”倡议既被视为沿线国家的经济福祉,亦被视为中国以外交和经济的双重手段攫取当地资源并借机拓展影响力的战略。73

   在政治层面,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弱化国家间政治利益冲突和对立,达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政治目标。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延伸,中方将继续利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各国在东盟、联合国等多边机构中与中方立场保持一致。但国外学界认为在加强地区地位的过程中,中国的手段有些咄咄逼人。74 正如亚太安全研究中心的莫汉·马利基(J. Mohan Malik)指出“中国对外关系的目标通常不是寻求或直接控制,而是通过强制存在实现行动自由、经济主导和外交影响力,因此,中国的行为符合现实主义理论家对地区霸权的预期。”75 例如,有学者指出中国从2013年底起开始在南海问题上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但为淡化“军事化”争议,中国又向东南亚国家发出友好合作信号,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将其作为制定国际新规则的工具,以稳定周边关系。76 在国外学界一些人看来,中国向世界推出的新举措,如“丝绸之路经济带”,不过是外交说辞而已。77

   2.从软实力的角度分析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

   通过软实力输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外学界分析其路径的另一角度。软实力输出与中国被国际社会的认可程度有关。苏伊希罗·阿基拉(Suehiro Akira)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视作中国建立以中国为主导的新制度框架,并将这一活动视为“汉化过程”。78 据皮尤研究中心2013年一项关于“全球态度项目”(Global Attitudes Project)的调查显示,即使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中国的软实力赤字也很明显,而这些地区恰恰是人们认为中国影响力最强的地区。沈大伟(Shambaugh David)分析这种反差后认为“中国政府开展公共外交的方式与建设高铁等基础设施的方式一样,即通过投资期望看到发展”79 。自2014年以来,中国多利用国家领导人出访机会,不断签署巨额经贸协定,发放巨额贷款,开展巨额经济援助。对此,埃尼利托·塞维利亚(Henelito A.Sevilla Jr.)的看法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路径选择上,中国习惯将投资作为最有效的手段,利用金融影响和塑造他国行为,但就回报率而言,其结果令人担忧”80 。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中国的外交和发展计划,以官媒为主要输出路径,同时兼顾自媒体、出版、教育、艺术、体育及其他渠道,以实现广泛传播。例如,举行东道国主场外交、成立孔子学院、大力发展海外媒体。东道国外交主要通过举行政府和非政府间会议,如博鳌亚洲论坛、中国发展高层论坛、清华大学世界论坛等,宣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及其旗下产品。其次是成立孔子学院。孔子学院作为中国负责在海外教授中国语言和文化的中心,是构成中国软实力输出的关键部分。再次是大力发展海外媒体。拉里·哈瑙尔(Larry Hanauer)、莱尔·莫里斯(Lyle J.Morris)据此认为“中国在海外的宣传努力,受到了过时的新殖民主义影响”。西方新闻机构作为西方国家喉舌,常以负面报道抹黑中国形象,遏制中国崛起。西方媒体的对华偏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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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世界民族》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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