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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道炫:苏维埃革命——抗战时期的回望

更新时间:2021-01-17 10:36:34
作者: 黄道炫  

   群众工作做得好,离不开干部。人们对苏维埃时期记忆尤深的还有干部教育和干部队伍。所谓“苏区干部好作风”,说的就是苏区时期尤其是中央苏区干部建设的成功经验。杨尚昆讲到支部训练时,不忘举出苏区经验:“县委应着重训练支部书记。中央苏区在五次围剿时提出‘一切工作面向支部’。”【《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9月11日—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尽管面对的对手不一样,抗战和苏维埃两个时期,中共都同样处于战争状态,因此,苏维埃革命的武装斗争经验常常会在抗战时期被提起。毛泽东强调:“我们坚决反对被占领区域没有办法的说法,在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讲讲十年内战时期许许多多的经验。”【《对陕北公学毕业同学的临别赠言》(1938年3月3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8页。】毛泽东讲到的这些经验应该包括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组织政治工作研究委员会(大队以上干部),研究‘红军时代的政治工作’及‘苏联政治工作条令’。”【《一九三九年工作总结与一九四○年工作计划的报告》(1940年1月6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3卷,第23页。】“连队政治工作教材须依照我军红军时代连队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重新另编。”【《政治整军训令摘要》(1939年12月6日),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史编写办公室编:《第一二○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抗日战争时期资料丛书》第2卷,1994年,第92页。】也包括部队训练:“行军力不强,不成其为游击队,像过去红军能日行百六七十里,才能应付日益艰苦的局面。”【《豫皖苏边两年来平原游击战总结》(1940年8月25日),《彭雪枫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272页。】还可能包括部队组织:“要建立【武装】,像苏区时从赤卫队到模范赤卫队,到补充团,再成为正规军。”【《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9月11日—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78页。】以及民间武装和抵抗:“苏区时代赣东北做得好,埋炸弹,设木炮,不见人也能打敌人。”【《杨尚昆在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39年9月11日—13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2卷,第477页。】尤其是民间抵抗,在抗日游击战争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内战时期红军创造了挖空大树装火药的土炮打敌人。今天我们更须设法大量发挥土炮、土枪的作用。同样在战术上也应创造群众战术,如敌人撤退我就前进,敌入前进我就绕到后方扰乱等等,使敌人穷于应付,又打不到我们,以增加敌人的疲困,达到消磨敌人的目的。”【《作战方针和军事工作》(1942年11月),《粟裕军事文集》,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

   苏维埃时期的日常工作得到不少赞誉,毛泽东对此记忆犹新:“过去中央苏区也搞过文化,比如有海军舞,在座的同志也有看过的,也有识字组,办过报,办过学校,但不能说全党都学会了,因此也不是很有成绩。”【《关于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1944年3月22日),《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07页。】苏维埃时期,由于中共首次拥有自己的管理区域,之前的许多治理理念得以实施。比如男女平等观念就在苏区得到落实,妇女运动广泛开展。1941年,邓子恢要求发动妇女参加生产时,特地讲到苏维埃时期的经验:“江西兴国一次扩军六千余人,全县参加部队及地方工作人员共四万人,但生产并不减少,反而增加,这就是妇女参加劳动的原因,并且担负了后方的工作。……内战时代,很多工作靠女同志去推动,男人由他的母亲,妻子推动他,常常要比别人推动他要有效得多。”【《在淮北第一次妇女工作会议上的报告》(1941年9月7日),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淮北分会等编:《邓子恢淮北文稿》,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页。】这应该是抗战时期中共党人的真实记忆。

   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关于苏维埃革命的正面记忆,是中共革命历史连续性的体现,呈现了苏维埃革命对于中共党人而言的诸多正面体验。


二、抗战时期中共党人对苏维埃时期的批评

  

   尽管苏维埃革命对中共党人留下的记忆总体是健康的,但无可讳言,苏维埃时期确实存在诸多严重问题,比如中共历史上著名的三次“左”倾错误,第五次反“围剿”中的政治、军事指导失误,肃反中的错误等等。对此,毛泽东曾做过系统研究和总结,要求全党吸取经验教训。他曾在多个场合尖锐批评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早在1938年,他就谈到:“中央苏区时期的伟大的组织工作,不论军事建设也好,政府工作也好,民众工作也好,党的建设也好,是有大的成绩的,没有这种组织工作与前线的英勇战斗相配合,要支持当时残酷的斗争是不可能的。然而在当时党的干部政策与组织原则方面,是犯了严重原则错误的,这表现在宗派倾向,惩办主义,与思想斗争中的过火政策。这是过去李立三路线的残余未能肃清的结果,也是当时政治上原则错误的结果。”【毛泽东:《论新阶段——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1938年10月12日—14日),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48页。】1940年,毛泽东更明确指出:

   土地革命的后期,由于不认识中国革命是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革命的长期性这两个基本特点而产生的许多过左的政策,例如以为第五次“围剿”和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斗争是所谓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的决战,在经济上消灭资产阶级(过左的劳动政策和税收政策)和富农(分坏田),在肉体上消灭地主(不分田),打击知识分子,肃反中的“左”倾,在政权工作中共产党员的完全独占,共产主义的国民教育宗旨,过左的军事政策(进攻大城市和否认游击战争),白区工作中的盲动政策,以及党内组织上的打击政策等等,不但在今天抗日时期,一概不能采用,就是在过去也是错误的。【《论政策》(1940年12月25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62页。】

   写于1941年的《驳第三次“左”倾路线》一文中,毛泽东对苏维埃时期“左”倾错误的批评尤为激烈。此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正在召开系列会议,讨论党史尤其苏维埃时期的历史问题,这篇文章即针对会上讨论而发,感情充沛,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毛泽东批评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指导者在城市和乡村都执行了错误的政策,在城市,“不管三七二十一,只是下令‘用一切力量组织反日罢工’。又如反日,是非法的,但亦可以利用社会的舆论与各种政治间隙去进行某些工作。临时中央却只是高叫一顿,乱撞一顿,结果是任何稍为广大的、稍为持久的反日运动也做不起来。”【《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1941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0页。】在乡村,则是盲目扩大打击面,“不给地主一份土地去耕种,其结果,便是迫着他们去当绿色游击队,手执武器向苏维埃拼命,这有什么好处呢?富农分坏田,把富农降到赤贫,让这一部分农民也反对我们。……你们的这一套,就可以叫做领导权吗?否!这是毁灭权,这是毁灭无产阶级领导作用的办法,这是毁灭革命的办法啊!”【《驳第三次“左”倾路线(节选)》(1941年),《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42页。】

   抗战时期中共对苏维埃时期“左”倾错误的全面检讨写进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该决议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上全面批评“左”倾错误,可谓盖棺论定的文件。不过,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批评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不等于否定苏维埃革命;即便是“左”倾错误时期的领导路线,也不是一概否定。毛泽东说过:“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态度,不要否定一切。例如对于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时期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学习和时局》(1944年4月12月),《毛泽东选集》第3卷,第938—939页。】

   之所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要在抗战时期清算苏维埃时期的“左”倾错误,关键在于希望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从政治、组织、思想上清算“左”的错误。一个政治力量,不可能不出现问题,回避问题不是出路,发现、暴露、面对问题,才有助于真正解决问题。这是领导者出于政治进步需要做的严格自我检讨。为此,毛泽东数次在抗战的关键时刻,联系苏维埃革命中的经验教训,警示党内同志:“有确实不负责因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当然应当加以指责与处分,有因客观困难或能力关系而不能完成任务者,就不应当加以打击。要确记中央苏区五次反‘围剿’时的教训,当时因客观困难不能完成任务的干部,很多受了打击而感觉无出路。现在困难增加,要强调干部同生死共患难的精神。”【《华北各部队今年冬季的任务》(1940年11月16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316—317页。】1942年致陈毅电中以强烈的危机感警醒前方:“伴随着极端残酷斗争,根据地缩小必然要到来,而且可能很快到来,这一点如不预先计及,将来必要吃大亏。在此情形下,不论华中、华北,都不能维持过大军队,如愿勉强维持,必难持久,一九三四下半年中央苏区的经验我们不应忘记。……内战时还可以有长征,现在则绝不能有长征。”【《对华中精兵简政的意见》(1942年8月4日),《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437页。】

   除毛泽东外,中共党内其他高层领导人对苏维埃时期的问题也有所感触,对中央苏区后期的军事方针的议论尤为集中。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的朱德坦承,反“围剿”战争后期,“军事上由教条主义出来负责,方向从此又搞错了。红军三大任务,改作只剩下了一个打仗,不做群众工作,不筹款,因此就脱离了群众,又保障不了供给。以后红一军团虽也打了很多好仗,但今天看来,很多都是空打的”【《在编写红军一军团史座谈会上的讲话》(1944年),《朱德选集》,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彭德怀谈到:“要坚持根据地就必须打破敌人各种包围进攻,首先是武装的包围与进攻,否则,一切建设,如群众运动、文化教育、建立群众性的大党、经济建设等等,都谈不上,而根据地也就一定会垮台。中央苏区的退出与垮台就是明证。中央苏区那时的群众运动、文化教育……都比现在根据地好一些,但由于军事指导上犯了错误,五次【反】‘围剿’没有打破敌人的进攻而退了出来,结果一切都垮台了。”【《彭德怀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第二次发言》(1943年2月14日),《太行党史资料汇编》第6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36页。】刘亚楼1943年回忆:

   第五次[反]“围剿”过程中,我们的广大干部群众中最大多数的同志都深刻感到“现在似乎一切都不如从前了,总是打不对头,一突下去无论长短不是僵局便是退出”。虽然当时训令报纸(《红星》)杂志(例如华夫在红色战场上的“论与再论堡垒主义下的新战术”两篇文章)多方解释说,现在我正规大军进行战争的新原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和战史经验的,说现在环境确定了我们不能有从前那样的痛快淋漓的胜利,现在应该积小胜而成大胜,以争取“两条道路决战”的总胜利。但是,当时直接参加前线作战的同志,根据亲眼看见的结果,总是苦闷一团。【《对第五次反“围剿”的思考》(1943年2月),《刘亚楼军事文集》,蓝天出版社2010年版,第88页。】

作为抗战时期中共军队政治工作的负责人之一,谭政对苏维埃时期的军队政治工作做了比较细致的检讨:“就其消极方面说来,(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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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苏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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