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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勤王”动员令是一场美国民主的911

更新时间:2021-01-17 10:19:55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立场与利益不同的人走到了一起,甚至包括彭斯、蓬佩奥及其他共和党核心政治精英也选择了远离特朗普,支持民主过渡、法治与秩序。

   对特朗普的“问责”之风是借助这种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意识而来的,主要包括:

   其一,美国主流社交媒体(推特、脸书等)的账号封杀,堵死“推特治国”的优势网络,对特朗普可谓“一剑封喉”,由此引发对媒体“第四权”滥用与言论自由保护的意见分歧和价值大辩论;

   其二,启动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的“总统停权”程序,由副总统彭斯召集多数内阁成员形成关于总统不能履行职责而停权的证明文件,提交国会投票表决而生效,但彭斯似乎无意于在超出“权力交接”范畴之外继续展开所谓的“政治反叛”行动,标志着两党针对特朗普的法律行动共识是极其有限与薄弱的;

   其三,启动美国宪法的总统弹劾程序,对特朗普而言属于任内第二次,美国历史上首次“二度弹劾”,该程序依法由美国众议院提出,参议院审理,联邦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主持审理,由参议院投票表决,但弹劾由于程序复杂、两党争议及时间仓促,难以顺利完成。

   以上问责形式中,社交媒体封杀是即刻实现的,但存在一定的合法性争议,而总统停权与政治弹劾依宪法程序展开,动力不足,难以奏效,却可以起到政治羞辱及“政治性死亡”宣判的打击意义,切割特朗普与其支持者群体及精英网络的政治合作关系,防范和化解特朗普主义对拜登执政及2024年总统选举的残余影响力。

   对特朗普的政治封杀,根源于一种深植美国精英圈的全球化共识与帝国理性:

   其一,民主党代表了一种内政上的自由多元主义和全球治理上的自由帝国主义,从政治思想本质、渊源及规范性上更接近一种新“联邦党人主义”,属于美国建制派精英的基本价值观与政治共识,而特朗普主义对此属于一种价值背叛和反动;

   其二,以美国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第四权”是美国帝国理性与全球治理技艺的重要支柱,对传播和巩固美国民主的全球声誉及影响力是关键支撑因素,特朗普对美国民主信仰的动摇和破坏,打破了这些社交媒体的核心价值观、帝国事业责任感与规范合意,必须以严厉的封杀行动阻止特朗普的破坏性言论与煽动性影响;

   其三,内阁造反的“总统停权”程序是民主党对共和党政治精英的胁迫和鼓动,试图凝聚针对特朗普主义的“泛帝国理性”的新共识,通过将特朗普视为“民主之敌”而重塑美国民主的团结基础与价值依据;

   其四,弹劾程序来自共和党占据微弱优势的国会,代表了代议制精英民主对大众民主与民粹领袖的政治批判和反制理性,试图节制和阻遏美国来自底层的逆全球化冲击力和破坏性,以维护美国作为全球化帝国的基本阵线与利益网络。

   因此,特朗普必须为其对美国民主与帝国理性的实质破坏行为付出代价,承担责任,最低限度是要被清理出美国政坛,其标志就是“社会性死亡”与“政治性死亡”。如果特朗普试图继续保持政治存在与挑战性角色,不排除总统权力交接后有针对其本人与家族成员更加严厉的刑事调查与惩罚。美国民主政治的残酷生存游戏,正处于狂飙突进的颠覆性状态之中,很有可能越玩越出界了。

   但针对特朗普的“民主党”式政治追杀,是否就能够凝聚起美国的民主与帝国共识呢?已经实质分裂的美国会因为“墙倒众人推”式的问责特朗普而重新团结起来吗?特朗普所代表的7400万基础选民的政治愤怒与社会不平等,以及美国本土民众与全球化精英的价值和利益冲突,会就此抚平吗?如果对特朗普的政治追杀矫枉过正,是否会引发美国人民的再次摇摆和反弹呢?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

   综合来看,民主党的政治封杀夹杂着政党私利(政治泄愤及阻止特朗普的2024挑战)和对美国本土民众利益的继续压制,拜登执政预期主要功能在于政治维稳及实现既得利益集团的全球利益网络之修复与促进,但对于解决美国本土民众的失败处境以及美帝国的衰退压力并不会产生积极效果:

   其一,特朗普主义本身并不是美国民主的病因,而是药方。相比民主党的自由多元主义与自由帝国主义药方,特朗普的治疗药方有利有弊,半途而废,因此进行周全理性的评估还很难有说服力。但有一点,简单否定特朗普并不能直接找到解决美国民主病根的良药。

   其二,民主党持续追杀特朗普可能造成6日事件带来的“短暂共识”快速破裂,不仅共和党难以与民主党继续共同行动,而且特朗普的基础选民可能会被激发出新的激烈抗争,造成美国民主政治再次陷入即刻并持续冲突的泥潭,1月20日就是又一次考验的关口。

   其三,社交媒体对特朗普的集体封杀令,尽管在合法性上可能难以追责,毕竟“第四权”不是真正的公权力,媒体平台作为私人企业有合法审查平台言论尺度的自治性裁量基准与守则,也有自我判断承担社会责任的辩护理由(比如阻止煽动言论进一步引发暴力冲突),但封杀操作简单粗暴,对言论自由的信仰、价值与尺度造成动摇和冲击,容易激怒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政治敌意,从而破坏美国民主的言论自由空间与条件,进而危及对民主信仰本身的理解与坚持。

   其四,特朗普剩余政治时间的最大主题是权力和平交接,而不是继续推进政治斗争,故民主党的“总统停权”施压及弹劾程序的仓促再启,与美国经历动乱冲突后人心思定及民主共识碎裂重整的普遍心理相悖,而且可能开启一个“穷尽追杀”的政治迫害先例,于美国民主政治到底是福是祸,一时难以权衡判断。

   其五,美国的法律与法治程序遭到压抑,频繁动用政治程序解决冲突问题不利于美国法治共识的确认和维护。特朗普的有关罪责适宜留给卸任后的司法程序来解决,不适宜在余下的不足十天的仓促时间里给人留下政治上“赶尽杀绝”的虐杀印象,从而启发和诱导反对力量进行“同态复仇”,拉低美国民主政治的道德底线与合作伦理。特朗普败坏了美国民主,但民主党是否能够重建美国民主,仍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清理特朗普药方不能代替民主重建

   抽离个人立场与利益纠葛,特朗普主义的某些判断是对的,尤其是对底层正义的回应及关于美帝国限缩撤退的理性安排。但特朗普主义的思想质地与实施机制是单薄和高风险的,特朗普的独特人格因素也造成了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与过大的利益伤害面。

   即便美国需要从全球帝国范畴卸载责任,重建本土工业和国民福利,但帝国不是一日建成,也不是一日可退,其复杂关系牵扯与利益缠绕,是剪不断理还乱的一团乱麻。

   特朗普对华发动贸易战及循着新冷战思路追求中美深度脱钩,是对全球化市场与美国资本利益网络的严重破坏。特朗普的全球退群主义与对国际责任的粗暴抛弃,是对帝国核心价值遗产与制度架构的背离。

   特朗普在国内民主政治中撕裂种族、标榜白人至上及反对移民,破坏了社会团结与美国的“自由熔炉”传统,威胁到美国的人才优势和创新能力的多元基础。特朗普捕捉到了美帝国的危机与病理,但不够审慎、专业及富有智慧,其最终失败既有思想理念上的缺陷与张力,也有实践操作上的失误与过当。

   在与特朗普主义的斗争中,我们看到了美国民主基础设施的基本结构与制度韧性仍在:

   其一,美国的主流知识界与建制性政治力量保持对特朗普的理念斗争与政治对抗,从而对特朗普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与民粹主义造成相当程度及富有成效的合法而有力的限制;

   其二,美国司法体系与法治保持独立性,没有简单跟随特朗普的破坏性政治议程,尤其是联邦最高法院并未因为特朗普提名了3名大法官而对其进行“政治护航”,甚至联邦法官对特朗普的移民禁令、贸易战政策、企业封杀令等都进行了程度不同的司法抵制;

   其三,美国国会区分内部议题和外部议题,对外特别是对华斗争上易于形成跨党派共识,对内则起到监督政府与节制破坏性总统行动的宪制功能;

   其四,美国的普通民众与民主盟友国家对美国民主的常态规范、选举程序可信度及总统权力交接程序有基本的价值共识与制度信任,没有出现对特朗普“逆反行为”的显著政治援助。

   美国民主的上述规范性基础总体上可以节制和对冲特朗普主义朝向法西斯主义或凯撒主义的政治冲击波,为美国民主重建赢得政治社会条件与历史契机。美国民主在价值与制度上的韧性及自我修复能力,我们从1月6日冲突事件中两党与国会两院的联合护法行动中已可见一斑,但这种重建民主的共识在美国的内外冲突条件下仍然是非常薄弱和易于再次破碎的。这就需要美国法治的力量、民主党的政治节制、共和党的政治反思以及美国社会的团结与和解。

   总之,特朗普只是药方,对药方的政治批判与清理,无法取代对美国真实问题与矛盾的诊断和回应。美国民主重建不是以批判特朗普结束,而恰恰是以其为负面典型和反思开端,并有勇气直面特朗普主义所捕捉和提出的相关问题,相应设计和提出具有真正科学性与民主建设性的制度化解决方案。

   如果民主党一仍其旧,以内政上的自由多元主义继续放任内部价值瓦解与不平等深化,以全球治理上的自由帝国主义继续追求一元化的帝国霸权以及过分补贴帝国治理的高昂成本,美国的帝国病理就不仅不会消解,反而会进一步癌变。

   压制特朗普,只是提供了美国民主与帝国理性修复重建的历史契机,民主党的新总统与国会领导层能够借此契机承担起拯救美国民主、调整全球帝国权责关系、修复对外关键性大国关系以及重建负责任全球领导者角色的沉重历史任务吗?无论是拜登,还是佩洛西,我们似乎都难有保持乐观期待的充足理由。

   未来十年的美国民主、帝国事业与全球秩序,不是远离了风口,而是更加深入了风险旋涡的真正中心。这一次的“民主911”,破坏的力量来自美国内部,来自帝国心灵的深处,确实是一场“美国反对美国”的严酷历史斗争。这场斗争是怎么来的,是民主研究与帝国研究的关键课题。

   至于这场斗争需要怎么进展和结束,则考验着人类尤其是西方迄今为止的民主思想厚度、智慧与当代人的回应责任。如果美国民主都不可避免地遭遇了历史性失败,福山的“自由民主终结论”本身就会被真正终结,或者民主本身至少是不充分和有缺陷的,而人类探索新的善治(good governance)模式的世界历史进程才可能实质性展开。

   我们进入或陷入的正是这样一个全球民主秩序衰退与新帝国列强重新竞争的“战国时代”,没有任何国家、民族与个人可以豁免这场伟大历史斗争的煎熬与考验。于此,我们每个人又似乎都与美国民主相关,并深深嵌入了这样一个纷乱重组的历史世界。

  

   原发观察者网,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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