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鲁枢元:东方诗哲与现代性生态陷阱——从泰戈尔1924年的中国之旅说起

——庚子三论(二)

更新时间:2021-01-16 22:09:41
作者: 鲁枢元  
是“凑数的滥调”、“无赖敷衍”,是浇灌给青年的“昏迷汤”,“散发着精神聊慰之臭味”。[10]此时,年轻气盛的林语堂对泰戈尔并无多少了解,这些批评的言论有失轻浮浅薄。待到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滞留美国,他方才渐渐醒悟东方传统文化的美好,接连出版了《孔子的智慧》《苏东坡传》,进入“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的境界。

  

   鲁迅在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上与胡适大体一致,并不赞同泰戈尔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挞伐,更不同意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烈颂扬。他虽然也参与一些聚会,但与胡适的彬彬有礼不同,始终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事后则旁敲侧击发表不少冷嘲热讽。除去他对这位“受过诺贝尔奖金的印度诗圣”本来就不看好,称其为“美而有毒的曼陀罗花”,[11] 加上他一贯蔑视的徐志摩竟戴着“印度帽”将泰戈尔奉为“神仙”、一贯厌恶的男扮女装的梅兰芳为泰戈尔献演神话剧《洛神》,便更加重了他对泰戈尔的反感,于是“诗圣”在他眼里成了一大瓶四下挥洒的“好香水”,[12]与他讨厌的“文气”、“玄气”沆瀣一气了!

  

   对于泰戈尔这次访华反对最力、批判最严、组织规模最大的,是中国文化思想界兴起不久的左翼阵线。代表人物为陈独秀、瞿秋白、茅盾、郭沫若、沈泽民等。这些人早在泰戈尔来华访问前许多年,就已经是这位印度诗人的读者、翻译者、敬仰者,能够欣赏、领悟其诗歌的真义与美妙。像郭沫若,自己曾经炫耀过:早在1915年春天就读过泰戈尔的《新月集》,“最先对泰戈尔接近的,在中国恐怕我是第一个”。[13]他还说过,泰戈尔的诗歌像“生命的泉水”挽救了他濒危的生命,为他困顿的生命注进“涅槃的快乐”![14]像茅盾,泰戈尔来访之前,由他主持的《小说月报》就已经发表了大量泰戈尔的作品及评论文章,并对印度诗人的这次来访充满期待,希望他能够引导中国青年投身现实社会切实地奋斗。

  

   然而,泰戈尔来到中国后却猛烈攻击西方社会的现代文明,热烈赞颂中国传统社会的古代文明;猛批物质主义、科学万能而倡导道德复兴与精神复兴;呼吁放弃兵凶战危、凶悍骄强的暴力行为,让善的人性与美的人情与伟大的自然合二为一营造一个新的世界。泰戈尔的这些主张不但让左翼人士大失所望,而且激起了他们的满腔怒火。泰戈尔在中国的行程中便因此处处遭遇抵制、呵斥、批驳、攻击。在欧洲享受神仙待遇的印度诗哲,在中国几乎变成传染疾病的细菌。

  

   启蒙理性的偏颇与阶级革命的暴烈,在五四远动的主帅陈独秀身上得到最突出的体现,此时他也成了“批泰”的总司令。在泰戈尔访华的春夏之交,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陈独秀竟在当时的各类报刊发表十多篇批判泰戈尔的文章,指责他“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是个“奢谈精神文化”的“昏君”,是个“颠倒乖乱”的“糊涂虫”,是个“向上帝求心灵安慰”的“混账东西”。是个与梁启超、杜亚泉、张君劢、梁漱溟同类的“老少人妖”!为了组织“批泰”的统一战线,他还四出拉稿,为《中国青年》杂志筹备出版“反对泰戈尔”特号。[15]

  

   五四运动的积极参与者、书生气息浓郁的革命家瞿秋白,原本对泰戈尔“天人合一的自然观”、“有机和谐的教育理念”抱有好感。此时也接连发表文章批评泰戈尔是一个东西方文化调和论者、阶级调和论者;指责他一心“返回梵天”,是一个时代的落伍者,落后于时代几百年,终于成了一个“玄妙的独夫,疯疯癫癫地歌咏他的‘爱与光明’了。”[16]

  

   此时的郭沫若虽然人在日本,也一反既往,发表文章与他以往“精神上的先生”泰戈尔划清界限。他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指斥泰戈尔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原则的非暴力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那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17]

  

   茅盾虽然也才28岁,已经是中国文坛颇有号召力的左翼文化人。泰戈尔来华后的一系列演讲中对发扬“东方文化精神”的呼吁、对“西方现代文化”弊端的揭露,让他大失所望。遂发表文章斥责泰戈尔演说为“空空洞洞地弄诗人的狡狯伎俩”,“或者就是上海人所谓‘卖野人头’罢了”。[18]

  

   更为甚者,在上海、北京泰戈尔讲演时,经常有年轻人抛洒传单、呼喊抗议,有人还把带有侮辱性的标语贴在大街上,宣称泰戈尔推销的是“垂死文化”、“亡国文化”,下达逐客令,“疾言厉色送他走”。

  

   面对这些始料不及的闲言恶语,泰戈尔虽然感到闷气,并没有妥协。在北京的一些演讲会上,他开始为自己辩护,展开反驳。5月9日,他面对北京的青年人坦言:“在你们眼里,我是个守旧派,因此毫无用处;在印度人眼里,我是个新潮人物,令人厌憎。”接受胡适博士的建议,他对自己在印度“宗教改革”、“文学革命”、“民族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做了一番解释,然后对反对他的那些北京青年们说:“依我看,你们中那些人的学说,早已陈旧。”“如果你们想抵制我,你们可以自由地那样做。但作为一个变革者,我有权举着精神自由的旗子,走进你们摆着偶像(物质力量和货堆)的庙宇。”[19]

  

   泰戈尔的这次访华活动虽然已经成为历史,但人们的评价始终并不一致,迄今仍然存在不小的歧异。

  

   在当代中国,有学者出于外交政治的需要,著文将泰戈尔这次访华渲染为成就非凡、意义重大的“一段佳话”,不但加深了中印睦邻关系,还促进了为实现现代化的东西文明交流、激发了“中国爱国志士国富民强”的热情。为了营造这一美好的气氛,文章作者尽量回避了中国知识界对泰戈尔的攻讦,声称“博大中国知识界中唯一不尊重泰戈尔”的只有林语堂,且告诫人们对此“不必多做文章”。[20]作者用心良好,只是距离真相太远了些。

  

   倒是在印度,当代一些著名学者对于泰戈尔的这次尴尬之旅尚且能够冷静面对。如印裔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剑桥大学终身教授阿玛蒂亚·森就曾坦然指出:“泰戈尔伟大中国之行”

  

   引起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的批评和责难,被蒙上阴影。产生的不幸近乎“一场悲剧”。一个激动的泰戈尔来到一个激动的国家,两种激动的情绪相互碰撞,未能和谐共鸣。他说本来相敬相慕的双方竟“别扭”如此,实在让人难以理解。究竟如何评价泰戈尔的这次中国之行?这位当代大学者也不能不长叹一声:这是一本“难念的经”![21]

  

   2010年秋天,中印两国思想界的学者三十余人在上海举办“从西天到中土”的对话与交流,有人誉为这是继上次泰戈尔访华后的第二次中印知识界大规模对话活动。其中,当年泰戈尔访华仍是一个重要话题。从发布的谈话内容看,86年前的那些隔膜与分歧在这次聚会上仍然存在。印度学者看重的依然是“精神文化”、“精神生活”与“精神救赎”,中国主流学者强调的几乎仍然是当年陈独秀们秉持的“阶级关系”“革命行动”“政治出路”,具体说是“全球的贫穷问题”。“贫穷”二字则足以对来自贫穷大国印度的学者一剑封喉。看来,即使泰戈尔这位“神仙”再度降临,依然避免不了尴尬,乃至更大的尴尬。因为会上已经有人提示:泰戈尔如果今天访华,很可能蒙受86年前一样的遭遇,“现在的批评可能会比86年前更激烈,而理解、同情,或引他为同道的人恐怕几乎找不到。”但会上也有中国学者认为此言未免有些夸大其词。[22]

  

   对于泰戈尔此行有着悉心研究的孙宜学教授赞同泰戈尔的这次访华是“失败”的说法:“泰戈尔这次访华的不成功,就是由于他是在一个‘错误的季节’带着一种不适合中国国情的‘救世福音’,又置身于一群不理解他的中国文化人(包括欢迎者和反对者)中间造成的。如今看来,只能说是时代的误会。”[23] 孙教授的分析有充分的道理,但依我看来,泰戈尔与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分歧与争执,还不止于误会、误解,在更深的层面潜隐着文学与政治、文化与时代、变革与传统、东方与西方、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与博弈。对照现下的世界格局与时代走向也许就会看得更清楚些。


二、西方东方:泰戈尔在中国究竟说些什么

  

   现代中印关系史上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那就是泰戈尔的追随者、知心朋友、中国湖南籍学者谭云山(1898-1983),他把一生献给中印文化交流,历年来得到中印两国政府首脑的尊重与高度评价。他去世后,他的儿子谭中(泰戈尔亲自为他取了印度名字“阿输迦”)承继父业,先后任德里大学、尼赫鲁大学教授,在中印文化交流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深为中外学者敬重。关于泰戈尔1924年的这次访华,谭中先生坚持认为这是“一种文明或文化行动”,他不赞成把泰戈尔访华当做“政治辩论”,“变成中国政治思想争议的一部分”,“泰戈尔访华是国际交流,不应该与中国国内矛盾有所牵连。”“进一步诠释泰戈尔访华是一种文化运动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这一历史事件的理解。”[24]

  

   从文化的角度,尤其是从东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相比较的视域,来探究泰戈尔这次访华的意义,应是更宏阔的视野、更切实的途径。

  

   年过花甲的泰戈尔在中国五十天里,面对中国的知识界、文化界、思想界尤其是青年一代,从上海到北京,从山东到山西,做了近四十场讲演,语重心长、呕心沥血却招惹来无端的攻击甚至谩骂。他都讲了些什么呢?从可以搜集到的资料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25]

  

   (一)对西方现代文化的批评,对东方传统文化的赞扬

  

   “西方文明重量而轻质,其文明之基础薄弱已极,结果遂驱人类入于歧途,致演成机械专制之惨剧。”[26]“过去的一百五十年间,世界上那些文化水平高的民族,已丧失对生活中精神完满的信心。他们恐是在劫难逃了。当我们着迷于他们成功的辉煌,我们应知道,我们望见西边地平线闪现的强光,并非日出时的霞光,并非新生的火焰,而是愤怒的大火。”[27]“在东方,我们有些人认为,我们应该仿效西方,但我不敢苟同。西方创造的一切是为西方的,对他来说合情合理。可我们东方人不能租借西方思想和西方秉性。”[28]

  

   “中国的文化,又譬如一株大树,虽则根深蒂固,但现在危险的,底下怕要有一股泉流,来把它的根冲折了。”“不忍看着中国文化日趋于危险之境,所以要真诚地警告你们。要晓得幸福便是灵魂的势力的伸张,要晓得把一切精神的美牺牲了去换得西方的所谓物质文明,是万万犯不着的!只看如今全世界都仿佛有一种痛苦的呼声。西方的物质文明,几年前已曾触过造物主的震怒,而受到极巨的教训了,我们东方为什么也似乎一定非走这条路不可呢?”[29]

  

   “在东方,我们中有些人认为我们应当复制并模仿西方。我相信这是不对的。”[30]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sunxuqia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373.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