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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昌明:中国法官人身保障状况及其完善

更新时间:2021-01-15 00:07:34
作者: 胡昌明  
仅在2012年,美国司法安全处就发现、调查并排除了1370件针对联邦司法工作人员的威胁。[15]这种评估和预防有助于将法官伤害事故防患于未然,减少甚至杜绝法官伤害事故,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美国各州法院也在逐步跟进。

   五是设立藐视法庭罪。对于法官的伤害行为为各国法律所不容,外国法律中对法官安全的保障不限于直接的伤害行为,也不限于法庭之内,而是通过设立藐视法庭罪来惩戒破坏司法权威、法庭秩序的行为。普通法系国家、大陆法系国家莫不如此。虽然各个国家藐视法庭罪的规定不一,但往往有以下特点:第一,范围内容广泛。既包括扰乱法庭秩序,直接冒犯法官的行为,如当事人、旁听者违反法庭纪律,经法官制止而不从的行为;携带武器进入法庭,企图干扰法庭秩序的行为;也包括对审判的不当干预,如威胁、恐吓对方当事人、鉴定、翻译人员,滥用司法过程、干预证人作证、干预陪审团等等;甚至包括法庭外对法官和司法的批评和侮辱,例如,公开批评法院的裁判,或诽谤法官品格。遑论公然侮辱、诽谤和恐吓法官了。第二,定罪程序比较简单。法官(包括被侵害的法官)通常无需经过其他机关配合,可以直接裁判定罪,无需侦查机关侦查或者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第三,惩罚比较严厉。藐视法庭罪属于刑事重罪,违法者不仅会被处以高额罚金,还可能被处以劳役或者监禁。在法国,藐视法庭者将被处以一年监禁并科以10万法郎罚金;在意大利,将被处以一至四年徒刑;在韩国,则会被处三年以下劳役刑或者100万韩元以下罚金。

   正因如此,在一些法官保障制度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虽然法官也是易受侵害的高危人群,但受害的频率较低,美国平均每10年才有一名联邦法官遇袭身亡,德国发生在法庭上的暴力事件平均每年不到3起。

  

   三、中国法官安全频受威胁的反思

   中国法官人身安全频受到威胁与中国的立法现状、司法环境以及执行力度都密不可分。

   (一)法官人身保障立法滞后

   虽然在中国的《刑法》《民事诉讼法》《法官法》以及其他一些规范性文件中都有法官人身保障方面的规定,但总体来说,中国的法官人身保障制度仍不健全。其一,关于法官人身保障的规定比较分散。没有制定专门的《法官保障法》,遑论法官人身安全的专门立法。其他法律中对于法官人身保障多不过三五条,少的只有一条甚至一项。其二,法官人身保障制度规定的层级不高。首先,《宪法》中没有法官人身保障的相关内容;其次,法官人身保障显然也不是《刑法》《民事诉讼法》的立法主旨和主要保护对象;最后,修改后的《法官法》明显增加了法官人身保障的内容,但是尚未把《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中具有可操作性的条款完全纳入,仍有缺憾。其三,法律保护的核心法益往往是法庭秩序,而不是法官及其家属的人身安全。保障法官人身安全往往是出于维护法庭秩序的目的,对大量出现在法庭之外,通过电话、网络对法官及其家属安宁的滋扰、威胁行为往往无能为力。其四,法律的条文大都比较概括,可操作性不强,对于威胁行为方式、地点等都存在较大的疏漏,对法官出言不逊、肆意辱骂、跟踪威胁法官等非暴力行为在惩戒时往往无法可依,难以严惩。

   (二)对于违法行为惩处不力

   除了立法方面的不足,对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惩处不力,是造成其屡禁不止,甚至演化成暴力事件的重要原因。虽然,《刑法》明确规定了扰乱法庭秩序罪,《民事诉讼法》中也有与法官人身安全保障相关的条文,但在司法实践中,大部分扰乱法庭秩序、威胁法官的言行并没有得到及时、有效地惩处。一是对于威胁法官行为的认识不足。只要没有发生严重伤害事故,都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没有从干扰司法公正,乃至威胁社会公平正义的高度看待法官人身保障问题。二是对妨碍诉讼行为采取强制措施本身并不容易,需要法院付出一定的人力物力,且面临“送拘难”等困难;三是法院内部思想不统一,由于拘留、罚款需要由法院院长审批,有的院长担心对违法者采取法律制裁,可能导致矛盾进一步激化,宁可采取口头批评等措施,以求息事宁人,委曲求全。四是侮辱、诽谤、威胁法官的证据往往不易取得和固定。尤其在需要对当事人进行刑事处罚时,证据的要求比较苛刻。《刑法》309条中虽然出现了“侮辱、诽谤、威胁、殴打司法工作人员”的行为,但其仍有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限定语,对于法庭之外的侵害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则不能适用;而如果按照《刑法》246条侮辱罪、诽谤罪进行追责,则适用范围过于狭窄。对扰乱法庭秩序、威胁法官的当事人惩处不力,导致了部分当事人有恃无恐,变本加厉,最后发展到严重威胁法官人身安全的暴力行为。

   (三)法官职业具有高危性

   如上所述,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法官都是高危职业。原因在于:一是法院作为社会矛盾的最后一道防线,处于矛盾纠纷调处的中心。这一性质使得法院必然处于各种矛盾的风口浪尖,法官也置身各种社会纷争的漩涡之中。二是法官裁判兹事体大。法官的裁判直接决定诉讼当事人的财产归属或者重大的人身权益,例如,拆迁纠纷、离婚纠纷中,官司的胜败与当事人而言关系重大,当事人往往情绪比较激动,久久难以平复;在刑事案件中,法官的判决更是关系到当事人的身家性命。三是一部分当事人诉讼能力不强,对司法裁判理解有偏误。有研究表明,具有年龄较长、学历、收入较低者等社会结构特征的弱势群体本身对于裁判文书不满意的程度较高,[16]而他们往往因诉讼能力弱,不能及时保全和提供证据,或者依法定程序行使权利,更容易败诉。[17]这种情况下,这部分当事人往往将其败诉归咎于司法不公、法官偏心,容易做出偏激,甚至伤害法官的行为。

   (四)司法公信力尚未完全建立

   在一个司法公信力高的社会中,当事人通常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胜败诉,更多从法律角度出发寻找败诉的原因。然而,在司法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尚未完全建立时,当事人败诉后更倾向于归咎于司法不公正,将矛头指向法官个人。其一,当事人对裁判认可度低。在中国,很大一部分当事人来自乡土社会,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对于一整套高度专业化的程序和术语难以理解,更难用正确的方法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大多把希望寄托于法官的明察秋毫,而一旦审判结果与自身预期不一致则迁怒于法官。[18]其二,法官的权威性不彰。由于司法地位不高、法官队伍良莠不齐,中国法官的权威性尚未树立,再加上媒体上司法腐败、司法不公等报道,法官更容易让人产生质疑和不满。其三,在部分媒体宣传口径中,法官应当亲民、爱民、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这种形象不仅与法官中立的要求产生冲突,而且使得法官不能够高高在上,更不容易树立威严。

   由于上述四方面原因,中国法官更容易受到质疑、挑衅和伤害,轻则被投诉、辱骂,重则被人身攻击甚至生命受到威胁,因此,也更亟待加以特殊保护。

  

   四、完善法官人身保障制度的途径

   马斯洛认为,“生理需求和安全需求是最基本的低级别的需求。安全需求中最基本的需求之一是人身安全的需求,人一旦缺乏安全感则会”感到自己对身边的事物受到威胁……变得紧张、彷徨不安、认为一切事物都是‘恶’的。“[19]法官也只有免于威胁和恐吓,才能够站在中立和不偏不倚的立场上,做出居中裁判;在人身安全得到切实保障的前提下,法官才能够安心地履行职务,实现公平正义的使命。

   (一)扩大法官人身保障的区域范围

   现行法律中,除了《法官法》外,其他法律法规对于法官的人身保障都局限在”法庭“这个特定区域。通常法庭是法官与当事人接触最多的场域,然而,法庭之中,当事人与法官之间有一定空间距离,且事先需要通过安全检查,携带凶器可能性较小;此外,法庭内有录像监控、法警值守等安全保障措施,因此,法庭内法官人身安全保障比较充分。对于法院周边、接待室、立案大厅、法官办公室、住所、执行现场等场域,安全保障难度更大、措施相对薄弱,对法官的威胁更大。近年来,侵害法官人身安全的事件多发生在法庭外。目前仅通过维护法庭秩序的方式保护法官人身安全,显然尚不充分。因此,有必要扩大法官人身保障的区域范围,将其扩大至法官办公、生活的区域以及上下班途中,并追究通过电话威胁或者网络散布谣言的违法者。

   (二)扩大法官人身保障的对象范围

   报复法官的各类事件中,法官的近亲属受到人身威胁、伤害的不在少数。马彩云被枪杀案中,马彩云法官的丈夫被歹徒打伤;奔波在甘肃陇南大山深处的法官张鹏曾被威胁杀全家;[20]浙江金华婺城区胡姓法官正是因为不能忍受当事人徐某对其女儿人身安全赤裸裸的威胁,才将当事人掀倒在地。可见,法官亲属的人身安全不仅可能受到当事人的威胁,而且往往对法官造成更大的心理压力。因此,法官保障的对象范围也不应局限于法官个人,还应包括其近亲属,即法官的配偶、子女、父母以及同住的其他近亲属。

   (三)降低威胁法官行为的惩戒难度

   对于威胁法官安全的行为不予重视、惩戒不力,是部分当事人肆意对法官进行辱骂、威胁、诽谤、恐吓,有恃无恐的重要原因。而刑事追责程序繁琐、惩戒难度大,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惩戒不力。可见,要降低威胁法官安全行为的惩戒难度,既要从意识上高度重视对法官的伤害和威胁、恐吓的行为,也要修改相关的法律法规,使得惩处这类违法行为有法可依,可操作性更强。当然,在追究责任时也要维护诉讼参与人正当的辩护权,设置好救济途径,防止法官随意性过大,滥用这项权力。在目前的司法环境下,对当事人侵害法官人身安全的行为应当严惩不贷,以保护法官的安全感,维护司法的权威性。

   (四)加强对风险行为的评估防控

   对于法官人身安全保障而言,除了对伤害法官的行为予以严惩外,事先对这些行为进行风险评估、预警、预防,对有安全隐患的威胁、恐吓行为及时制止,防止事态的发生和恶化则更为重要,也更有意义。首先,对于法官的侮辱、威胁和恐吓言行,严重影响了法官的人身安全,给法官造成莫大的心理压力,导致司法的扭曲和不公,危害极大;其次,一旦出现对法官的威吓行为,意味着当事人对裁判极度不满,并且将败诉结果归咎于法官,预示着发生法官安全事件的概率较高;最后,如果放任威吓行为,往往会助长侵害者的气焰,错失将法官伤害事件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最佳时机。因此,应当由公安机关主导建立法官伤害风险评估机制,对于当事人情绪激动,扬言对法官及其亲属实施暴力的恐吓,公安机关应当积极响应、有效制止。对确有证据证明存在暴力倾向和可能性的,应当及时出警,采取措施从严惩处;必要时依据《法官法》57条对法官及其近亲属采取人身保护、禁止特定人员接触等保护措施。

   (五)增加法官保护举措和力度

   健全和完善法官保障制度应当将法官人身保障措施落到实处,否则无法彻底消除对法官的人身威胁。建议将《保护司法人员依法履行法定职责规定》中加强法官人身保障的条款纳入法律。对于泄露或者公开法官及其近亲属信息的,及时删除相关信息,对于发布者、泄露者视其情节予以治安处罚;对于办理危险性较高的案件或者人身安全受到当事人恐吓和威胁的法官及其近亲属采取出庭保护、禁止特定人员接触以及其他必要的保护措施;对于特殊的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重大毒品犯罪、邪教组织犯罪等危险性高的案件,还可以对其采取隐匿身份的保护措施。[21]对于轻微的滋事骚扰、尾随跟踪行为除了由公安机关批评教育外,法院可以视情节轻重实施训诫、罚款、拘留等惩戒措施;对于严重的恐吓威胁、攻击辱骂法官及其近亲属的行为,可以由法院通过刑事处罚加以严惩。

   (六)增设藐视法庭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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