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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显: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体系

更新时间:2021-01-13 23:43:58
作者: 张文显 (进入专栏)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中,关于法治与人治关系的理解正是在对治国理政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人治教训的深刻反思的基础上确立的,法治概念也正是在摒弃人治这个对立面的前提下提出的。习近平同志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法治、反对人治,对宪法法律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带头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严格依照法定权限、规则、程序行使权力、履行职责,做到心中高悬法纪明镜、手中紧握法纪戒尺,知晓为官做事尺度”。[42]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采取一系列重大举措,推动党、国家和社会告别人治窠臼而步入法治的光明大道,开辟了法治文明的崭新局面。

  

   (二)法治关系论

  

   在法治领域,有许多重大关系,诸如法治和政治的关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法治和民主的关系等。习近平同志以精准练达的辩证思维,对这些关系作出了科学阐释,形成了法治关系论,创造性地发展了法治原理。

  

   1.法治和政治的关系

  

   法治和政治的关系是法治关系论中的根本问题、首要问题和重点问题。习近平同志对法治和政治的关系作出了科学判断和深刻阐述,展示出其高超的理论阐释力和敏锐的实践洞察力,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理论优势。

  

   首先,政治是法治的根基和理据。习近平同志指出:“法治当中有政治,没有脱离政治的法治……每一种法治形态背后都有一套政治理论,每一种法治模式当中都有一种政治逻辑,每一条法治道路底下都有一种政治立场。”[43]现实表明,在现代国家的政治体制中,政治理论、政治逻辑、政治立场对法治的影响是内在的、持久的、根深蒂固的。特别是,宪法和政治法是从事政治活动和实现政治目标的基本规则。有什么样的政治就有什么样的法治,政治制度和政治模式的差异必然反映在以宪法为统领的法律体系上,体现在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等法治实践中。

  

   其次,政治和法治的关系集中反映为党和法的关系。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政党是政治力量的代表,国家政权掌握在执政党手中,执政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深刻影响着法律制度、法治体系及其运行。所以,政治和法治的关系说到底就是党和法的关系,正确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是正确处理好政治和法治关系的关键。正如习近平同志所指出的:“党和法的关系是政治和法治关系的集中反映。”[44]“党和法的关系是一个根本问题,处理得好,则法治兴、党兴、国家兴;处理得不好,则法治衰、党衰、国家衰”。[45]“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要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决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46]

  

   那么,就当代中国而言,如何处理好党和法的关系?习近平同志以一个逻辑严整、内涵深邃、立场鲜明的理论命题作出了科学回答,即“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47]一方面,坚持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根本要求,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题中应有之义,其关键是充分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通过领导立法、保证执法、支持司法、带头守法,把党的领导贯穿于依法治国全过程、各领域、各方面。另一方面,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法治有利于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完成党的执政使命、改善党的执政方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要坚持依法执政,推进依法执政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要坚持以法治的理念、法治的体制、法治的程序,实行党的领导。

  

   习近平同志以锐敏的洞察力揭露党法关系上的谬误和阴谋,义正辞严地指出,党与法的关系不能转换为“党大还是法大”问题,“‘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48]同时,他也明确指出:“如果说‘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伪命题,那么对各级党政组织、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权大还是法大则是一个真命题。”[49]“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50]

  

   再次,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政治和法治的关系,在具体层面上通过执政党的政策(简称“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体现出来。受历史和现实多重因素的影响,实践中时常出现重政策轻法律、用政策取代法律,或者忽视或否定政策等错误倾向。而在原理上,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是两种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具有融通性、兼容性和互补性。习近平同志强调,必须正确认识和处理政策和法律的关系,指出:“我们党的政策和国家法律都是人民根本意志的反映,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党的政策是国家法律的先导和指引,是立法的依据和执法司法的重要指导。要善于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形成法律,通过法律保障党的政策有效实施,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党的政策成为国家法律后,实施法律就是贯彻党的意志,依法办事就是执行党的政策。”[51]当然,由于政策具有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侧重指导的特点,而法律具有普遍性、统一性、连续性、稳定性、规范性等特点,二者在实践中不可避免地会出现矛盾、发生冲突;但是,有矛盾和冲突并不意味着二者就是不相容的,要及时调整政策或修改法律,使之协调一致,同时要努力确保法律和政策一体实施。

  

   2.法治和德治的关系

  

   法律和道德的关系、法治和德治的关系,是法理学上旷日持久的热点问题,也是历朝历代治国理政的基本问题。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法家和儒家围绕这一基本问题进行过长期而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德主刑辅”“德法相济”“德治和法治互补”等共识,这不仅是理论论辩的结果,更是历史实践的智慧结晶。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重提法治和德治的关系问题,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共进。习近平同志以“法安天下、德润人心”精辟指明了二者的辩证关系,夯实了坚持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和以德治国基本方式相结合的理论基础。他指出:“法律是准绳,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道德是基石,任何时候都不可忽视。”[52]“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在国家治理中都有其地位和功能”。[53]“治理国家、治理社会必须一手抓法治、一手抓德治,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54]“发挥好法律的规范作用,必须以法治体现道德理念、强化法律对道德建设的促进作用。一方面,道德是法律的基础,只有那些合乎道德、具有深厚道德基础的法律才能为更多人所自觉遵行。另一方面,法律是道德的保障,可以通过强制性规范人们行为、惩罚违法行为来引领道德风尚。要注意把一些基本道德规范转化为法律规范,使法律法规更多体现道德理念和人文关怀,通过法律的强制力来强化道德作用、确保道德底线,推动全社会道德素质提升。”[55]“发挥好道德的教化作用,必须以道德滋养法治精神、强化道德对法治文化的支撑作用。再多再好的法律,必须转化为人们内心自觉才能真正为人们所遵行。‘不知耻者,无所不为。’没有道德滋养,法治文化就缺乏源头活水,法律实施就缺乏坚实社会基础。在推进依法治国过程中,必须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为依法治国创造良好人文环境。”[56]他还着重强调:“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法律和道德协同发力。”[57]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法律法规要树立鲜明道德导向,弘扬美德义行,立法、执法、司法都要体现社会主义道德要求,都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其中,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要把实践中广泛认同、较为成熟、操作性强的道德要求及时上升为法律规范,引导全社会崇德向善。要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要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断案惩恶扬善功能。”[58]“要运用法治手段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法律是底线的道德,也是道德的保障。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对见利忘义、制假售假的违法行为,要加大执法力度,让败德违法者受到惩治、付出代价。”[59]“从一定意义上说,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刚性手段,以德治国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柔性手段,只有把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有效地维护社会的和谐,保障社会健康协调地发展。”[60]

  

   以上论述突破了认为法律和道德水火不容、法治和德治漠不相关的传统思维定势,阐明了一种现代法治和新型德治相结合的治国新理念,揭示出“融德于法”的法治之理和“法德共治”的实践之道。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法德共治、德法互补理论既是对中国古代治国理政智慧的汲取和传承,又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极大地深化、拓展和创新了法治基本原理。

  

   3.法治和民主的关系

  

   法治和民主是人类政治思想史上具有广泛共识的两个核心范畴,是近代以来文明国家孜孜以求的两种理想,是现代制度文明的两大支柱。法治和民主的关系属于法治原理中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习近平同志对二者的关系作出了精辟论述。

  

   民主和法治是“政治文明”的本质规定。“政治文明”通常被界定为“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6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较早论述“政治文明”的思想家。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就明确使用了“政治文明”[62]的概念。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提出了“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63]的论断。我们党高度重视政治文明建设,党的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命题,其后,历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都把“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党的重大任务。2004年宪法修正案把“政治文明”写入宪法。2018年宪法修正案进一步把“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写入宪法。由此,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成为国家发展纲领和根本任务。习近平同志不仅高度重视政治文明建设,而且创造性地发展了政治文明理论。在他看来,民主和法治的有机统一是“政治文明”的本质规定,文明政治必然是以民主和法治为标志的政治,而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就是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64]“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保证国家政治生活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关键是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65]因此,民主和法治是政治文明的双生花,并蒂而生,相和而妍。

  

民主和法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相辅相成。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不仅需要民主与科学,更需要法制,民主与法制是相应依存、相互制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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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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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202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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