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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经济学正在寻求新的微观基础吗?

更新时间:2021-01-12 15:19:04
作者: 周业安  
群体成员通过对群体信念的认同,就会在偏好层面上带上群体信念的特征,从而在具体行为上表现出对群体信念的某种遵从。比如中国人重视家国信念,在具体行为上就会表现出自发的集体秩序遵从与维系,就是认同偏好的展现。

   新古典范式由于剥离了个体的社会属性,社会之于个体而言,不过是一个加总的结果。而身处社会中的个体对待社会,不过是面对各种约束条件。所以,在新古典范式中,其实是没有社会的,一般均衡所反映的社会并非真正的社会。而对行为与实验经济学而言,社会非常重要。社会并非个体的简单加总,而是个体之间的相互链接,这种链接过程构成社会互动。社会互动是具有社会性的个体之间的互动,不是简单的加总。这种互动会展现出社会偏好的作用,除了利己,社会成员还会普遍展现出利他、互惠、公平与认同的行为特征,从而形成了社会的千姿百态。个体对社会的遵从也不是简单服从,而是通过不同社会成员相互之间形成一致信念,并且每个社会成员对该信念认同。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社会偏好理论也并不是完全社会化的处理方式。实际上,这种社会偏好理论与格兰诺维特的适度社会化的理论不谋而合,都不赞成去社会化和去个体化。具有社会偏好的个体就是适度社会化的个体,这种个体首先是个体,其次才是社会性,而不能反过来。因此,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社会偏好理论脱胎于新古典范式,但又是对新古典范式的反叛,而不是对其简单的修补,从这个意义上说,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在思想史上的进步意义可能被绝大多数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自身严重低估了。

  

四、弱个体主义方法论与新微观基础

   对经济理论而言,如何理解和处理个体行为?这将成为不同理论的分水岭。新古典经济学通过对个体进行完全去社会化的处理,将个体变成纯粹的个体,不再带有任何社会属性,这是理性经济人假定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一步。因为只有完全去社会化,才能够构建个体的完全独立决策的模型,并且充分理性地进行利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个体完全去社会化以后,新古典经济学也得以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复杂语境中完整挣脱出来,成为独立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新范式。去社会化的处理当然有其好处,首先一点就在于,去社会化以后,个体的偏好可以通过效用函数来加以表达,而社会可以表达成环境约束,如此一来,个体身处社会之中,就是面对环境约束进行理性经济人式的效用最大化决策。这样可以让理论逻辑做到极简,也便于运用数学语言对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进行抽象。

   其次,去社会化的另一个好处就是可以和方法论个体主义完美契合,从而在经济理论当中,个体的自由选择成为先验的价值判断,无需证伪。给定这个先验的价值判断,经济理论仅仅需要关注价格机制,无需关注其他。只有当市场出现失灵了,其他的部分才会一一展现出来。而这一整套的经济理论把价格机制的最合意性质当作不证自明的存在。给定完全竞争市场的一系列假定,那么纯粹的个体的理性经济人行为足以引发社会整体的福利最大化。这正是“看不见的手”的新古典解释。有了这个不证自明的存在,所有的经济问题转化成了对完全竞争市场假定条件的违背,而所有对市场失灵的治理之目的都是为了让经济系统趋近于完全竞争。

   新古典经济学就是依靠这个看似圆满的理论逻辑来支撑整个经济学的大厦。新古典经济学的微观基础是什么?就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个体决策。决策可以是当期,也可以是跨期。个体独立决策,不会受他人影响。个体面临预算约束,这是社会性的体现。个体决策的结果加总起来,就是社会的结果。宏观变量就是个体行为的累加。作为总体的社会和作为个体的个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简单加总的关系。正是由于这种关系,个体利益最大化的结果不仅是对个体最优的,同时也是对总体最优的。价格机制实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内在一致性,这是宏观上的秩序的体现。社会的秩序得益于个体的利益最大化行为,当每个人都进行利益最大化决策时,社会秩序自然就形成了。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秩序本质上等同于个体的自由选择。那么只要个体选择自由,社会就是有序的,且这种有序不仅是有效的,而且还是正义的。帕累托最优和机会均等同样具有内在一致性,即便出现了极端的结果不平等,只要机会均等没受到侵蚀,这种极端结果仍然是正义的。

   新古典范式有其逻辑自洽的理论体系,这种理论体系不仅简洁,而且也有一定程度的解释力。理论的高度简化不等于理论解释力的弱化,与新古典范式竞争的那些复杂理论体系未必具有新古典范式的强大解释力,这也是新古典范式在很长一段时期能够成为经济学的主流范式的缘故。正如Lovett所指出的,理性选择模型是最简洁的因果关系的呈现。这个观点比较客观地刻画了新古典范式的理论优势所在。但随着经济学的不断进步,特别是更好的研究方法的不断涌现,原先复杂的因果关系也能够有效地进行推断,而无需进行极简的理论假定。特别是当新古典范式试图扩大自己的理论解释范围时,就会面临自身的各种局限。这些局限不仅仅体现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上。个体偏好加总成社会偏好本身就成为一个问题。阿罗不可能定理就是这样一个困境的生动描述。个体偏好通过何种机制加总?以及如何才能形成一个社会的偏好?这本身就依赖极其严格的条件。新古典范式试图将个体决策局限在纯经济领域,价格机制作为“看不见的手”能够自动将个体偏好加总成社会的偏好。而实际上通过参与人偏好同质化的处理,这种加总只是结果的加总,并非是偏好的加总。一旦偏好呈现出多样化的状态,如现实中的人的偏好的真实状态,那么关于个体的偏好的加总是如何形成社会的偏好的?这个问题新古典范式实际上无法回答。

   新古典范式试图从最简洁的个体行为推演出复杂的社会秩序,这被当时的主流经济学家解读为经济学的科学化。但新古典范式这种逻辑其实存在显而易见的缺陷。首先,去社会化导致个体加总过程中必须过滤掉所有社会因素,这就意味着在新古典范式中,每个个体都独立决策,不会相互影响。不存在社会比较,不存在外部性,更不会出现偏好的多样化。其次,个体的社会性还导致理性约束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新古典范式假定个体完全理性,后来拓展到动态的理性预期。这是新古典范式一直坚守的一个基本假定。充分理性的假定背后存在一个去社会化的基础。只有完全去社会化,个体与历史进行了完全的切割,个体和社会也进行了完全的切割,纯粹的个体的充分理性假定才看起来正确。此时个体理性仅仅取决于信息和最优化模型,而不取决于社会与历史。新古典范式的这种去社会化的做法让其很难解释复杂多样的社会及身处其中的人。尽管新古典范式有一定的理论解释力和预测力,但也仅限于一定程度。也正因为清楚地知道新古典范式的困境,作为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旗手的贝克尔也不得不寻求理性的弱化以及社会互动的引入,来试图弥补新古典范式的不足。这说明贝克尔对纯粹个体的理性选择模型也不是很满意的。

   新古典范式的内在困境与其坚守的经济学方法论个体主义内在相关。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究竟是什么含义?迄今并不是很清楚。如布劳格所言,熊彼特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与政治学中的个体主义区别开来,但并不是每个学者都这么做,延续波普等人传统的学者并没有进行这种清晰的分离。卢瑟福将经济学中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概括为三要素:只有个人才有目标和利益(即社会并没有目标和利益,社会的目标和利益不过是个人目标和利益的加总),个人行为生成社会及其变迁路径,因此,社会现象最终都应该根据个体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显然,按照经济学的方法论个体主义的这种常规解释,并不存在独立于个体目标和价值之外的社会目标和价值,当然也就更不会存在超出个体加总之外的总体结果。这样一种理解固然可以比较清楚地界定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从个体来界定社会,从而让社会变得更为清晰。但这解释也无法回答真实的社会所具有的众多现象,比如社会的确具有超过个体加总之外的结果,即社会可能大于个体的总和。在新古典范式的自我修正中,这种异象可以通过外部性来解释。个体行为产生了正外部性,从而总体会大于个体的简单加总。但这样解释所引发出来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会出现正外部性的行为?比如,做好事具有正外部性,为什么个体要做好事?单纯地从理性经济人角度很难解释这一现象。

   新古典范式对社会现象的解释有时候是颇为牵强的。比如贝克尔在解释成瘾行为时,强调不同时期消费之间的相互影响,比如互补性,即相邻互补性(adjacent complementarity),但实际上过去的消费和未来的消费本身是无法相互影响的,真正使之看起来有相互影响的是个体的行为本身。假定个体对某种物品的消费产生了路径依赖,那么作为结果,不同时期的消费看起来的确是关联的。贝克尔也不是用这种结果来解释成瘾行为,而是试图用结果的关联性来定义成瘾行为。在解释成瘾行为的时候,他承认,必须采取弱理性,即随着对当前的时间偏好的增加,消费者会变得越来越缺乏预见性。可见贝克尔在分析成瘾行为时,也不得不考虑新古典范式的局限。贝克尔与墨菲发展的理性成瘾模型确实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争议也很大。这些争议的焦点就是对成瘾者而言,是否还在理性决策?贝克尔的理论将新古典范式的麻烦体现得淋漓尽致,究其原因,一个重要的方面还是方法论个体主义自身的含混。正如Hodgson所批评的,方法论个体主义本身非常模糊不清,究竟是通过纯粹的个体来解释社会,还是从个体及个体之间的互动来解释社会,还是从个体及其社会结构来解释社会?似乎每个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坚守者都有各自的理解。假如我们把纯粹的个体视角当作经济学方法论个体主义的基准,那么按照Hodgson的说法,贝克尔的很多处理就是对这种基准的弱化,在Becker and Murphy的理性成瘾模型中,理性被弱化了;在Becker and Murphy、贝克尔和墨菲中,个体的互动关系至关重要,实际上也是对纯粹个体视角的弱化。这些弱化的处理可视为新古典范式的坚守者对真实世界的妥协,也可以理解为向真实世界的回归。这种回归的本质就是把完全去社会化的做法进行缓和,悄悄地通过不同的路径来引入一些社会化的元素。

因此,新古典范式的真正困境不在完全竞争市场的假定条件,这些假定条件在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都得到了放松,并且在新古典范式基础上经济学理论得到了成功的拓展。即便是个体互动这类复杂问题,也因为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的兴起而得到了有效的解决。实际上贝克尔等人在新古典理论框架下也成功地处理了个体互动问题。只不过个体互动不代表个体的社会性的全部。纯粹的个体之间的互动并不构成一个真实的完整的社会。所以Arrow特别强调,尽管个人主义立场具有吸引力,但经济理论必须包含超越个人的社会因素。阿罗进一步明确指出,在研究经济或任何其他社会制度时,社会变量是必不可少的,这些社会变量超越任何特定的个人,尤其是知识和技术信息等都具有内在的社会性。因此,在阿罗看来,个体作为社会成员与生俱来带有社会属性,这些社会属性是个体作为社会成员的共性,而非个体的特性,更不是新古典范式通过约束条件和加总机制所表达的那种社会性。但阿罗所讲的社会因素也不能理解成完全社会的人。如何才能有效地处理阿罗的社会因素?实际上,阿罗的想法和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不谋而合。卡尼曼与特维斯基所提出的前景理论就是这种想法的一种呈现方式。在前景理论中,个体依旧在保持理性决策,但与新古典范式相比,有了两个本质的变化,一是通过参考点与相对损益的引入,复活了个体原本就自带的社会因素,因为参考点必然在社会这个层面上才有意义,而相对损益就是相对参考点的损益,本质上就是社会比较中的得失。因此,前景理论可以看作是一种直面社会因素的新个体选择理论,而不是纯粹个体理性选择理论。二是前景理论中的个体决策并不仅仅是理性的,理性决策只不过是认知系统中的系统2,而人的决策与判断同样还会倚重以直觉为代表的系统1,这就是前景理论中突出启发式和框架等认知机制的原因。(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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