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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业安:经济学正在寻求新的微观基础吗?

更新时间:2021-01-12 15:19:04
作者: 周业安  

   因此,前景理论的本质在于引入了社会属性,从而让个体行为带有某种程度的社会性质。这样一种处理就完全改变了过去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纯粹个体主义的做法。社会属性不再是仅仅体现在约束条件上,更重要的是进入到决策系统。社会属性对决策的影响就是通过参考点机制来实现的。参考点只有个体处在社会中行事才有意义。尽管参考点的引入让个体的决策变得非常复杂,特别是参考点的内生与多重性不好处理,但前景理论的方向无疑是正确的,这是打开人的真实行为的钥匙。也因为参考点处理的困难,后来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试图直接引入社会偏好来解决社会性难题。下面我们就来进一步讨论社会偏好的引入意义。

  

三、社会偏好的重新解读

   随着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影响力的日益增大,社会偏好理论也逐步被人们所熟知。从社会偏好的产生过程看,原本并没有一个理论,仅仅是对一些异象的总结。研究者通过最后通牒实验、独裁者实验等研究发现,给定提议者与回应者博弈,提议者并没有遵循理性经济人行为模式,给出非零价格;回应者也同样没有遵循这一模式,接受任何非零价格。所有的实验证据都显示,相当比例的提议者和回应者更愿意接受某种接近公平的报价。这显然违背了新古典范式的理论预测,是一种异象。如何才能有效解释这种异象?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用“社会偏好”一词来构建自己的理论逻辑。按照这一逻辑,假定社会成员本身具有某种社会偏好,主要表现为利他偏好、互惠偏好、公平偏好等,那么其行为就会受该偏好的驱使,表现出和理性经济人不一样的行为特征。

   行为与实验经济学通过偏好的重新处理,的确可以比前景理论更方便地融入既有的理论当中。这是因为假如个体的偏好本身就有社会偏好,那么就可以运用二元方法构建一个效用函数,一部分是保留理性经济人的偏好,而另一部分体现社会偏好。实际上后来的社会偏好模型基本上都是采取这种二元处理思路。但就社会偏好本身应该是什么?很少有明确的解答。金迪斯和鲍尔斯把社会偏好看作是社会成员的“亲社会性(prosocial behavior)”;而更多的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则采用了“社会偏好(social preferences)”的说法。进一步看,金迪斯和鲍尔斯所代表的“桑塔费学派”所讲的亲社会性其实有着不同的含义,这种亲社会性是对高度社会化的人的一种弱化处理,考虑的是人身处社会中,社会先于人存在,因而社会属性是人与生俱来的、固有的属性。金迪斯和鲍尔斯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在处理社会性上可谓得心应手。在他们的理论中,亲社会性本质上就是社会性,只不过他们不再坚持高度社会化的假定,而是从人和社会的互动过程中寻求社会性的解读。这也是他们后来走上了演化经济学的路径之根本原因。将历史与社会在演化博弈模型中有效地结合起来,注重人和群体之间及其各自之间的博弈,并且强调这种博弈过程演化出社会的千姿百态,是他们的理论的特色所在。

   与桑塔费学派的亲社会性不同,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中的社会偏好更多的是针对新古典理性经济人而言的。这类社会偏好可定义为:“如果(个体)除了关注自身的支付外,还同时关注着其他相关的参照当事人的支付,那么该个体就具有社会偏好”;或者“如果(个体)除了关注自身的支付外,还同时关注着其他相关的参照当事人的支付以及导致这些支付的意图,那么该个体就具有社会偏好”。行为与实验经济学的社会偏好思想可以从Rabin、Fehr and Schmidt等人的模型中更准确地表达出来。Rabin(1993)构造的效用函数如下:

  

   式(1)中,有参与人i,j。ai是i的策略,b和c表示信念,其中bj是i对j策略的信念,ci是i对j推断自己策略的信念。πi(ai,bj)就是理性参与人博弈的支付。f是参与人彼此的信念推断,也就是信念互动,α是互惠偏好系数。式(1)中第二项就是说,在引入社会偏好的情况下,博弈中参与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理性的策略互动,也取决于互惠。互惠所引致的效用取决于两个因素:一是参与人彼此的信念互动,二是参与人互惠偏好的强度,也就是α。因此,在Rabin看来,参与人投桃报李,是出于社会偏好,而不是出于利益的计算。这是其效用函数与新古典理性经济人的最大区别。与Rabin不同,费尔等人更关心博弈过程中的公平性,他们构造的效用函数如下:

  

   式(2)中,有参与人i,j。x是参与人的理性支付,αi和βi表示参与人的公平偏好,也就是不平等厌恶程度,其中αi刻画了劣势不平等厌恶(嫉妒)程度,βi刻画了优势不平等厌恶(内疚)程度。按照Fehr and Schmidt等人的理论,博弈过程中的参与人的效用不仅取决于自身的理性策略选择,而且还取决于自身的公平偏好强度。无论参与人在社会中是处于相对劣势的地位,还是处于相对优势的地位,都可能会受到公平偏好的驱使,而产生不平等厌恶,从而影响到博弈支付。参与人在博弈中的所得偏离他人越多,这种不平等厌恶程度就可能越强烈。

   对比Rabin、Fehr and Schmidt两种代表性模型,可以看出的共同点就是继承了卡尼曼等人发展的认知双系统理论,效用函数都是在理性决策的基础上,附加了一个社会偏好。这个社会偏好就是系统1。但卡尼曼也反复解释了两个系统并非真实的大脑构造,而是通过双系统来刻画理性决策与非理性决策的不同性质和运行机制。在实际决策中,这两种系统并没有截然分开,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时而替代,时而互补。Bowles and Polania-Reyes系统地讨论了经济激励与社会偏好之间的替代与互补方面的复杂关系。因此,Rabin、Fehr and Schmidt等人所构建的模型看似与认知双系统理论一致,但和参照点依赖偏好模型类似,两段式效用函数并不符合卡尼曼等人的原意。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从双系统理论向新古典范式的妥协。

   两种代表性模型也存在很大区别。Rabin的模型中,社会偏好通过意图刻画出来,即两个参与人相互之间的互惠意图,这种基于意图的偏好定义比较符合偏好的原意,但这种定义也很容易陷入贝克尔处理个体社会行为的方式。Becker、Becker and Murphy曾经给出了一个新古典范式的社会互动处理方式,以Becker构造的基准模型为例,Ui=Z(X,R),其中R=Di+H。贝克尔把R定义为社会中其他人影响i的产出的各种因素,其中Di定义为“社会环境”,H定义为个人努力的效应。按照贝克尔的意思,假如个人没有为社会互动付出努力,那么社会对个体的效用的影响就体现在Di上。假如个人愿意为社会互动付出努力,那么这一影响就变成了Di+H。因此,H实际上可以看作是互动意图,是个体愿意为社会互动付出的程度。这样一来,假如我们进一步把H理解成互惠的意图,也就是个体为了互惠付出的努力,那么实际上R可以看成是Rabin模型第二项的简化形式。从这个角度讲,Rabin相较Becker而言,理论的进步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把参与人环境换成了博弈环境;二是把社会因素换成了互惠偏好。这样,Rabin通过引入具有互惠偏好的个体的博弈,可以讨论社会偏好所带来的影响。但从理论本质上说,这种处理方式并没有给Becker的社会互动模型带来实质性的改变,或者说改变不大。

   反观Fehr and Schmidt的处理,主要体现在结果的相对差异,这种处理倒是遵循了Tversky and Kahneman的原意,参与人关注相对损益,并且表现出损失厌恶。xi与xj的差反映了相对损益,j的支付就是i的参考点。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参与人i不仅在意自身的损益,更在意相对于他人的损益水平。假如自身的收益与他人的收益相差较大,就会产生不平等,而具有公平偏好的个体并不喜欢这结果,不平等会给其带来福利损失。但这种公平偏好理论还是存在两个关键的问题,一是结果的差距是否公平可能要取决于不同的公平观。假定参与人持有机会均等的公平观,那么结果的差距就是可接受的,这样一来,就无法通过相对损益来刻画公平问题。在一个社会或者群体中,对机会均等公平观的认同程度越高,那么对结果差异的容忍度也会越高。但模型中αi和βi并不能准确表达不同公平观所带来的影响。另一个问题是相对损益取决于参考点的选择,如第一节所述,参考点本身是可变的,且动态的。i究竟选择哪个群体或者个体作为参考点?作为参考点的个体未必与作为博弈方的个体重叠。也就是说,当i和j博弈时,i未必会把j作为参考点,而是可能把另一个群体或者个体作为参考点。何况参考点还会随时随地产生变化。参考点的选择本身就体现了个体的社会性,而现有的模型其实很难刻画这种社会性。

   因此,两种代表性的理论虽然都不同程度上展示了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对社会性的处理,但从模型的构建思想来说,更倾向于对新古典范式的修补,而不是创立一种新的范式。这一点与卡尼曼和特维斯基等人早期试图做的努力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卡尼曼和特维斯基提出前景理论,本意是作为新古典效用函数的替代范式,并非对新古典范式的修补。不过,行为与实验经济学所提出的社会偏好理论所蕴含的思想还是超出了模型的束缚。就社会偏好本身来说,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和新古典范式的定义有着天壤之别。新古典范式中的社会偏好是个体简单加总后得到的偏好,是一种总体偏好,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计划者偏好。个体简单加总的偏好等价于计划者偏好,是新古典范式在处理社会性时所面临的窘境。由于忽略掉了个体的社会性,简单的个体加总形成的社会和计划者并无本质差异。而行为与实验经济学中所提出的社会偏好是个体的社会性的表达,并非社会作为总体的偏好。

按照行为与实验经济学家迄今的研究,个体的社会偏好可以归结为四大类:利他偏好、不平等厌恶偏好、互惠偏好和认同偏好。所谓“利他偏好”,就是指社会中的个体会主动地、自发地和不计代价地帮助他人,也就是说,他人的境况会影响到自身的效用,当一个人处于贫困状态时,当事人会激发起同情心,进而通过捐赠的方式来试图改善其境况,就是一种典型的利他偏好。这种偏好并不要求回报,因而是一种纯粹的社会偏好。所谓“互惠偏好”,就是社会中的个体会在意图上展示出友善,并相互实施友善行为。这种意图上的友善互动正是Rabin模型所刻画的。新古典范式通常将互利互惠处理成个体之间的利益权衡,这并不能解释利益之外的互惠行为。即便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当事人也可能会选择拒绝,因为缺乏意图层面的友善。比如最后通牒博弈中的拒绝率一直都非常可观,就是这种意图层面的互惠的驱动。当然,这种意图互惠有时候也可以理解成公平偏好。所谓“公平偏好”或“不平等厌恶偏好”,就是说社会中的个体关心相对损益,存在损失厌恶。如Fehr and Schmidt的模型所刻画的那样,当事人与作为参考点的其他人或者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会影响到其效用本身。对公平的追求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本能,这是个体在公平偏好层面上对社会性的展示,因为只有个体身处社会中,并具有社会属性,才会在意公平。就新古典范式的理性经济人而言,并不需要公平偏好,因为当事人身上的社会属性已经被剥离了。认同作为社会偏好,体现了社会中的个体与群体在信念上的高度一致性,社会中的个体总是归属某些群体,群体成员相互之间在信念上达成一致,并生成群体信念,无论是在位成员还是新加入成员,都认同该信念,那么群体就会稳定下来,而群体信念也相应地固化下来,并演化出群体文化等非正式制度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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