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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存芳 冶芸:边疆、走廊与“一带一路”: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三次实践

更新时间:2021-01-11 22:48:01
作者: 窦存芳   冶芸  
中国经过百年“察外省内”的发展历程,认识各民族文化自身的由来、发展历程、内在特征、现实状况以及未来发展走向等,明确了中华各民族“你来我往”的亲密关系史,并反思“夷夏之分”“华夏中心”的固有意识,跳出了“作茧自缚”的一种保护心态,以更开放、更自信的态度面对世界,发出了中国铿锵有力的两个声音——“文化自信”和“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华民族更高层次的文化自觉,将眼光投向世界文化流动的大空间,超越了民族国家,关注人类创造文化的足迹和时空特征,也将超越边疆、走廊研究,将从现代道路研究到世界范围内的“一带一路”学说构建,成为人类学本土化的更高目标。

   道路是人类社会演进中的一个重要要素,道路研究一直是一个古老的课题,人类学对道路的关注也不缺乏,比如马林诺夫斯基的西太平洋航海者之路,涂尔干、布迪厄、吉登斯等对社会空间的研究,我国人类学界早有费孝通、石硕、李绍明、李星星等对“民族走廊”的研究。但是,道路如此快速的发展,路和人的关系变得如此复杂却是近代的事情,比如路与空间、速度、流动、网络、现代性、资本主义等现代词汇,并与政治、生态、民族国家等话语体系紧密联系在一起。新时代正在赋予各条横亘纵贯的古道新的内涵和意义,不仅在时间轴上将其贯通,从空间的共时性和复杂性方面全面连接,从文化之间的对话构建文明之间的共享,这为人类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视野和研究空间。正如赵旭东提出:“人类学不应该是一种面对文明而表现冷漠的学问,人类学的核心就是要去关注文明互动并促进文明互动,这可谓是它的一种新使命”[14]。二十一世纪以来中国人类学关注的主题突破了民族历史、族群关系、民族文化等方面的研究,一些与时俱进的新议题,如空间的生产、文化的共享、道路的国家化、文明的多元理解、古道沿线的村落社区、民族志等备受关注,视角更加多元,研究方法也更加开放和灵活,体现了人类学对人类和社会的现实关怀,构建“一带一路”学说,正在成为继“边疆学”和“民族走廊”学说后人类学本土化的又一次重大实践。

   近几年来一批人类学领域的学者(赵旭东、周大鸣、周永明、周恩宇等)继在“民族走廊学说”的基础上,结合当前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新一轮世界对话,既进行人类学本土化反思,又进行国际化思考,其中有两种影响较大的思想:一为道路研究和路学的建构;二为人类学与一带一路的思考。

   道路的研究是“民族走廊”研究后更加具体化的研究,比如学者们在“藏彝走廊”“唐蕃古道”“川藏公路”“滇藏公路”等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茶马古道”,认为“食盐和茶叶的加入,使之前的古道网络得以彻底的改变,使原本区域性的古道网络变成了今天覆盖全整个中国西南地区及其周围省区的庞大贸易与交通网络”[15]。今天随着茶马古道的拓展和延伸,它贯通横断山脉和青藏高原,北连丝绸之路,南通海上丝绸之路,逐渐将滇缅、缅印、滇藏、川藏、藏印打通为一个围绕喜马拉雅山脉的环形国际商贸圈,使滇川藏间的商贸发展为滇、川、藏、缅、印跨国贸易的一部分,并依附于与东南亚、南亚的地缘区际贸易,间接地与世界市场联系在一起。茶马古道已经进入了一个更广阔的空间,已经拓展到滇、川、藏、缅、印大区域国际合作的状态,值得我们今天借鉴。学者们提出茶马古道应该是整体综合的宏观研究,包括路网体系、发展历史、文化传播、中外交流、族际认同、民族融合等(周智生),也结合人类学民族志方法的特长,既对古道沿线的社区变迁做微观研究,也通过“多点民族志”(1)1“线索民族志”(2)2等新的范式做跨时空的大空间研究。并从人类学的视角提出了“路学”的建构,结合文化地理、社会空间、现代性等理论,以汉藏公路为研究对象,描述和剖析了其时间性、社会性、开放性和移动性等特征,以及道路的各种功能,探讨道路的现代内涵。[16]路学也正在成为人类学关注和研究现实问题的一个重要背景,比如路学视域中研究社区、生态、民族关系、城乡结构、文化变迁等等。

   人类学关注的另一个现实问题:如何介入“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是一个国家层面、世界范围内的倡议,比道路研究或路学更加宏观,影响将更加深远。它从“文化”的解释转到“文明”的理解,从纵向历史研究转向空间区域关注,从民族国家走向世界性场域,是一条世界范围内的走廊。正如赵旭东等学者提出: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是中国走廊学的发凡,介入“一带一路”是中国人类学世界性关怀。[17]

   这是中国人类学继边疆学、民族走廊学说后本土化的重要契机,也是中国人类学和世界人类学一起书写人类文明的关键时刻。从中国社会百年的发展的历程来看清晰可见人类学的重要性,目前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经成为引领全球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努力让世界文明共通共享,人类学中国化的道路仍然重要而且必要,继续学科规范化和本土化探索,既要注重中国人类学独有的一面,构建自己的观点、方法和内容,也要在国际化的应用中过程中不断的进行修正,构建有国际认可并适合中国的“一带一路”研究体系或学说。笔者认为有两点不可忽视:

   一是回归真正的文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人类学研究习惯关注人的社会层面及其意识形态,对物质文化研究或物质人类学的关注相对较少;对文明的理解与历史进化论紧密相关,历史进化论有其时代性,一定程度上对文明的关注更多聚焦文明的冲突方面。但是,今天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超越了历史线性进化的观念,超越了“聚族兴邦”的目标,[18]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文明的共享,顺应如今“互联互通、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时代特征。人类学对“一带一路”的研究或者一种学说的构建,不仅要延伸走廊学本来关注的民族流动空间、民族关系的构建等主题,也应超越民族国家研究的范畴和社会层面、意识形态等研究内容,关注作为承载人们日常生活以及人类文明的物质文化,包括“物”生产制造、技术创造、存在和使用的环境、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性质、社会制度等,以及“物”的流动所形成的文明轨迹。比如茶叶、丝绸、香料、酒、瓷器等物质的生产制作、技术和思想、流动和使用,以及形成的文化体系和文明交流走廊。所以,“一带一路”是世界之“物”流动的重要轨迹,也呈现出物质文化分布的区域特征。这是人类学介入“一带一路”的一个重要方向,关注物质人类学和物质文化研究,通过研究“物”来解读文明,如迈克.罗兰所说:我们通过物质实体来看文明的时候,会减少历史进化论的偏见,只有不在为了政治目的而发生冲突的时候,文明才会回归到它自身。[1]

   二是“文化自信”和人类学的底层研究作用。中国人类学的百年历程,从没有离开过中国发展道路的探索,无论是边疆安全、民族建立还是民族发展,在不同的阶段都始终以第一代人类学前辈们提出的本土化为目标,从经验积累、学科建设和理论发展方面不断探索,形成了边疆学、民族走廊学说、多元一体格局等重大成果,对民族文化自立自强、文化自觉等意识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二十一世纪的人类发展更加复杂化,中国经验和东方文化成为引领人类发展的重要力量,所以中国人类学发展也将面临新一轮的机会,肩负新的责任。

   习近平同志提出:“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历史和现实都表明,一个抛弃了或者背叛了自己历史文化的民族,不仅不可能发展起来,而且很可能上演一场历史悲剧。”“一带一路”倡议以中国声音重新唤起人类文明的辉煌,但这个声音的强大是来自中华民族的自信,如果它像一棵大树,中华民族就是树根、是大树惠及四方的活水源头,所以扎好根基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任务。“一带一路”不仅是带状的,它更是网状的,由根部无数条古道、廊带组成,包括藏羌彝走廊、南岭走廊、西北走廊、苗疆走廊、辽西走廊、茶马古道、环喜马拉雅走廊、南丝绸之路等等,这些古道走廊沟通了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中亚文明、阿拉伯文明、西亚文明、欧洲文明乃至非洲文明,直接促进了人类不同文明的交流、融通和发展。

   中华文明的成就是中华各民族自信的根基,人类学的基本任务不仅要理解人们的小生活,而且要指向国家的大意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人类学本土化,近百年的“边疆治理实践经验直接推进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形成”。[19]未来中国人类学关注点转向人类文明、投向“一带一路”的同时,还需研究在“道路”和“流动”影响极其巨大的时代背景下,人们的日常生活如何变化,文化如何变迁,价值观念如何形成和传播等,从最底层、最日常的层面一如既往的发挥人类学的作用,理解文化自信的源头,研究文化自信的内容和日常表达,构建文化自信的理论体系,寻找如何在中国经验中理解人类的文明,从而沟通世界,为人类的文明贡献出中国的力量。

   参考文献

   [1][英]卞思梅,问;迈克·罗兰,答.物质文化与人类学——英国人类学家迈克·罗兰专访[J].赵秀云,译.民族学刊,2014(1).

   [2]赵旭东.文化共享、互联互通与道路的拓展[J].中原文化研究,2017(5).

   [3]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研究和人类学[J].民族研究,2011(4).

   [4] 任乃强.康藏史地大纲[M].拉萨:西藏古籍出版社,2000.

   [5]王建民.学术规范化与学科本土化——中国人类学学科百年回眸[J].民族研究,2000(1).

   [6]吴楚克.试论中国边疆政治学与边政学、人类学的关系[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7).

   [7]马大正.二十世纪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J].历史研究,1996(4).

   [8]周平.边疆治理中的认同问题.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1).

   [9]费孝通.关于我国民族识别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1980(1).

   [10]费孝通.谈深入开展民族调查问题[J].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3).

   [11] 李绍明.西南丝绸之路与民族走廊[C]∥李绍明民族学文选.成都:成都出版社,1995.

   [12]李星星.论“民族走廊”及“二纵三横”的格局[J].中华文化论坛,2005(3).

   [13]费孝通.给“藏彝走廊”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的贺信[C]∥藏彝走廊:历史和文化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14]赵旭东.从文野之别到圆融共通——三种文明互动形式下中国人类学的使命[J].西北民族研究,2015(2).

   [15]木霁弘.茶叶传播与“茶马古道”[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12-05(A05).

   [16] 周永明.汉藏公路的路学研究:道路空间的生产、使用、及那狗和消费[J].二十一世纪,2014(4).

   [17]赵旭东.中国走廊学发凡——从民族的“藏彝走廊“到世界的“一带一路”[J].思想战线,2017(2).

   [18]青觉.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实践轨迹与深化逻辑[J].民族教育研究,2019(5).

   [19]李春晖,丁瑞雪.中国共产党边疆治理中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J].民族教育研究,2019(4).

   注释

   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人类学家马库斯提出,是指以问题的追踪或发展为前提,抓住调查中的敏感点和变化强度大的问题,通过逐渐增加田野点寻求问题的解答,尽可能全面的诚信啊特定时空中的社会文化特征。详见乔治.马库斯:《十五年后的多点民族志研究》,载于《西北民族研究》,2011年第3期。

   2.赵旭东提出的线索民族志,是倡导从固定的场所民族志,转向以动态线索追踪人或物的移动轨迹产生的社会文化现象,实现一种在“点”之上的“线”和“面”的整体/宏观理解。详见赵旭东:《线索民族志:民族志叙述的新范式》,载于《民族研究》,2015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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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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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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