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郭萍:群己权界:儒家现代群治之方——兼论严复自由理论的儒学根基

更新时间:2021-01-11 22:38:10
作者: 郭萍 (进入专栏)  
非标本并治焉,固不可也。……标者何?收大权、练军实,如俄国所为是已。至于其本,则亦于民智、民力、民德三者加之意而已。果使民智日开,民力日奋,民德日和,则上虽不治其标,而标将自立。[29]

   夫吾所谓自由者,非独其名已也,乃民生所享真实之利益,国必有此,而后民得各奋其能,以自求多福于物竞之难谌,以庶几可幸于天择,苟于群无所侵损,则无人所得沮遏者也。[30]

  

   由此,他一方面通过批判传统中国的一统专制,提出必须去除束缚国民之才、德、力发展的社会制度,发展个体自由;另一方面,考察西方社会得以强盛的治理要诀,指出“西治”的命脉就是以自由为社会发展的根本。

  

   今将早夜以孳孳求所以进吾民之才德力者,去其所以困吾民之才德力者,使其无相欺相夺相患害也。吾将悉听其自由。民之自由,天之所畀也。[31]

   夫与华人言西治,常苦于难言其真。……其命脉云何?苟扼要而谈,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吾行之而常病者,则自由不自由异耳。[32]

   彼西洋者,无法与法并用而皆有以胜我者也。……推求其故,盖彼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33]

  

   除了从现实层面阐明自由是当时中国能否扭转败局,实现安治的关键,严复还通过译著更深入的指出,发展自由不仅仅出于现实危局所迫,而且是“天之所畀”。

   其中他通过《天演论》为自由作为群治之方的必然性与合理性提供了一种经验主义进化论的依据。他说:“明天道之常变,其用在物竞与天择”,[34]“群出于天演之自然,有能群之天倪,而物竞为鑪锤”。[35]所谓“物竞”就是个体生命的张扬和竞争发展,这是生物自身演进的力量,也是种群进化的根本动力。而在他看来,近代在中西之间的国族之争就是“物竞”法则在人类社会中的具体表现,所谓“种与种争,及其成群成国,则群与群争,国与国争”[36]。所以,每个社会内部富有生气才能进化,才有竞争力,所谓“生必自繇而后可乐也,自繇者,诚乐生之要端,而亦进化之所待也。”[37]“行己自繇,人道之所以乐生,人群之所以进化。”[38]由此说来,中西竞争的胜败就根系于是否能开放“物竞”,是否能发展个体自由激发个体生命力。

   再而他通过《社会通诠》从历史的维度说明,人类社会由图腾社会到宗法社会,再到国家社会的发展是自然进化的过程,所谓“夫国家之为社会也,常成于天演”[39],而这一演进乃是一种宗教和宗法权威衰落,个体主体崛起的过程,因此,发展个体自由就是顺应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除此之外,他还通过《群学肄言》分析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各种难题,指出社会是由个人集聚而成,其治理总要与人性相符合,而人性随着“外境”的变化而日益趋向独立,因此,社会治理模式也要顺应人性的变化和需要,发展个体自由。

   基于不同维度的论证,严复揭示自由的阙如是阻碍中国社会演进的根本原因,而这也造成了现代中国社会的治理困境。据此,他明确提出,现代中国唯有以自由为治,激发个体生命力,才能摆脱内外忧患在国群竞争中自强自存,甚至是太平之盛也可不期而自至。

  

   欲行法而不病国者,必自任民自繇,各奋其能始矣。[40]

   今日之治,莫贵乎崇尚自由。自由则物各得其所自致,而天择之用最存其宜,太平之盛可不期而自至。[41]

  

   三、群己权界:自由之要旨

   然而,如严复自己所说,“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42]在传统语境中,“自由”一直是一个表达恣意妄为的贬义词,更与“群治”截然对立。因此,在维新时期,不论守旧派,还是革新派,都对自由充满偏见或曲解,所谓“顾竺旧者既惊怖其言,目为洪水猛兽之邪说;喜新者又恣肆泛滥,荡然不得其义之所归。”[43]在此情况下,澄清现代自由的核心要旨,消除世俗偏见和误解成为他的首要任务。

   针对世俗之见,严复首先声明现实自由非但不与法度相背离,而且必须要依靠法度来保障落实,也就是说,自由一定是有法度的自由。唯有如此,自由才是群治之方,而不会与群治相抵牾。他说:

  

   夫国必法度立,而后民虽合群,而自由如故。[44]

   小己之发舒,与国群之约束,亦必有其相剂之道,而无虑于牴牾。[45]

   纯乎治理而无自繇,其社会无从发达,即自由而无治理,其社会且不得安居。而斟酌二者之间,使相剂而不相妨者,此政治家之事业,而即我辈今日之问题也。[46]

  

   这里他特别强调,现实中的自由必然要与群体的约束相剂,而绝非恣意妄为,在这个意义上,他比附性的解释说“中国理道与西法自由最相似者,曰恕,曰絜矩”。[47]不过,他认为要准确表达自由的要旨,还是要通过归纳各种自由理论,抽绎其中的共同性。

  

   其为公之界说曰:“各得自由,而以他人之自由为域。”[48]

   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其杀人伤人及盗人财物,皆侵人自由之极致也。[49]

  

   所以他进一步通过编译穆勒On Liberty一书,对自由的要旨做出了一种创造性表达,即“群己权界”。(此书原定名为《自由释义》,出版前更名为《群己权界论》,其实表明严复的“自由释义”就是“群己权界”。)在穆勒原著中,与“群己权界”最相近的表达就是第四章的题目“Of the Limits to the Authority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严译为:论国群小己权限之分界(今译为:社会权力之于个人的限度)。可以说,“群己权界”是严复在此基础上的一种凝练与创造,而且在他看来,这正是自由“理通他制”的核心要旨。他在《群己权界论·译凡例》中说:

  

   穆勒此篇,本为英民说法,故所重者,在小己国群之分界。然其所论,理通他制,使其事宜任小己之自繇,则无间君上贵族社会,皆不得干涉者。[50]

   夫自繇之说多矣,非穆勒氏是篇所能尽也。虽然,学者必明乎己与群之权界,而后自繇之说乃可用耳。[51]

  

   按字面意思看,“群己权界”就是划定“群权”与“己权”的范围界限,其中,“群权”是国群节制小己的公权力(the authority of society over the individual),“己权”是国民自治之权(the individual over himself),二者地位相当,保持平衡。但是严复明言,提出“群己权界”的意图是为了“自繇之说乃可用”,此即表明限定“群权”对“己权”的干涉范围才是“群己权界”的根本旨趣。那么,到底如何划定“群己权界”呢?他说:

  

   使小己与国群,各事其所有事,则二者权力之分界,亦易明也。总之,凡事吉凶祸福,不出其人之一身,抑关于一己为最切者,宜听其人之自谋,而利害或涉于他人,则其人宜受国家之节制,足亦文明通义也已。[52]

  

   对此,严复又从施用层面做了进一步解释:

  

   曰以小己而居国群之中,使所行之事,利害无涉于他人,则不必谋于其群,而其权亦非其群所得与,忠告教诲,劝奖避绝,国人所得加于其身者尽此。过斯以往,皆为蔑理,而侵其应享之自繇权者。此所谓行己自繇之义也。乃至小己所行之事,本身而加诸人,祸福与人共之,则其权非一己所得专,而于其群为其责。使国人权利,为其所见侵,则清议邦典,皆可随轻重以用事于其间,于以禁制其所欲为,俾其人无由以自恣,此所谓社会干涉之义也。[53]

  

   可见,国群与小己权力的划分乃是以保障个体自由不受侵害为界,这可以简单概括为“私过可任自繇,而公恶不可纵。”[54]但不难看出,“群己权界”并不是要取消公权力,更不是纵容个体为所欲为(所谓“干之云者,使不得惟所欲为”[55]),而是肯定了公权力对于维护个体权利的必要作用,以及对于维系社会共同体的必要作用,因为“民生有群,群而有约束刑政,凡以善其群之相生相养者,则立之政府焉。”[56](政府正是最典型的公权力实行者)但是,亦如严复所说:“最难信者亦惟君权,彼操威柄,不仅施之敌仇也,时且倒持,施于有众。”[57]因此,“群己权界”更为强调的是,在保持公权力正当干涉性的同时,必须将公权力限定在不戕害个体自由的范围之内,以便能在现实层面上确保公权力施用的唯一的正当目的就是保护国民的个体自由,而非其他。

   如此一来,自由不再是一种笼统的价值诉求,或者一种抽象的群治之方,而是被落实为一种可以切实的保障个体权利、利益不受侵害和干涉的社会实践原则。虽然“群己权界”所涉及的具体内容总是随时随地的变化调整,并无法形成统一或固定的界限,但严复还是以政府行政为例,强调应当尽可能地缩减行政的范围,赋予国民更多的权利,以推动国民自治。在他看来,这不仅可以有效防范政府在行使公权力其间对国民权利的侵害,而且对于政府自身,乃至整个国群的发展都大有好处。为此,严复从社会经济、政事、思想等领域分别做了简要的说明,这其实是实际运用“群己权界”的一种示范。他指出:

   (1)对于经济活动,“事以官为之,不若民自为之之善也。”[58]其中,尤其是工商事务政府不宜介入,所谓“此地方之工政,与夫民间商工之业,治以官者所以常折耗,治以民者所以常有功也。”[59]任民自营自利才有益于社会进化和国民自强。

   (2)对于地方政事,“其事以官为之,虽善于民之自为,然国家以导诱其民,欲其心常有国家思想之故,又莫若听其民之自为也。”[60]而“父母政府”[61]事事亲力亲为反而让国民失去锻炼自治能力的机会,因此,现实中需要“以地方自治之制,以摩厉其治国之才”。[62]

   (3)对于不同思想和意见,如果社会各领域的建设皆听命于政府,全国的人才皆是惟政府所向,没有不同的思想和意见,那么不仅容易滋生行政弊端,产生不良的行政效果,而且也会因压制个体诉求而导致社会动荡,也即“使官之治事太广,将徒益之以可以已之权力,其流极将至夺民自繇也。”[63]

   其实,除了《群己权界论》的纲领性论述外,严复还通过编译《法意》和《国富论》分别从政治、经济领域演绎了“群己权界”这一通则。由于这些内容都是直接关乎社会实践和各领域制度规范的建构,因此可以说,“群己权界”实际是严复为现代民族国家的社会建制提供的一个基本原则和衡量标准,而这也确保了自由作为群治之方的现实可行性。

  

   四、分以义行:“群己权界”根植的儒学原理

由上可见,严复虽然通过荀子“群”概念提出了“国群”概念,但“国群”实质表征的是现代民族国家,与荀子“群”概念存在着本质差异。而他基于现代国群的生存发展而提出的以“群己权界”为要旨的群治之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293.html
文章来源:原载《东岳论丛》2020年第12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