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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亮:财政压力下地区间竞争中的重工业偏好

更新时间:2021-01-10 14:07:05
作者: 赵亮亮 (进入专栏)  
由于我们只选了2个省,为了消除不同省份的影响。这点用面板数据中的组内差分的办法就可以实现。对j省的所有地级市的各个变量分别求平均值,再在以上模型两端同时减去各自的平均值,记为模型2:

  

   上式右端最后一项仍然满足关于扰动项的一般假设,这样就可以估计得到无偏的回归系数了。不过在我们的研究中,模型2的运用受到数据限制的限制较多,我们只能以模型1为基础模型,将模型2的结果作为辅助证据。

   在各省的统计年鉴中,只有部分年份提供了轻、重工业的产值,而按照其他方式划分的统计方式不符合我们检验的需要。限于数据不够完整,我们选取了广东和江苏两个省的全部地级市2003-2010年检的数据,经过调整之后有31个城市和地级市,其中剔除了广东省的广州、深圳和珠海。本文假设:如果一个地区在初始期(设定为2003年或2004年)有较高的财政压力,那么在此后的几年中,这个地区的重工业比重会有更大幅度的增长,或者下降幅度相对更小。

   被解释变量为各地区重工业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份额在一段时期内的增加值,我们分别考察了两个时期,2004-2007年;2007-2010年。解释变量包括两个时段的初始期的几种指标。其中包括财政压力,用地方一般财政支出超出财政收入的比例来反映,这是我们关心的核心变量。我们假定,如果一个地区的财政收入比较充足,它会有更好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我们用城市绿地面积占建成区面积的比重,来反映一个地区在初始期的财政压力,这一比重较高,说明该地区财政能力较强,意味着他有较充裕的财政资金。我们还控制了地区的产业结构,分别用第一产业占GDP的比重和第一产业劳动力份额作为代理变量。我们用初始期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反映一国地区的投资环境,这是因为外商投资往往对投资环境比较重视,开放程度更高的地区,FDI的规模更大。此外,控制变量还包括初始期人均GDP的对数值。用农业人口比重来反映地区产业结构,用森林覆盖率来反映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用政府消费与政府和事业单位人员数量反映财政充裕程度。本文所用的数据除财政一般预算收入和支出、绿地面积和建成区面积、轻工业好重工业产值来自相关省份部分年份的统计年鉴之外,其余均来自各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二)估计结果及分析

   基于模型1和模型2的回归结果见表1和表2,总体来看,模型证实了我们的预期。在回归1中,常数项和虚拟变量不显著,剔除常数项之后的结果为回归2,其中,财政压力的系数是显著的,该变量作为单一因素能够解释重工业比重上升13.9%的方差。在回归3中,纳入了森林覆盖率和人均政府消费,但因数据缺失,样本数量过少,导致回归的自由度过低,但是结果仍然有一定的经济意义。结果显示这两个变量的系数都是显著的,但是系数的绝对值很小,森林覆盖率高的地区,重工业的比重较低,这可能意味着地理条件较差的地区,在重工业发展方面确实缺乏优势,虽然这类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水平比较落后,因为2003年人均GDP与改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高达-0.61。

  

   注:括号内为p值。

  

   回归4和5的差别在于绿地比重的显著性略有差异,回归4中该变量的p值接近于10%,接近于显著,回归5中则在10%水平下显著。财政压力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也都是显著的。两个回归的拟合优度达到0.5左右,可见重工业比重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初始条件来预测。我们已经提及,绿地比重反映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充裕程度,很多经验观察和其他研究都认为地方政府倾向于在基础设施和城市建设方面扩大投入,这成为显示政绩的主要方式。地方政府扩大财政收入是追求高投资和资本深化的重要动机,绿地的系数为负,而财政压力的系数为正值支持了这种判断。FDI占比的系数绝对值较大,意味一个地区的市场环境对重工业偏向有很大影响,因为FDI的进入优先选择发达地区,似乎重工业更快的增长反映了发达地区更有能力进行资本深化。如果FDI的比重确实反映了市场环境状况,那么回归4和5中的财政压力变量的显著性反映出,即使排除了市场的力量本身引起的资本密集度提高的因素之外,财政压力仍然是重要的。为了区分这两种因素的相对重要性,我们在回归4的基础上同分别加入了财政压力和FDI占比的模型做回归,结果发现,拟合优度分别上升到了0.9和0.7个百分点(结果未列入表中)。这显示出财政压力对提高模型的解释力相对更为重要,政策的作用可能超过了市场的内在调节。此外,初始的重工业比重系数为负值,显示出各地区之间重工业的比重有一定的收敛趋势,欠发达地区的在引资或上项目的过程中,将扩大重工业作为重要手段,是一个重要原因。GDP对数值的系数也有类似的含义。农业劳动力的比重和农业占总产值的比重(包含后者的回归未报告)的系数或者绝对值很小,或者不显著,说明重工业偏向与一个地区的发展水平和工业化程度联系并不密切。

   回归6的结果显示,2003年间的初始条件对更长的期间2003-2010年间的重工业偏向是有影响的,虽然绿地占比的系数是显著的,但财政压力的系数不显著,这可能意味着财政压力的滞后影响不会长期持续。不过另一种可能是,到了2006年,财政预算超支的比例不再是衡量财政压力的良好指标,初始期财政和绿地的影响发生了背离。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地方财政压力在新世纪最初的几年中十分突出,近些年来,财政压力得到了较大改善。表2中的回归3也显示,在第2个时期,初始财政压力影响赶超的趋势不再明显。地区间的竞争和赶超已经大为减弱,或是它的形式发生了变化,还需要另作研究。最后,回归7利用初始条件对2007年的FDI占比作了预测(见表1),结果发现财政压力的系数绝对值很小,尽管它是显著的,可能是由于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在吸引外资方面缺乏优势,这方面的努力效果微弱,这与财政压力下的重工业增长形成对照。

   在表2的显示的回归中,利用各个变量对省内样本平均值的离差来做回归,作为对省份异质性性的一个修正,结果发现,回归1中,除了财政压力之外,其他系数都不显著,这说明财政压力的影响是稳健的,并且它能解释10%以上的变差。而财政压力在第二个时期的影响仍然不显著。


四、结论和政策建议

   我国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地区间竞争成为促进经济高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这种竞争使经济增长高度依赖于投资,地区间竞争是造成我国投资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这是经济结构失衡的突出表现,地区间竞争也造成了投资效率的下降。此外,经济结构失衡的另一表现是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较快地上升,也与地区间的竞争有关。本文的研究从地区间竞争这一角度解释了我国高投资形成的原因,论证了地区间竞争的动力之一是缓解财政压力,扩大重工业投资以增加税收并在短期内大幅提高地区经济产值是竞争的主要手段。实证研究显示出,反映财政压力的指标确实能够解释个地级市重工业比重的上升。这意味着地区间竞争中,财政压力增大导致重工业比例上升是一个重要的内在传导机制。这对于我国调整和优化经济结构,缓解地区间竞争造成的扭曲能提供一定的参考,同时也是对地区间竞争在认识上的一个深化。

   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到以下的政策含义:首先,地区间竞争的发生确实有财政压力在起作用,而不能完全归结于地方政府不合理的政绩观。因此,要使激烈的地方政府间竞争得到缓解,消除地方政府的竞争造成的扭曲,就应该通过调整转移支付的方式,使欠发达地区有充足的财力来改善基础设施,改善民生和福利。应该采取措施缩小不同的地级市之间在基础设施和福利方面的差距,目前政府公务人员、事业单位人员的收入和福利保障水平几乎完全决定于本地政府财力,这也是造成赶超的一个内在动因。其次,在财政制度方面,可以探索税收收入在地方政府与上级之间更合理的划分,应该优化税制,避免地方财政收入与产值线性相关,轻视投资的效率改善和结构优化。这种调整应该能够改变他们的激励,使之不再以推动大项目和重工业为实现财政增收的主要手段,避免因重工业偏好而引起经济结构恶化。再次,应该帮助欠发达的地级市找到合理的经济增长路径,加快产业转移,使各省内部欠发达的地级市按照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主导产业,而不是通过引进大型重工业项目来实现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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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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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201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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