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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亮亮:论市场原则与权利平等之间的矛盾

——兼论桑德尔对激励机制的批判

更新时间:2021-01-10 13:27:44
作者: 赵亮亮 (进入专栏)  
不仅不会恶化穷人的状况,反而能明显改善穷人的状况。比如,大学提高收费,向富人子女收较高的学费,而对穷人子女给予高昂的奖学金,就是这种典型 。美国的大学允许富人捐助经费,并降低他们子女的入学要求,也间接地补贴了穷人。就前文的地铁差别票价的例子来说,也许在特定条件下,对富人的高收费有效地筹集了资金,使穷人可以享受比较廉价的地铁服务。

   然而,市场原则筹集资金,刺激供给的功能必须有限度地、合理地使用,避免对穷人的伤害。比如在我国进入新世纪前后,一些城市实行买房送户口的政策。农村户口的人想要进入城市,只要能买得起城市住房,就可以享受城市中的公共服务,特别是良好的教育资源。也许这种政策背后的理由是,通过购买房屋,购房人间接地为城市建设提供了资金,在城市化的早期城市建设资金紧缺的情况下尤其如此,有效地改善了城市基础设施。在这种政策之下,城市的公共服务只有钱人才能享受得到,它对穷人的歧视和排斥是非常明显的。实际上,城市的公共服务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所有纳税人间接提供了成本,城市聚集效应产生了生活便利的好处,这应该是所有参经济活动的人都能平等分享的一种好处,而不应只能由一部分享有。

   此外,值得警惕的情况是,市场化在每个领域都深入渗透,结果会造成穷人的选择范围变得非常狭窄,从每个方向都收到了挤压。比如,穷人在出行时只能借助公共交通工具,而城市的交通设计往往对使用公共交通工具的人很不利(公交站之间的距离太远),鼓励发展私人轿车造成道路拥挤,穷人的通勤时间可能比“有车一族”要长很多。陆礼认为,在功利主义和经济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价值理性被悬置,城市交通的公共性和伦理正当被长期挤压甚至完全消解。应该坚持“人为本”的理念,重新恢复“公交优先”的发展战略 。又比如,穷人在子女就学、就医等方面也处于不利地位,在生育权力上也比富人受到更多限制。富人有更大的迁徙自由,可以用脚投票离开那些污染重、环境差、教育和医疗资源相对贫乏的地区,穷人则没有太多的选择。总之,市场化的扩张减少穷人的权利,在众多领域出现这种情况,合成以后的总体效益可能会变得非常严重,这是必须警惕的。

  

四、如何消除市场导致的不公平

   (一)通过公共讨论和宪政审查划定基本权利

   从前文的讨论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市场如果不受限制地扩张,就有可能造成对群人的排斥。这就要求对“金钱可以买什么”做出限制。但是另一方面,确实在一些情况下,引入金钱交易并没有伤害的物质利益,也没有伤害他们的尊严和基本权利,甚至还能够增加和改善他们的物质利益。这是因为激励机制可以扩大产品供给。对市场划定如何界限,如何确立一个标准就成为一个关键。

   根据迄今为止的政治哲学研究,我们似乎可以初步确定比较合理的标准。第一个标准可以按照罗尔斯的理论引申出来。对于涉及到公民基本权利和尊严的问题,必须给予严格的保护,这是罗尔斯的差别原则的要求。姚洋也明确提出,对于基本权利给予保护,除此之外的领域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优势,提高效率 。第二个标准可以从森的理论引申出来,以自由看待发展要求关注穷人自身发展的能力,制度安排应该尽可能地扩大涉及穷人发展能力的权利,如在健康和教育等方面促进公平。这两种原则都指向了一些基本权利,对这些权利是不能以社会整体利益为理由而用于交易或权衡的。

   前文的分析也表明,如果人们不能适当地容忍金钱交易原则,就会造成一些效率上的损失。这意味着对基本权利的确认和划分在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标准,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会有差异。但是当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之后,既得利益会阻碍政策做出调整,观念的变化一方面朝着基本权利范围扩大的方向转变,另一方市场的入侵又使人们能容忍将更多的权利进行划分,作为市场交易的对象。

   当人们的权利意识增强之后,为了克服既得利益阻挠,就要求对公共政策能有一个公共讨论的空间,这一方面会引导和启发人们更清楚地认识自己的基本权利,转变观念。另一方面也会限制政府的利益,避免对权利的侵害。

   除了观念转变,社会还要能够对基本制度经常性地进行审查。比如,我国现行的高考制度存在严重的地域不平等,各地学生进入名牌的机会差异极大,这引起了质疑,有些人甚至要求进行宪政审查,但是这种要求未能得到满足。宪政审查其实就是对各项具体制度是否符合正义原则的审查。宪政审查制度的缺失阻碍了社会去纠正那些违反公平原则的政策。

   (二)公共政策的应采取“拉平”的原则

   由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出,公共政策中引入市场原则,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政府提供公共物品时,可能会存在一种拉大差距的倾向。比如,北京市中小学之间就有巨大的差异,2016年人民大学附中公示了拟录用的教师,拟录用的有16人,其中7名硕士,9名博士;除1人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其余均有北大、清华和人民大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其中2人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人民大学人事处,2016) 。政府提供的准公共产品质量差距拉大,市场原则渗透其中,导致优质教育资源只能为富人享有,这非常明显地排斥了穷人。而基础教育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基本权利,必须将平等原则放在优先位置。而且这些学校都是依靠公共财政支出运转的,这也要求要么严格控制学校之间的质量差距,要么设法使穷人和富人子女都有基本相同的机会享受优质资源。

   缩小穷人和富人在机会上的差距,保障基本权利的平等,就要求限制金钱能够购买的东西的范围。特别是在公共服务中,减少富人的优势地位。这方面可以采取的原则就是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务时要缩小服务质量的差距,我们姑且称之为“拉平”。例如,几年前北京和南京就推出了旨在缩小中小学差距的教育改革方案,将好学校与差学校合并,共享师资。这种导向是正确的,但是实施中面临很大阻力,效果还不够明显。

  

五、结论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市场和激励机制的认识有所深化,主要观点可以总结如下:(1)进一步地界定权利,引入市场原则,会导致人们之间的权利不平等。正是对权利的划分扩大了市场交易的范围和对象,但是它与权利平等之间形成了矛盾。(2)市场的激励并不是可有可无,引入市场原则在很多场合能激励产品供给扩大。(3)利用激励机制,有差别地提供准公共物品,会导致对穷人的排斥。

   桑德尔揭示了市场如何侵蚀了道德规范。桑德尔虽然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明确给出一个界定“市场不能买什么”的标准。本文与桑德尔探讨的共同主题是“金钱不能买什么”,但是侧重点有所不同。本文讨论了市场原则、激励机制如何影响了人们之间的权利平等,特别是当市场原则扩张到了公共政策制定和准公共物品提供的领域时。

   我们指出市场对权利公平可能造成的损害,市场会排斥穷人,指出它的这些弊病,并不意味着要一概地反对市场化的改革。市场机制的扩张会对权利平等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必须对如何划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范围确立一个基本原则。本文认为,在不关乎基本权利和人的尊严的领域,市场化应该得到支持,而在关系到基本权利的领域,则必须警惕市场原则的扩张。从我们的分析来看,应该限制政府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否定那种只讲效率,不讲平等和权利的思维。至于哪些领域直接关系到基本权利,或者联系比较密切,哪些又不是,进行这种区分还需要做更多的深入研究。此外,应该允许公共讨论,使公共政策更具有公共性和公平性,应及时纠正政策中的不公正。在公共物品提供中必须坚持平等原则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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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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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战略与管理》2018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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