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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强:关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1-01-10 12:54:42
作者: 李强  

   理想类型:人文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的结合

   区域与国别研究方法论的争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关于演绎和归纳逻辑、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的争论。今天,我们有必要超越这些争论,探索将区域与国别研究的人文方法与社会科学方法相结合的路径。在这方面,我们或许可以讨论韦伯著名的理想类型(ideal type)概念。韦伯是典型的社会科学家,他对我们今天诸多社会科学的概念,诸如现代国家、官僚制、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都有过奠基性贡献。但是,韦伯并未展示出社会科学的理性主义傲慢。他提出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很好地回应了当时德国思想界关于历史与社会研究是否可能成为科学的问题。作为新康德主义者,韦伯拒绝接受那种以为可以从社会现象中探究出规律的理论,但他也不认为客观社会现象是全然随机、毫无联系、无法通过理论来认识的现象。韦伯运用理想类型方法提出一系列抽象的概念,如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家产制、现代国家、官僚制和新教伦理等概念,力图在概念和范畴层面构建因果联系,譬如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但韦伯深知,没有一个社会可以在完全意义上符合资本主义、封建主义或家产制,但这些关于理想类型的分析可以帮助我们在理想类型的层面构建因果联系,并借助这些因果联系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当然,我们也可以在分析具体社会现象时挑战、矫正甚至推翻原有的关于理想类型之间因果联系的理论。人类对社会的认知就是在这种不断从理论到具体现实再到理论的过程中获得进步。

   韦伯这种方法深受当代一些从事比较研究的社会科学者的认同。已故著名政治学者、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中国政治研究专家邹谠先生曾对这种运用社会科学方法进行个案研究的路径做过十分精彩的概括:“具有理论背景及理论相关性的个案研究”(“theoreticallyinformed and theoretically relevant case study”)。“称其‘具有理论背景’,是因为它们在构建分析框架、提出预设、论证主题、选择数据、解释经验的或历史的发现时,都有意识地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概念。称其具有‘理论相关性’是因为这些发现与解释对他们在研究之初构建的或在研究过程中引入的理论与概念形成反馈———这种反馈意味着证实或证伪(falsify)原来的理论,展示概念的重要性或不相关性,扩大或缩小这些理论与概念的适用范围,扩展或限定理论预设的重要性或含义,修正或扩充理论架构与概念体系,重构一个全新的理论体系,甚至在将来促进‘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

   对于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而言,邹谠教授的概括包括两方面的含义。

   一方面,对于具体区域与国别的研究,尤其是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研究,社会科学方法能够提供有价值的贡献。第一,社会科学长期发展出一些概念、框架,可以用来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描述、分析具体的社会现象、制度、传统、文化甚至心态。譬如,政治学家在分析一国的政治治理状况时常常会考察对象国的国家构建(state building)状况、民主状况、法治与宪政状况。这些基本概念为区域与国别政治研究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分析框架。离开社会科学长期发展出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和理论范式,很难设想如何描述、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经济或社会状况。第二,社会科学在长期发展中揭示出一些社会政治现象之间的因果联系,可以为区域与国别研究者探究特定问题的因果联系提供可资参考的框架。第三,值得提及的是,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一些新的理论探索、理论突破可以为区域与国别研究提供研究启迪,帮助区域研究专家凝练问题意识,设定研究议题和研究路径。譬如,冷战结束后,社会科学家关注到世界范围内从意识形态冲突到文明冲突的转变,关注到从阶级利益政治到认同政治的转变,关注到民粹主义的兴起。这些新的理论观察对于区域与国别研究显然具有启迪意义。如果我们考察今天世界的政治发展态势,就会发现在全球范围内,自启蒙运动开始的世俗化、理性化的思维方式和自由主义民主的政治经济理念到处受到挑战。无论是美国和欧洲右翼思潮和右翼政治势力的兴起、俄罗斯新欧亚主义的崛起、伊斯兰激进主义的迅速传播,以及印度、土耳其等国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权威主义的兴起,都指向一个极为重要的全球性现象,即启蒙运动所代表的现代性在前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夹击下正处于衰退之势。如果不理解这种全球性趋势,就很难对一个地区或国家出现的政治变化有深刻的理解。第四,社会科学的一些方法论可以帮助区域与国别研究进行更为细化的研究。譬如,社会科学的量化分析方法,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比较成熟。尽管我们不应过分迷信量化分析方法,忽视传统研究方法以及定性研究方法,但也必须看到,当研究某一地区或国家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状况时,基础数据的收集和基于数据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

   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运用社会科学方法研究区域与国别问题不可能代替传统的人文式研究。

   第一,区域或国别研究本身具有独特的知识价值,它提供关于某一区域及国别的制度、人民和观念的系统知识,是了解对象区域及国家独特历史环境、文化传统、社会发展进程的必备路径。这些知识本身构成人类知识宝库中弥足珍贵的财富,是一个国家从事对外经济、文化与政治交往中不可或缺的知识。罔顾这些知识,机械地迷信社会科学理论会造成颇为严重的后果。以美国在本世纪初的伊拉克战争为例。美国政治学界的普遍共识是,自由民主乃是人性之普遍追求。这种理念在当时占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中更为盛行。新保守主义者认为,萨达姆·侯赛因政权是典型的暴政。用武力将伊拉克人民从暴政下解放出来,伊拉克人民会箪食壶浆迎接王师,并很快建立自由主义民主制度。但令这些新保守主义者始料不及的是,伊拉克复杂的宗教与民族情势使得推翻萨达姆之后的伊拉克不仅未成为自由主义民主的样板,反而成为伊斯兰激进主义泛滥的温床。

   第二,区域和国别研究对于社会科学学科的理论构建和验证具有重要意义。社会科学的理论,如民族主义、国家理论、民主理论、革命理论以及关于认同的理论都会在区域与国别研究的经验中得到检验、矫正甚至证伪。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区域与国别研究可以拓展现有社会科学理论的地域性,增强其包容性。只有借助区域研究,社会科学才能真正成为普遍主义的,才能消除社会科学理论的狭隘地域特征。现有的社会科学理论大多建基于学术界对此前社会政治经验的分析之上。而且,就我们今天所接触到的社会政治理论而言,更多的是以西方国家发展的经验为基础。在这个意义上,现有社会科学理论具有颇强的地域性特征。将这些理论应用到非西方国家时,研究者必须考察这种理论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解释研究对象的独特情形,在多大程度上无法解释研究对象的实际。这样一种个案研究的结果反过来又可以修正原有理论的内涵,使社会科学的理论具有更强的包容性和解释力,从而促进理论的发展。

   第四,区域与国别研究具有跨学科研究的特征,可以帮助社会科学各学科克服学科的狭隘性。在通常情况下,不同学科的社会科学家会关注并研究自己领域的现实,区域研究为社会科学家提供了跨越自身领域的机会。著名社会学家帕森斯曾敏锐地注意到,只有跨学科的研究才可能构建“科学知识的整体结构”(total structureof scientific knowledge)。帕森斯指出,区域研究颇似医学研究。人类社会的整体恰似人体的整体。理解人的整体健康问题需要多学科的协作,如解剖学、生理学、生物化学、细菌学甚至心理学和某些社会科学。同理,区域研究也会为社会科学诸学科以及相关的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学科提供一个具体的聚焦点,从而促进整体性科学知识的形成。

   中国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作为一门学科面临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一方面,中国的国际地位迅速提升,参与全球政治经济及文化领域的活动日益频繁,对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和学术成果有巨大需求。另一方面,多年的学科建设积淀为区域与国别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这在语言与人文学科尤为突出。中国在外国语言、文学、历史领域的学科基础、队伍建设以及人才培养规模在国际上也可以说处于前列。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区域与国别人才培养质量和研究水平与国家的需求还有很大差距。就方法论而言,最明显的短板是,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的运用相当不足。中国的社会科学各学科在最近几十年取得长足进展,尤其表现在:第一,介绍、引进国外的社会科学理论,构建了比较完整的社会科学各学科理论体系与方法论框架;第二,运用社会科学理论研究中国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并根据对中国国情的研究充实、矫正、批评乃至推翻社会科学中现有的理论。然而,在区域与国别研究领域,类似运用社会科学方法开展研究的努力尚不多见。除了在少数发达国家的研究中可以看到社会科学家和社会科学方法的影子外,在大多数非西方国家的研究中,社会科学家的参与以及社会科学方法的运用颇为有限。正如本文力图展示的那样,人文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都是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方法。缺乏社会科学知识背景与方法论的区域与国别研究不可能行稳致远。只有发扬并提升既有的人文学科优势,尽快加强社会科学方法在教学和研究中的运用,实现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方法的有机结合,才可能实现学科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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