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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鼎:“邑客”论——侨寓士人与中晚唐地方社会

更新时间:2021-01-09 14:39:14
作者: 周鼎  

   摘    要:

   唐后期文献所见“邑客”,是一类游离于中央与地方、身份介于官与民之间的侨寓士人。他们大多出身定居两京的官僚家族,在唐后期,迫于仕途竞争与经济生活的压力,大批迁徙、侨居地方州县。侨居生活中,邑客以既有亲故关系、交游与婚媾为媒介,构筑出盘根错节的关系网络。邑客侨寓地方,对地方社会的既有秩序造成冲击。围绕地方政治、经济资源,客、民两类人群呈现出紧张对立的态势,成为地方治理中的一项难题。唐后期地方社会的秩序,在官、客、民三者互动关系下发生了急遽变化,呈现出迥异于前后时代的鲜明特征。

   关键词:邑客; 侨寓士人; 人际网络; 地方社会;

  

   提及唐代的“客”,或许会让人联想到因逃避赋役而流亡他乡的“客户”。但在唐后期,地方州县中还活跃着另一类型的“客”,亦称“邑客”。《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开成五年三月”条:

   又从京都新天子诏书来……州判官、录事等,县令、主簿等,兵马使、军将、军中行官、百姓、僧尼、道士各依职类,列在庭东边,向西而立……有一军将唤诸职名,录事、县司之列,一时唱“诺”。次唤诸军押衙、将军、兵马使之列……又云:“诸客等。”即诸官客、酢大等唱:“诺。”次云:“百姓等。”百姓老少俱唱:“诺。”1

   以上是日僧圆仁在登州所见刺史集众宣读诏书的情形。按官方规定,出席赞礼者通常包括州县官员,以及耆老、乡望等本地居民。2但上文还提到了“诸客”,其身份为“官客、酢大”,亦即侨居于此的衣冠士流。3在行礼次第上,“诸客”位列州县官员、军府僚佐之次,而又居“百姓老少”之前,显然是某种身份秩序的直观展现。

   与之相似,唐后期史料中常可见客、民并举的用例,如《云溪友议》称淮南节度使李绅持法严峻,“于是邑客、黎人,惧罹不测”;碑志中表彰地方官政绩时称“邑客、居人,攀辕隘路”4。这类与“黎人”“居人”并举的“邑客”,也应指侨寓士人。

   总之,上述这类“客”广泛分布于各地,而“官—客—民”的关系图式则蕴含着理解中晚唐社会变迁的一条重要线索,值得探究。而首先须回答的是,出身衣冠之家的“客”为何纷纷侨居他乡?

   一 从“萃处京畿”到“散寓州县”

   在对中古社会历史变迁的考察中,毛汉光基于墓志的统计分析表明,至迟到安史之乱前,唐代士族多已由旧籍(郡望所在)迁徙至长安、洛阳一带,由此出现“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处京畿”5的社会景观,他称之为士族的“中央化”与“官僚化”。6这也成为理解南北朝到隋唐社会秩序变迁的主流论述。

   然而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表明,在上述进程完成后,大批“萃处京畿”的衣冠之家又转而侨寓地方州县,呈现出与“中央化”相逆的“地方化”倾向。根据学者不同层面的研究,至少可确认以下几点:

   其一,促使士人家族迁徙的契机是安史之乱,而深层次原因则在于两京都市生活的经济压力,以及政治资源分配中的圈内竞争加剧,官僚士族内部产生急遽分化,除少数累世冠冕者,很多家族单纯依靠俸禄已很难维系在两京的生计。7

   其二,迁徙所向,以长江流域的剑南、荆南、淮南、浙江东西等道辖下州县居多。尤其是长江中下游诸道,自唐初以来社会经济已有长足发展,更兼联结南北的运河贯穿其间,因地利之便,成为衣冠南迁的集散地。8

   其三,在经济生活中,不少士人家庭采取了“寄庄”的形式,即在本贯之外的侨居地购置田产,雇佣庄客劳作其间。9

   侨寓风潮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此前衣冠之家“萃处京师”的局面,对唐后期官僚家族的整体面貌也产生了一系列深远影响。学者久已留意到唐人有郡望、籍贯之别,这其实反映出两晋以降士族南北播迁以及隋唐之际著籍两京的历史印记。而中唐以后的侨寓风潮,则使得籍贯往往也无法反映其实际居住状况,呈现出郡望、籍贯、居住地三者相乖离的态势。举例而言,如德宗朝宰相赵憬、卢迈,分别出身天水赵氏与范阳卢氏,皆系久已著籍两京的士族,但两人早年长期寓居江西,时人或称其“吉州人”10;武宗朝宰相李绅,出身赵郡李氏,系高宗朝宰相李敬玄之后,家族在唐前期定居长安,其父游宦江南,“因家无锡”,史书径称其“润州无锡人”11;崔程,出身清河小房崔氏,先祖在肃宗年间曾任楚州刺史,此后世居宝应县,号“八宝崔家”12;诗人刘禹锡,出身北朝虏姓高门,祖籍洛阳,实际则生长于苏州;13诗人温庭筠,郡望太原,系唐初宰相温彦博裔孙,家族久居吴中,故其自称“江南客”14。

   此类事例在史传、碑志中俯拾皆是,可以说,无论是庙堂之上的名公巨卿,抑或蜚声文坛的诗人墨客,虽其赖以成名的舞台、卒后归葬之祖茔多在两京,但不少人都有过侨寓地方州县的经历。时人有言:“士居乡土,百无一二,因缘官族,所在耕业,地望系之数百年之外,而身皆东西南北之人焉。”15其中“东西南北之人”一语,正道出了中唐以降士人散寓州县的时代景观。因此,所谓“井邑无衣冠”,并不能尽括中晚唐社会的复杂面相,日常生活中,“衣冠”与“井邑”依然存在千丝万缕的纠葛。

   士人侨寓地方州县的日常生活具体呈现出怎样的图景?进而言之,他们对地方社会的既有秩序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问题是理解中晚唐社会历史的重要线索,但同时也是相对薄弱的一环。前人研究对此虽有触及,但囿于既定议题,更兼史料零散,相关认识尚不清晰。16有鉴于此,在广稽史料的基础上,下文拟首先考察侨寓士人在当地活动的具体样态。

   在此之前,需对本文涉及的概念作一些说明。唐后期的流寓士人,未必都拥有官人身份、科举及第,也未必尽在寓居地购置庄园、田产。因此,史料常见的“衣冠户”“前资寄庄户”等,似都不足以涵盖其社会面貌。在笔者看来,这一群体最显著的特征是游离于乡土的侨寓状态,而原始文献中的“邑客”恰能很好地体现这一点。在指涉其身份属性时,相比“士族”“世家大族”等,17本文倾向于采用更具身份包容性、且主体指向也大体明晰的“士人”“衣冠”等表述。他们大多出身唐前期定居两京的官僚家族。

   二 侨居的生活世界:以人际关系网络为中心

   有学者曾比较西晋末与唐中期的两次“衣冠南渡”,认为前者大多携宗族乡里而来,因此“形成了一股强大实力”,享有种种政治、经济特权,而后者则“无力组织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境遇“与一般民庶无异”。18具体情形是否如其所言呢?缺乏宗族、乡里根基的邑客,在侨居地又是以何种形式开展社会活动的?

   (一)权德舆与江南邑客社群

   研究某一类分布广泛的人群,理想的路径是聚焦特定时空场域,展开个案式的考察。下面首先拟选取大历、贞元之际侨寓润州的权德舆家族,作为观察相关人群活动的线索。

   权德舆一生仕宦显达,更是中唐文坛的领军人物之一,但本文特予关注的是:权德舆出身传统的北方士人家族,早年长期侨居南方,属于本文所言邑客之典型;此外,权德舆存世作品丰赡,仔细爬梳,基本能重构其早年交游网络。因此,权德舆应该是观察邑客生活图景的理想样本。

   天水权氏是崛起于十六国时期的陇右大姓,至周、隋之际,又被吸纳进关陇集团,“有佐命功,代荷茅土者三叶”19。入唐后,家族中虽称不上达官辈出,但也多沾宦绪。在此期间,他们逐渐把活动重心转向长安、洛阳一带。就权德舆一房而言,其曾祖辈以上还是归葬乡里,至其祖父权倕卒后始营葬洛阳,并定居两京一带,时在开元、天宝之际。20

   权德舆家族迁徙江南,是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的天宝末年。其父权皋时为安禄山僚佐,因洞悉府主不臣之心,遂举家南遁,先后辗转于杭州、洪州,最终定居于润州。权德舆本人于乾元二年(759)出生在江南,此后直至贞元七年(791)登朝授官,除去中间入幕江西、淮南的数年,一直定居润州丹阳县练湖附近。21故其自称“游息三吴间,殆二十年,每耳闻水国,如话乡党”22,三吴地区对他而言无异乡里。

   权德舆幼年丧父,但权皋生前的士林声誉与人脉资源对其早年发展还是起到了关键作用。《旧唐书》本传称:“两京蹂于胡骑,士君子多以家渡江东,知名之士如李华、柳识兄弟者,皆仰(权)皋之德而友善之……皋卒,韩洄、王定为服朋友之丧,李华为其墓表。”23此后,正是建中初年韩洄任淮西淮南道黜陟使时,权德舆被辟为僚属,授秘书省校书郎衔,由此顺利踏上仕途。24此外,其父故交还有大历年间任常州刺史的名士独孤及,权德舆“志学之岁,伏谒于郡斋”,获其奖掖。25独孤及门下英才“比肩于朝廷”,这构成了权德舆跻身精英士人交游圈的津梁。

   除了父执辈人际关系的延续,寓居润州时期的权德舆也积极拓展了自身交游网络,而这又呈现出明显的身份性与地缘性特征。他们中,一类是州县官员与藩府幕僚,而又以润州及邻近州县者居多。如建中初马炫任润州刺史,权德舆“方侨居别部,备辱嘉荐,亟游其门”26;姚南仲,“理海盐而介浙右也,德舆方侨于吴,辱忘年之欢”27。此外浙西节度判官何士干、润州丹阳县丞卢岘、丹阳县令郑某、丹阳县尉丁某、句容县尉王某等,均与权德舆往来密切。28

   权德舆早年交游对象中更为庞大的还是邑客群体,就文献所见应不下三十人。他们大多也是安史之乱后自两京一带举家流寓江南者,如杨凭、杨凝、杨凌兄弟,出身弘农杨氏越公房,原籍京兆,“早岁违难于江湖间……东吴贤士大夫号为三杨”;王仲舒,出身太原王氏,原居洛阳,“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梁肃,出身安定梁氏,原居洛阳,“旅于吴越……垂二十年”;卢群,出身范阳卢氏,“少学于(润州)垂山”;至于李畅等人,更是与权德舆同邑而居,“里巷相接”。29

   上述这批大历、贞元之际活跃于江南的邑客,彼此间也存在着盘根错节的社会关系。如杨凭“与穆质、许孟容、李墉、王仲舒为友”;王仲舒“与梁肃、杨凭游”,“与杨顼……裴枢为忘形之契”30;唐次与梁肃、杨凝“尤为莫逆”31。除了朋辈交游,邑客家族间往往还有姻亲关系,如王仲舒是权德舆姨弟,李畅、李原均为权德舆母家亲属,陆澧兄弟之母出自权德舆家族,唐款之妻则为权德舆族妹。这类家族联姻多属于旧士族既有社会关系的一环,在迁居江南前便已形成。

   从空间分布来看,权德舆与亲故、友人多居住在以润州、越州为中心的浙江东西道及与之隔江相望的淮南道扬州等地。上述州县彼此间水网纵横交错,中唐以降伴随着人口南迁,流通贸易的兴盛,以及官府漕运体系的整备,逐渐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城市网络。权德舆在追忆同辈友人早年生活时称:“宦游出处,多在江介……杨柳古湾,秣陵仁祠,寒夜促膝,欢言举酒。”32乃朋辈间密切交游的真实写照。

   经由彼此引荐,原本三五朋辈的交际圈逐渐相互联结,催生了一个规模庞大且相对稳固的士人社群,其主体是侨居邑客与宦游官员。这一社群网络的形成,既有他们父祖辈世交的延续,也有朋辈交游、姻亲关系交织其间,共同发挥作用。如果对比唐初以南朝士族后裔为核心的“旧秩序”33,中唐以降,伴随新一轮的移民潮,江南地方社会中显然形成了某种“新秩序”。

   (二)唐后期的地域性人际网络

权德舆个案所揭示的现象是否具有普遍性呢?其实在此之前,润、扬等地已然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邑客社群。试举权德舆岳父崔造事迹为例。据崔造友人张荐回忆:“宝应中,相国丈(崔造)……寓居陆阳(润州),荐家于邗沟(扬州),耕于谢湖……相国丈时与故刑部刘尚书(滋)、赵洋州(匡)、户部(赞)兄弟同客是邑,或承余眷,留欢浃日,无旷再时者数焉。”34此外,据《旧唐书》本传,当时同寓润州、与崔造往来密切的至少还有韩会、卢东美、张正则等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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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 20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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