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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时远:文化自信、文化认同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更新时间:2021-01-09 13:22:26
作者: 郝时远  
“福祸与共、休戚相关的命运共同体的特征更加凸显”,“中国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和心理特征更趋成熟。今天,中华民族已经成为各民族普遍认同的统称和归属”[12]435、436。党和国家在中华文化自觉方面这些具有深刻学理性的政治宣示,既来自民族工作的实践,也得到学术研究的思想支持,诸如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及其哲理性概括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文化自觉思想。

   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文化是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提出了文化自信的命题,即建立在中华文化自觉基础上的多元一体中华文化自信,并从各民族传统优秀文化、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民族人民艰苦奋斗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相融通的高度,全面阐释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华文化力量:“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增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是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题中应有之义。”[5]同时,在一系列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全面论述了各民族共同缔造伟大祖国、共同开拓祖国疆域、共同书写祖国历史和共同培育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和现实共同性,从理论和实践上揭示了新时代坚定中华文化自信的“中国资本”。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华文化自觉的任务已经完成,从文化自觉到文化自信是一个认识论和实践论的问题。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没有文化自觉就不可能实现文化自信,没有文化自信也不可能提高文化自觉。在激励文化自觉中坚定文化自信,在坚定文化自信中升华文化自觉,这是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条件下中华文化建设的必然过程,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华文化建设的题中之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了基础性的任务,即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二、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认同

   在中国的民族工作话语中,“大家庭”是一个充满感情色彩的词语,用来形容中华各民族之间相互依存的亲情共同体,即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一个家庭,就会有家规、家风和家教。对中华民族大家庭来说,“家规”就是家庭成员各有其名,但都姓“中华”;“家风”就是家庭成员之间荣辱与共、守望相助的团结,即中华民族的团结;“家教”就是在中华文化浸润中形成共同的信念,即价值观。“价值观念在一定社会的文化中是起中轴作用的,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13]105对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来说,文化影响力就是指中华文化蕴含的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力,其决定性意义在于“中华文化是中华儿女共同的精神基因”[3]64。这种各民族人民“共同的精神基因”,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基质养分,是中国学界研究中华民族共同体“文化认同”的新课题。

   在英语语境中,身份(identity)、认同(identity/ identification)作为概念来讨论,具有很强的一致性。而且通常以文化认同或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研究最为普遍,这也是国外学界有关“后殖民”“后现代”话语中关注程度最高、争议最多的话题之一。在中文话语中,作为现代汉语词典的“认同”释义,一般不体现“身份”的含义,而表达“认为跟自己有共同之处而感到亲切”或“承认”“认可”等意思。这种释义属于一般道理范畴,并不涉及学术理论界纷繁复杂的“我是谁”或“他是谁”及由其所产生的身份多重性、归属感等认同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在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中华民族大团结,长远和根本的是增强文化认同,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积极培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14]157论断时,需要更多学理上的支持。

   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是中国共产党开创的国家建设、国民整合的基础性事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健康发展的保障,关系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在继续建设各民族共享的物质田园的同时,建设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步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的根本要求。各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就是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是植根于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土壤,在根脉盘结、养分互润基础上,培育、成长、开花、结果的中华文化及其内涵的精神境界和价值体系。

   精神家园,不是通俗的文化“百花园”,中华文化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不是简单的各民族文化汇聚,而是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品质在交流、借鉴、吸收中的中华文化塑造,体现着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早在20世纪50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指出:“各民族文化的交流并不是原盘端过来,而是在原有基础上,充实新的内容,把原有的水平加以提高和发挥,这就是创造。”[15]就中华文化的创新发展而言,是在多样中求统一、在差异中求和谐的思想境界升华过程。在这方面,坚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求同存异等基本观念,是创新的前提。尽管这些原则说来容易理解,但实践起来绝非易事。因为在关涉“文化认同”的研究中,认同包含的同一性指向与认同呈现的多样性事实,往往被视为互相矛盾、甚至相互折损的关系。事实上,尽管“文化/身份认同”的内涵十分复杂多样,但是国家层面的身份归属、文化认同不仅具有依法赋予的先决条件,而且并不因此而消除一个人从家庭、家乡、地区到国家认同的渐次放大过程中心理感情及其文化习俗的印记。在现代国家的“民族建构”中,“国家—民族”是一个国民身份整合机制的产物,超越阶级、阶层、信仰、族别、职业等各种身份要素的公民身份,并不意味消除了这些身份的“自觉”和“他识”,甚至在国家的法律范畴得到认定和政策保障,诸如我国的居民身份证所表示的“民族”一样。

   的确,在西方崇尚个人自由的社会情境中,对身份、文化认同的研究的确揭示了纷繁复杂的认同取向以及引起的各种冲突和矛盾,以致“在认定各种可察觉的身份,被赋予的或自我界定的身份时,都存在着十分繁杂的游戏规则,规则如此之多,似乎并无规则可言”[16]。问题在于,用西方社会这类现象或理论判断来括套中国的国情,是可行的吗?若是,那么也就无法理解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正确道路的实践,就难以深刻体会中央民族工作会议的精神,即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指出的——“企图通过取消民族身份、忽略民族存在来一劳永逸解决民族问题的想法是行不通的”;“不让一个民族认同本民族文化是不对的,认同中华文化和认同本民族文化并育而不相悖”——辩证思想。这是中华文化认同的确定的规则,是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和未来实践的思想方法。也是我们深刻理解中华“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14]157必须具备的理论素养。

   事实上,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一项建设工程。中华文化是以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为载体,对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提炼中整合、塑造的产物。是中国各民族文化在共容、共荣、共融基础上,产生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文化无论从内容丰富的精神内涵还是色彩斑斓的外在表征,并非“同质化”的文化同一,因为“真正的创造性并不导致一致性”[17]121。也就是说,文化多样性“并不妨碍统一化和再次多样化的进程在更广泛的层次展开”[18]。而这种展开的内在整合机理“是各个组成部分在共享和互利秩序中的协调”。中华文化的整合、构建和认同,是基于体现各民族一律平等原则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定位而形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统一并不消除多样性,因为它是在组织的一个共享的社团层次上发生的;整合是多样化的补充,而不是它的否定”[17]136。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认同,是要“树立和突出各民族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和中华民族形象”[1]300,是要“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2]313。这个时代任务,就是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即“增强各族群众对中华文化的认同”[1]300。

   中国是历史悠久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有自己的独特的意识形态和社会治理体系,其中包括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制度、法律和政策,以及中国经济社会所处的发展阶段等国情实际,这是深刻认识“中国特色”的中华文化观必须具备的基本意识。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中华文化认同,是“确立反映全国各族人民共同认同的价值观‘最大公约数’”[3]168的文化认同基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魂魄,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的根脉。各民族在文化上要相互尊重、相互欣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1]300 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形成,是建立在各美其美自尊基础上的相互尊重,建立在美人之美互敬基础上的相互欣赏,建立在美美与共吸收基础上的相互学习,建立在天下大同创新基础上的相互借鉴。这是各民族文化相互认知、汲取、融汇和共同升华的过程,升华的结晶即是中华文化体现的精神标识和价值体系。

   如前所述,中国共产党主导的中华文化自觉,包容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创造了各民族文化相互认同的政策机制和社会导向,并在实践中不断推进增强自信、升华认同的进程。中国各民族的中华文化认同,并不改变和取代各民族对本民族文化的珍惜、热爱和认同,而是要把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资源中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素提炼出来,塑造中华文化的丰满形象和精神面貌。在中国各民族的传统文化中,汉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特点尤为鲜明,构成中华文化的主脉,并成为现代中国普适的广义文化,覆盖社会各个领域,对此各民族人民都认同。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多样,同样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深远视界,体现着“地球上各族人民遇到的困难互不相同,克服困难的方式方法也不一样”的文化创造[19],包含着“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本土知识,以及通常认为属于前农业社会的采集狩猎、游牧文化中蕴藏的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生态智慧等,丰富着中华文化的特质和风采,这同样需要各民族人民都认同。这是一种需要从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中去感悟的认同。

   在中国各民族漫长的交流互动历史过程中,古代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不断吸收着“四夷”文化的因素;各少数民族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也广泛吸收着“华夏”文化的因素。对此,不能停留在“胡化”或“汉化”的表层史实中,而需要从中国形成、维系、发展和得以巩固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内在文化机理中去审视历史,发掘历史和阐释历史。历史上阶级对立、民族冲突、战争频仍、横征暴敛是事实,这也是引起改朝换代的基本动因;同时,历史上政治开明、经济交往、文化交流、生活交融则有更广泛的史实,因此也巩固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格局。这不仅包括了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阶级对中华一统及其内涵的政治文化认同,也包含了各民族人民之间沉淀于生活中的相互认同和民间文化认同。这需要展开的新的历史视野,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高度,确立从各民族共同书写的中国历史中去汲取文化力量的新历史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这是我们认识中华文化历史底蕴的基本立场,“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13]17。

在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的思想中,对历史的关注和论述是一个重要特点。在构筑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认同方面,尤其重视中国各民族的历史文化资源在中华文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因为集各民族文化之大成的中华文化,最能反映中国历史的独特性,是体现现代中国特色的历史根基。对此,他强调:“宣传阐释中国特色,要讲清楚每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基本国情不同,其发展道路必然有着自己的特色;讲清楚中华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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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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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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