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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汎森:清末的历史记忆与国家建构:以章太炎为例

更新时间:2021-01-09 12:21:10
作者: 王汎森 (进入专栏)  
但书兵官,绝无主名。今得明刻原本,则名氏具在,甚矣,清官书之欺人也。明人书必以明板为可信,北京想甚少,外省或犹有可求者。[21]

   太炎说他自己正在做《清建国别记》,“援据二十余种书,而明著明刊居其半,其《明一统志》,乃钞自《四库》者,则未敢深信也”。[22]又说“明人旧籍原刊凡十二三种,或箧中所有,或借钞”。因为借钞不易,所“借钞者必书其名姓地址”。[23]

   历史记忆复返,还包括一系列原本断绝的汉族本身生活传统的复活或“再发现”(reinvention)。此处拟举服制为例。

   据章太炎追述,他们一家二三百年来都是“遗命以深衣殓”,而这个家族传统的现实意义到太炎的父亲这一辈才又复活过来。《礼记》有《深衣》一篇,讨论深衣的形式及穿着的场合。深衣是古代中国士以上的常服,也是庶民的礼服[24],但它后来逐渐脱离了日用。

   明末清初出现了不少讨论深衣的著作,这些书是否都有现实意义目前还不清楚。不过当有人平时要穿它(如王艮)[25],或要穿它下葬时,其行为本身就可能含藏有重要意义。黄宗羲著《深衣考》,便与他遗嘱中所要求下葬时要穿的衣制有关。在遗嘱中他要求“即以所服角巾深衣殓”。他并不完全赞同前人对深衣的描述,所以他详考深衣,并画了图,而且这一份著作竟与《葬制或问》及《梨洲末命》合在一起[26],足见他的学术讨论与为自己将来丧事的安排有关。

   以深衣下葬究竟代表什么意义?第一是表示他想接上儒家古典的传统。第二层是想借此表示他死时不与新朝合作,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不过,何以穿深衣即有此象征意义呢?因为穿深衣就可以不必穿清代的章服入殓了。所以穿深衣是他对新朝最后说“不”的一种方式。许多明遗民要求在下葬时以穿着各种衣服来回避穿戴清服下葬。譬如张履祥六十四岁卒,“遗命以衰殓”[27]。又如吕留良(1629—1683)死前说:“吾今始得尺布裹头归矣,夫复何恨?”[28]他的诗“醒便行吟埋亦可,无惭尺布裹头归”,表示他想以明代士大夫流行的头巾下葬而不戴清代的冠冕下葬。[29]总之,以深衣殓是一种拒绝当朝的意思。而余杭章太炎一家便历代相嘱以深衣殓。

   章太炎的后人在注释《章太炎遗嘱》时,提及太炎始终牢记其父章濬《家训》中所嘱“吾先辈皆以深衣殓”,并记章濬曾对太炎说:

   吾家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吾虽得职事官,未尝诣吏部,吾即死,不敢违家教,无如清时章服。[30]

   章濬这一段话有值得注意之处。他说“入清已七八世,殁皆用深衣殓”,似乎章家在清代共有七八世,且都不穿清代衣帽或官服入殓。这件事本身饶富象征意义,即章氏家族暗中有不忘却汉族之本源或是不承认清朝统治的传统。如果这一追述属实,则太炎一再强调清代有官学、私学之分,并说闾巷传说、口耳相传的历史记忆,与官方所要人们接受的版本不大相同的说法,似乎便有着落。也就是说,地方与家族,基本上还保存一套与官方不同的历史记忆的版本。那么,清代历史中除了士大夫所奉行的官方历史记忆,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潜流。在两三百年间,这一历史记忆层,像陆块般始终存在,它们要得到适当机会才会冒出来。

   章家历代未必都能了解这项葬礼安排的意义,可是到了章濬这一代[31],清朝内部问题丛生,加上西力入侵,一些潜在的分裂性因子,便都有了现时的意义,所以章濬死时会特别解释说,虽然他是清朝的官,但未曾诣吏部铨选,并强调“吾死弗袭清衣帽”。似乎章濬本人也是在受了逐渐兴起的种族情绪影响之后,才清楚地归纳出以上的话。[32]值得注意的是,以保存明代衣冠作为延续历史记忆的例子显然并不乏见。吕思勉(1884—1957)便说他的家乡有一人家,其远祖在明朝灭亡之时,遗留下了明代衣服一袭,并命子孙世世宝藏,等到汉族光复时再祭告祖先。[33]

   除深衣之外,决定反清之后的章太炎马上面临日常衣着的问题。他写《解辫发》一文,决定倒满时,马上想到自己年已而立,“而犹被戎狄之服”,非常可耻。可是想“荐绅束发,以复近古,日既不给,衣又不可得……会挚友以欧罗巴衣笠至,乃急断发易服”。[34]足见决定反清以后第一个考虑的是如何去除这一身衣服,回复到已经断绝两三百年的汉族传统服制。但是明代的“荐绅束发”之制一时不易裁制,所以他决定改穿西装,甚至后来穿日本的和服——另外两种“戎狄之服”。

   太炎常回忆他反清的几个重要源头。第一是十一二岁时,外祖朱左卿偶讲蒋氏《东华录》、曾静案。朱左卿告诉他,夷夏之防同于君臣之义。第二,是“十九二十岁时得《明季稗史》十七种,排满思想始盛”。[35]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书早先并不容易看到,它们都是明季遗献复返后,才逐渐出现的。如果章太炎对他家族以深衣葬的传统没有夸张,则太炎后来成为反满革命最坚强的倡导者,实是三种力量混合而造成的:第一是清代历史中一股不与现实政权合作的潜流,第二是历史记忆的复活,第三是中国在现代世界的挫折。

   被压抑历史的复返,或被压抑潜流的再现,或是被“创造”出来的历史记忆,形成了一种记忆资源,使得不少人对“国”的定义产生了变化。也就是说“国”与当时的“朝廷”分开了。在清朝鼎盛时期,几乎没有人怀疑“国”即清廷。然而上述的潮流却凝聚了一股历史记忆,而与清代官方的历史记忆相对抗。譬如1903年高燮在《简邓秋枚》一诗中呼吁召“国魂”,但诗中表示这“国魂”之所以需要召唤,是因为它被异族压抑。[36]同年9月,陈去病(1874—1933)辑《建州女真考》《扬州十日记》《嘉定屠城记略》《忠文靖节编》这些重新出现的禁毁文献为《陆沉丛书》时,有黄天《题〈陆沉丛书〉诗》,说“登高唤国魂,陷在腥膻里,巫阳向予哭,黄炎久绝祀。大仇今不报,宰割未有已……”则“国魂”与满人的“腥膻”是相对抗的。[37]如自由斋主人(高旭,1877—1925)的《爱祖国歌》,这个祖国也不是大清国。[38]此外,提到任何“国”字,如国花、国体[39]等,不但不是指大清国,而且是与它敌对的。1904年,柳亚子以弃疾子为笔名所写的《清秘史序》中甚至说“呜呼,吾民族之无国,二百六十一年于兹”[40],即不承认清为“国”,则他们的“国”乃另有其物。柳亚子接着说:“燕京破,国初亡;金陵破,国再亡;福都破,国三亡;滇粤破,国四亡;台湾破,国五亡。”[41]而“国”之重新厘定,与“史”的密切关系,可以从柳氏的同一篇文章中看出。他说:“夫唯中国有史,而后人人知秉特权、握高位者之为匪我族类;唯胡族有史,而后人人知鸟兽行者之不可一日与居;虽有盲史,亦不复能以双手掩尽天下目矣。”[42]而要想复活这一段历史记忆,必须像《清秘史》的作者有妫氏那样大量搜集原先久被禁抑的历史,才足以使“读此书者,虽其顽嚣,当亦恍然悟深仁厚泽之非”。[43]

   如果不是这一段历史记忆复苏,人们仍将相信官版的历史,一般人也不致察觉秉特权、握高位者为匪我族类,也不至于意识到“深仁厚泽”的皇帝其实是外人,也不会发现彼“大清国”其实非我“国”,那么体制内的改革或许仍会被士人所接受,而近代中国国家建构便是另一面目了。

   晚清最后未能满足于走体制内改革的路子,未像日本走向君主立宪,而是直接走向革命,这一个跳跃性的发展,原因当然非常复杂,中国在现代世界的严重挫折感,社会、经济、政治的失序,以及西方政治思想的传入都是要素。不过,在其隐微之处也和“国”不再与当前的统治者为一体有关,尤其是在决定国家建构最为关键的几次辩论中,革命派常援引过去的历史压倒了君宪派。[44]

   恢复汉族的记忆成为一股改变现实的力量,清末士人到处印发明太祖的画像,或是在诗歌中虚拟自己与明代朝廷根本不存在的臣属关系,以宣扬赶走满人的正当性。了解这一点,才可以解释为什么钱玄同(1887—1939)在革命成功后坚持要穿深衣到教育部上班。但是复古毕竟不合时宜,而且原来的复古行动政治性很强。在革命成功后,复古的热情很快消失了,钱玄同的深衣也只穿了几天。[45]

   总之,历史记忆的复活使得人们把“国”与当今的朝廷分开,最终拒绝止于体制内变革。重塑传统的结果,也使得人们相信君主制的传统与真正的“国学”不是同一物。所以国粹既是一个identification的过程,也是一个disidentification的过程,是一个历史记忆复返的过程,也是选择性遗忘的过程。这些复合的因素,相当程度地影响了后来国家建构的基本蓝图,也使得晚清知识分子最后选择以拒斥清朝皇帝作为进一步政治变革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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