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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农民行动逻辑与乡村治理的区域差异

更新时间:2021-01-09 12:13:30
作者: 贺雪峰 (进入专栏)  
基本上能满足这种合作要求,也大致可以解决在国家权力不能达到的基层社会的合作秩序问题。当前中国农村社会中出现的问题在于,构成农民行动基础的自家这个基本的“私”的行动单位,已经下降到了核心家庭这样一个很小的范围。由于国家权力的进入,族规家法不再具有力量,家族作为差序格局中的一个自家的单位,越来越被虚置。中国社会传统差序格局的核心层(家庭)以外的层次,逐步变得不再有意义,不再为格局内的行动者所认同。因此,“我们是一个村的人,又怎么样呢?!”,“我们同一个姓,又怎么样呢?!”直至“我们是兄弟,又怎么样呢?!”极端情况下,农民成为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的行动者,其上其外的差序各方,都被虚置,核心家庭之间,恰如互不相关的原子,此即所谓村庄的原子化。

三、双层基本认同与农民行动的逻辑

   1、超出家庭的功能性组织及其认同

   如前已述,中国农村是以家庭作为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家庭构成中国农民基本的“私”。但因为家庭的范围太小,难以解决村庄范围内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合作问题,需要有建立在家庭以上的更大合作单位。在传统社会中,现代性的组织、制度、法律不存在,而宗族或者其他村庄组织,由于可以解决村庄范围内的合作,从而有了延续和强化的功能性理由。或者,正是因为农民需要有通过较大范围的合作来解决公共品供给的问题,而创造了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

   维护功能性组织运转的基础是克服内部的分离力量,或者说这个组织必须有办法对付内部想搭便车的人。对付的办法有二,一是对搭便车的人进行惩罚,让搭便车的人付出代价,这由上文所说的硬规范来规制。二是将组织力量内化到村民心中,让村民对功能性组织产生文化上的认同,使村民认为这个组织是“我们”的组织,“我们”要从组织的利益来考量自己行动的合适与否,这是以上文所说的软规范来达致的。

   中国精耕细作农业和在此基础上的村庄生活,使中国农村建立在家庭以上的功能性组织基础之上,这种组织与中国强调集体福利、重视传统、尊敬长者的文化之间,建立了选择性亲和关系。当村庄或宗族等超出家庭的组织的认同,内化为村民文化认同的一部分时,村民对宗族或村庄的“我们感”,正如对家庭的“自家感”一样强有力地存在。“我们”内部当然也有远近亲疏,也有相互矛盾和冲突,但“我们”是不用质疑的“存在”,是村民身体无意识的一部分。

   2、双重认同与行动单位

   在传统中国社会,因为国家权力无法达到乡村社会,为解决与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而在乡村社会中存在一个双重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其中的第一重是家庭,第二重是超出家庭的家宗族或者村庄。家庭是中国人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中国人以家庭为本位,而非以个人为本位,这是学界的共识。家庭虽然可以解决大部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事务,却难以有效地解决超出家庭的一些公共事务。超出家庭的宗族或村庄认同,可以降低农民合作的成本,有效解决村庄公共事务。费孝通说,“一方面我们可以说在中国乡土社会中,不论政治、经济、宗族教等功能都可以利用家族来担负,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为了要经营这许多事业,家的结构不能限于亲子的小组合,必须加以扩大。……于是家的性质变成了族”。日本学者清水盛光和平野义太郎也认为中国存在“乡土共同体”,认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村落以农村共同体为基础,以家族邻保的连带互助形式实施的水稻农业要求以乡土为生活基础,以生命的协同、整体的亲和作为乡土生活的原理;主张村落在农村生活中的农耕、治安防卫、祭祀信仰、娱乐、婚葬以及农民的意识道德中的共同规范等方面具有共同体意义的相互依存关系。

   超出家庭的行动单位,因其功能必要性,而依靠族规家法、乡规民约等硬规范和伦理、舆论等软规范而内化为一种文化认同,使村庄或宗族变成为“我们”的村庄或宗族,变成了一个与家庭相似的 “私”的单位。有了这种认同,就可以极大地降低内部运作和组织成本,有效地满足村庄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需要。

   在传统乡村社会,农民的流动性很小,超出家庭的公共事务,大都与地缘有关,村庄因此成为一个重要的基本认同单位。超出家庭的公共事务,除“疾病相扶,守望相助”以外,北方农村的公用水井建设和南方农村的灌溉体系建设,也是十分重要的村庄公共事务。这些公共事务的功能性需要与中国传统文化的选择性亲和关系,最终建立了农民对村庄或家族的基本认同。

   费孝通认为,中国传统社会“为自己可以牺牲家,为家可以牺牲族……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公式。在这种公式里,你如果说他私么?他是不能承认的,因为当他牺牲族时,他可以为了家,家在他看来是公的。……在差序格局里,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

   王铭铭考察福建溪村发现,溪村“‘公’和‘私’的范畴有很大的相对性。全家族作为独立的整体与异族或村外人对照,被称为‘自家’,即‘私’或‘自己’的一个部分;对于聚落房支和个别家户而言,则转化为‘公’的单位。聚落房支于家庭而言,称为‘私房’,是‘私’的单位;而对于亚房和家户却被称为‘公’的单位,亚房对于家族、异族、聚落房支而言,都成为‘私’一级的单位;但对于家户和个人,成为‘公家’,也与它们一同称为‘家人’。家和个人的分别极小,家即‘自己’,‘自己’即‘家’”。

   王铭铭的发现,无疑是对费孝通差序格局的形象说明。不过,费孝通与王铭铭似乎都过于注重差序格局中“愈推愈远,也愈推愈薄”的方面,将差序格局看作均质的实体,而忽视了差序格局中各方事实上的非均质分布。正如王铭铭所发现的,“家与个人的分别极小”,家构成一个基本的认同和行动单位。在家以上的差序各方,王铭铭列举了为“亚级房支、聚落房支、家族—村落、村外”四个层级。事实上,建立在家以上的差序四级,并非均质分布,而是有一级认同凸显的,它构成超出家庭的主导认同和行动单位,且因为这一级主导认同和行动单位的存在,而压抑了其它各级的认同水平和行动能力。在一个村落竞争激烈的乡村社会,“家族—村落”一级认同就会凸显,而其下各级认同受到抑制;而在聚落房支的认同与行动能力很强时,家族—村落认同则可能被房支竞争所切割和破坏。换句话说,虽然以已为中心,向外推的差序各方“愈推愈薄”,但实际上,在不同的乡村社区域,或同一区域的不同时期,超出家庭层面的差序各方,却可能会有不同的层级被作为主导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并因此成为决定该地村治特征的主导要素和决定农民行动逻辑的主导力量。

   在传统中国社会,聚族而居产生的宗族,可能成为农民基本的认同与行动单位,是因为宗族组织与村庄这种血缘和地域组织能成为解决村庄内部合作和对外抗御的基本单位。强有力的宗族认同,使宗族下面的房支认同受到抑制,而隐伏下来。

   正是超越家庭的基本认同单位构成了乡村社会为解决共同面对的超出家庭的公共事务的主导力量,并因此成为决定一个地方村治特征的主导力量。如果我们不只是考察差序格局各方位置的远近,还考察不同农村社会中家庭以上差序格局各个层级在整个格局中所占地位的差异,或者说,考察差序格局中除家庭以外的主导的基本认同层级的差异,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不同农村村治差异中的隐秘,下文第四节将对此有所考察。

   虽然农民需要为解决不同层次的公共事务建立不同层级的认同和行动单位,但在家庭这个基本认同单位以上,一般只有一个主导的基本认同层级,正是这个主导的基本认同层次,决定了村治的基本面貌。

   3、传统组织的衰落与延续

   二十世纪以来的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将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的现代性因素强有力地渗透进村庄,传统的维系家族以及大家庭存在的地方性规范(族规家法、传统伦理等)则被消解。在这一背景下,传统社会中为解决超出家庭层面的公共事务而建立的基本认同和组织,失去了以地方性规范为基础的惩罚搭便车者的手段。个人权利本位的现代性因素也与农民伦理本位的文化认同相冲突,由此,传统功能性组织快速瓦解。例如,当前全国大部分农村,宗族不再构成村民强有力行动的力量,宗族组织断裂为碎片。

   同时,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使农民从繁重的需要多人合作的家务中解放出来,大家庭逐步解体,以父母与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为特征的核心家庭模式,在农村社会普遍出现,农民“自家”的观念及行动的逻辑因此也有了变动。

   虽然二十世纪以来的现代性因素的渗透,破坏了传统的功能性组织延续的文化及制度基础,但现代性因素并不能立即代替传统组织在村庄公共事务中发挥作用,因而传统的功能性组织有其继续存在的理由。而中国农村地域广大,经济社会发展非均衡,传统组织在经受现代性因素的冲击后,留下的也是破碎程度不同、规模大小不一的碎片。不仅如此,在国家事实上不能真正为农民提供大部分超出家庭层面公共事务的需要时,现代性因素本身也可能在中国农村生长出新型的超出家庭的认同和行动单位来,典型如村民组或行政村作为一个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的情况。现代性因素所导致的认同,往往与物质性的制度安排如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制度有关。

   4、现在的状况

   温铁军认为,中国农村未来很长时期都将存在严重的人地矛盾,以村社经济为特点的小农经济将在中国长期存在,中国农村现在需要做的是在小农经济上进行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在未来很长时期,我们都不可能指望通过国家或市场经济来解决农村的公共品供给,而传统留下来的各种功能性组织的碎片,将与中国小农村社经济之间产生选择性亲和关系。也就是说,在当代中国某些区域的农村,除家庭(核心家庭)以外,还存在着超出家庭的基本认同和行动单位,一个超出家庭的“我们”层次。或者说,在中国农村一些区域,农民在村庄内存在着双层基本认同,一层基本认同是家庭,另一层则是超出家庭范围的基本认同单位,这种双层认同构造出了中国农民双层的行动逻辑。

   问题不仅在于可能存在双层认同,还在于不同区域农村,农民认同单位互不相同,在某些区域是宗族,如江西、福建的部分农村;在另外一些地方则是小亲族,比如黄淮海地区;还有一些地区,农民在村庄内不再有超出家庭范围的强有力的认同单位,比如湖北荆门农村。

   农民的认同单位决定他们行动的逻辑,而从农民行动的逻辑,又可以推断出他们认同的特征。农民行动逻辑可以依据村治面貌来判断,农民的认同状况也因此有迹可遁。

   要理解中国农村农民行动的逻辑,我们就需要建立一个双层认同的动力机制模型,这个模型的基本层是核心家庭,另一层是超越家庭的认同单位,如小亲族、宗族或地缘群体等。超越核心家庭以上的认同单位的差异成为当前中国农村非均衡的一个关键。要理解中国乡村治理状况的区域差异,就要通过深入调查,弄清楚这种认同单位的分布。

   农民行动逻辑与其所处文化区域有关,而文化区域又往往与生态区域有关。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相近的生态区和相近的文化区会产生相近的农民认同单位及行动逻辑。当我们试图以个案调查来获得对农民行动逻辑的理解时,我们是将个案村庄置于文化区及生态区以下的,我们不是考虑同一文化及生态区下村庄中农民行动逻辑的特殊性,而是要考察其普遍性。这样,我们就可能通过将全国农村划分为不同的生态区及文化区,来讨论农民行动逻辑的差异,并以此来理解中国农村的乡村治理状况。

四、农民认同与行动的单位

超出核心家庭并构成对村治影响的农民基本认同与行动单位,在不同地区农村,有着很大的差异,而正是这个差异构成了自下而上塑造村治区域差异的基本力量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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