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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卫荣:陈寅恪与佛教和西域语文学研究

更新时间:2021-01-06 09:53:45
作者: 沈卫荣  
1905-1994,美国芝加哥大学汉学教授)等。这些学者都是兼通梵、藏、汉文的佛教学者,是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研究的先驱。他们在钢和泰组建的“中印研究所”的旗帜下,形成了一个十分豪华的国际性的佛教语文学学术团队。可惜,这样高水准的国际性学术合作因为钢和泰于1937年英年早逝和抗战的开始,很快就成了绝唱。陈寅恪于1937年11月离开北京,开始了多年于南方诸省颠沛流离的生活,从此便再没有机会专心从事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的研究工作,这实在是中国学术的一个悲剧。

   毋庸讳言,陈寅恪并没有在钢和泰和他自己共同设计和开创的这条学术道路上继续前行,从来没有发表过他自己从事梵、藏、汉文佛教文本的对勘和比较研究的学术作品。他们于北京开创的这个梵、藏、汉佛教语文学研究的传统,长期以来都没有在中国开花结果。中国学者近几十年来多有借助梵、藏、汉文佛经的比较研究,来做中国古代音韵训诂类的研究,特别是借助这种方法来研究古代汉语音韵和语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以这种方法做佛教语文学研究,研究佛学本身则十分少见。最好地实践并发展和实现了钢和泰、陈寅恪将近一百年前提出的这个学术理想的或是不久前英年早逝的当代最优秀的佛教语文学家(文献学家)之一、日本创价大学教授辛嶋静志(1957—2019)。辛嶋先生为佛教语文学学术的一生,其最大成就就是通过对见于梵、汉、藏文佛教经典中的大量佛教语词的逐字逐句的对勘和比照研究,构建大乘佛典从印度、经西域到中国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并对汉传佛教经典的语言、概念和传统的确定和演变的历史过程提出了很多具有颠覆性的真知灼见。或可以说,只有辛嶋静志才是钢和泰、陈寅恪最梯己的学术知音和最具格的衣钵传人,他们之间的学术血脉关系超越时空。

  

   如前所述,陈寅恪于《与妹书》中自称他并非特别注意“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的汉藏语言比较研究,而对历史和佛教研究更感兴趣。然而,从他早年的研究作品来看,他对历史和佛教的研究其实从未脱离印藏佛教学者所擅长的文本语文学方法,对语言(术语)和文本的比较研究始终是他的学术研究的最大特色,凸显其作为语文学家的学术本色。与他同时受聘为清华国学院导师的赵元任(1892—1982)曾经在回忆陈寅恪的文章中说:“第二年到了清华,四个研究教授当中除了梁任公注意政治方面一点,其他王静安、寅恪跟我都喜欢搞音韵训诂之类问题。寅恪总说你不把基本的材料弄清楚,就急着要论微言大义,所得的结论还是不可靠的。”这也证明陈寅恪对佛教的研究以语文学研究为出发点,而不以对宗教义理和思想的研究为重点。

   陈寅恪于归国最初几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基本上都是关于佛教文本的,特别是敦煌新出土的汉文佛教文本的研究,其中有《大乘稻芉经随听疏跋》(1927)、《有相夫人生天因缘曲跋》(1927)、《童受喻鬘论梵文残本跋》(1927)、《忏悔灭罪金光明经冥报传跋》(1928)、《须达起精舍因缘曲跋》(1928)、《敦煌本十诵比丘尼波罗提木叉跋》(1929)、《大乘义章书后》(1930)、《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1930)、《敦煌本唐翻对字般若波罗蜜多心经跋》(1930)、《莲花色尼出家因缘跋》(1932)、《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序》(1932)、《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考》(1932)等等。由此可见,他最早发表的这些学术文章都是佛教语文学研究的作品。

   上列这些文章大部分很短小,都是对当年新见的敦煌和黑水城出土汉文和西夏文佛教文本的简单介绍和说明。内容大致有以下三个类型,一是同定这些新见的、残缺的敦煌佛教文本,通过发现与这一文本相应的梵、藏文本,并借助海外学者对它们所作的最新的整理和研究成果,来辨明它们的来历、传承和内容。其学术意义即在于通过对多语种文本的比较研究、对文本之形成背景的分析(语境化和历史化),来构建佛教传承的历史。二是通过对某些特殊“词汇”“概念”之翻译、流播过程的追溯,来观察思想、观念和习俗的流变。例如,他在《大乘义章书后》一文中分析汉文佛典中如何对“悉檀”Siddhaˉnta、“菩提”bodhi等词汇产生误解,以及汉文中的“道”“法”“末伽”等词与梵文的Maˉrga一词的渊源关系等;又在《斯坦因Khara-Khoto所获西夏文大般若经残卷跋》一文中讨论西夏文语词“有情”“众生”和“无上”等词汇的来历,辨明它们与梵、藏、汉文相应词汇的关系,试图从考察一个词汇(术语)的形成和流播出发构建一段思想和观念的历史。三是对佛教经典文本对于汉语文学作品的影响有特别独到的研究,如他在《敦煌本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跋》一文中以《维摩诘经文殊师利问疾品演义》中的具体事例来解释“由佛经演变之文学”的过程,即将“此篇与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原文互勘之,益可推见演义小说文体原始之形式,及其嬗变之流别,故为中国文学史绝佳资料”。陈寅恪对佛教文献中的故事、母题和叙事的形成和传播,和它们对中国文学作品从体裁到内容的影响有许多十分精到的发现和研究,如他对《贤愚经》之成书的分析、对《西游记》之孙行者、猪八戒、沙僧三个人物之原型的溯源、对华佗故事的探究等等。

   20世纪20年代初,Walter Benjamin(1892-1940)曾经这样说过:“我不将语文学定义为语言的科学或者历史,在它最深的层面,语文学是术语的历史(Geschichte der Terminologie)。”语文学众多的定义中有一种是“对言语(单词、词汇)的历史的研究”(the study of words historically),这与Benjamin所说的“语文学是术语的历史”有共通之处。他认为语文学的一个最独到的本领就是能从多种视角、多个层面,即从多种语言、文本、文化传统出发,来看待过去和历史。在这一点上,与其同时代的陈寅恪无疑是Benjamin最好的学术知音,他的前期学术作品都是从多语种文本、多元文化的视角出发,通过对一些佛教词汇(术语)、概念、叙事的比较研究,来构建不同民族、宗教和文化之间互动和交流的历史。

   不管是梵文/印度学研究,还是佛学研究,在陈寅恪学术养成的那个年代,从事的都是一种文本语文学(Textual Philology)的研究。换言之,所有梵文/印度学家和佛学家首先都应该是语文学家,他们的研究工作常常围绕着对一个具体文本的校读和译注而展开。而这种来自欧陆的文本语文学学术传统无疑与中国学者们熟悉的传统学术方法相距甚远,或很难把它原封不动地引进中国,有必要对它做中国化的改变,以适应和改革中国的学术传统。陈寅恪于其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并没有做过一个梵文或者藏文佛教文本的精校本一类的狭义语文学学术作品,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忽略了他曾长期浸淫其间的这种十分高精尖的文本语文学传统。相反,他比同时代的大部分中国学者更重视他所研究的汉语文本的版本和流传的历史,也曾花费大量时间对他所研究的文本进行十分细致的校读和考订。他将梵文/印度学传统中的精校文本的学术方法运用到了汉学研究领域,并把东方文本语文学的文本精校(Critical Edition)和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ism)方法和中国传统的训诂、对勘和考据等方法结合在一起,在语文学这个层面上,将中西学术传统完美地整合到了一起。

   按其弟子蒋天枢的说法,陈寅恪“自归国任教清华后,逐渐开展对中译本佛经之研究,尤其在迁居清华西院三十六号后,用力尤勤。惜所校订有关佛经之书,今仅存《高僧传》一至四集及《弘明集》《广弘明集》各书而已”。“先生治学方法,用思之细密极于毫芒。虽沿袭清人治经途术,实汇中西治学方法而一之”。“先生于此书,时用密点、圈以识其要。书眉、行间,批注几满,细字密行,字细小处,几难辨识。就字迹、墨色观之,先后校读非只一二次,具见其用力之勤劬。而行间、书眉所注者,间杂有巴利文、梵文、藏文等,以参证古代译语,皆枢所不识,不敢赞一辞也”。

   由此可见,陈寅恪校订汉文佛教文书的工作甚至超过了西方文本语文学中的“精校本”的制作,除了文本的厘定和语文、词语的订正外,还加入大量注疏、史事考订和他自己的研究心得等内容,可惜这些经他校订过后的汉语佛教文本从未得到整理出版,有的或早已遗失,这是中国佛教语文学学术的重大损失。显然,精心校读文本是陈寅恪治学之根本,他不但不遗余力地校订汉语佛教文献,而且对他所研究的文学和历史文献同样也是如此。据说他曾对《世说新语》做过非常精细的校读和批注,特别是对其中与佛教相关的内容做过很认真的文本研究。他还仔细地批注过《新五代史》,可惜它们都已于1938年丢失。于颠沛流离南方诸省之际,陈寅恪还曾三度精校《新唐书》(1939年9月、1940年12月、1942年4月),他最为人称道的对唐史的精湛研究无疑就是建立在他对《新唐书》等文本的精心校读的基础之上。傅斯年说“史料即史学”“史学语学全不能分”,此即是说,历史研究的基础首先是对史料进行语境化和历史化的处理,把史料用语文学的方法正确处理好了,历史也就跃然于纸上了,所以,语文学家同时也就是历史学家。

  

陈寅恪第二次入柏林大学留学的近五年间,除了主修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以外,他还同时于此接受了全面的中亚(西域)语文学的训练。这个时代正好是柏林之中亚语文学研究的黄金时代,由于德国的几次吐鲁番探险带回了大量梵文、藏文、古回鹘文、蒙文等中亚语文和汉文文献,对它们的解读和研究给柏林的东方学、中亚语文学研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如前所述,陈寅恪的梵文、巴利文导师路德施教授携其弟子林冶等专门从事吐鲁番出土梵文佛教文献残本的研究,而著名的古回鹘文专家、德国民俗博物馆的研究员Friedrich W. K. Müller (1863-1930)则负责整理吐鲁番出土的古代回鹘文佛教文献,与他合作的还有著名突厥学家、中亚探险家Albert von Le coq(1860-1930)。与此同时,德国当时最著名的汉学家、柏林大学汉学教授Otto Franke(1863-1946)组织了一个专门解读清代四体碑刻的读书班,参加者有后来成为Franke继承人的汉学家、蒙古学家、满学家海涅士(Erich Haenisch,1880-1966)教授和满学家Erich Hauer(1878-1936)教授等学者,他们分别负责对清四体碑刻的蒙古文和满文的解读。而柏林更是当时欧洲藏学研究的一个重镇,陈寅恪在柏林大学留学时有一批有名的藏学家在柏林从事藏语文的教学和藏学研究。柏林大学第一位藏学教授August Hermann Francke(1870-1930)正是在陈寅恪留学柏林大学期间完成教授升等论文,渐次担任私人讲师和教授职位的。在他之前,在柏林大学教授藏语文的是宗教学教授Hermann Beckh(1875-1937)。而同时期在柏林从事藏学研究的藏学大家至少还有考古学家、印藏学家Albert Grünwedel(1856-1935),汉学家、佛教学家雷兴,汉学家、语言学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1893-1981),藏学家、蒙古学家Johannes Schubert(1896-1976)等等,可谓群星璀璨。甚至连西欧最初解读了西夏文《法华经》的汉学家Anna Bernhardi(1868-1944)女士当年也在柏林民俗博物馆工作。今天我们无法一一确定陈寅恪是否和上述这些中亚语文学领域内的精英学者们都曾有过直接的学术联系,但可以肯定当时柏林这种浓郁的中亚语文学学术氛围给陈寅恪的学术成长带来了巨大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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