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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功:皓首低回有所思

更新时间:2021-01-05 23:05:37
作者: 张国功  
因此应把宝贵的知识传给后人。抱着这种“接班”“老少相接”的信念,晚年的费孝通除了“行行重行行”地奔走各地,“志在富民”,另一件事就是怀着一种“一直想追赶前人却总是落在后面,心急气喘的心情”(《〈逝者如斯〉后记》),急切地推动社会学、人类学的重建工作。

   除了认识到自己在整个学术传递中的责任,晚年的费孝通更要面对内心的拷问。费孝通的晚年常提到两个关键词。一个是“归宿”。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八日,费孝通与助手张冠生谈及阅读陈寅恪《柳如是别传》的感想:“我想到了一个词,叫‘归宿感。陈寅恪写这本书,有找归宿感的意思在里边。‘归宿和‘认同这个词不一样。包括‘认同,但比‘认同要深。‘认同可以不发生情感上的联系,‘归宿里边一定有情感。这是文化上的归宿。”当时张冠生正在着手写费孝通的传记,费孝通特意叮嘱:“你写我的传记,哪里是我的归宿,这一点很重要。也很难。”(396 页)第二天,费又与张谈及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陈寅恪写《柳如是别传》,主要在于想借柳的心思说自己的心情,要找个文化上的归宿感。因为他们都是“前朝人物”,从明朝到清朝、从清朝到民国、从民国到共和国,都经历大变。改革开放还在变。社会在变,知识分子也在变。处于这样的过渡时期、变化时期,知识分子的归宿问题非常重要。另一个关键词就是一生这篇文章怎么“收笔”。一九九七年,朋友问费孝通:“你这篇文章怎么结束?”费以为“这个问题提得很好。我的一生是一篇文章,现在快写完了,怎么收笔,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费孝通读过一些年轻辈学者写的文章,知道有一些知识分子希望他最后回到早年时教授的位置上。他通达地对此做出回应:“我这篇文章怎么结尾,结束语是什么,不是我自己能决定的,而要由整个的时代来定的。是时代定位,不是个人定位。现在是个什么时代,整个的变化是什么意思,我处在中国应当采取一个什么态度,这确定是我一生中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这一生也很不容易,到现在已经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时候了。也许可以这么说了,因为毕竟不会再有很长时间了。猿声嘛让它啼不住好了,不管它了,让人家去说吧,我不在乎,这一点我做得到。不去计较对我怎么评论。可是人家对我的寄望,我总要在心里想一想。人家希望我这样一个人怎么结尾,这也许不是我个人的事情,而且也很有意思,实际上也是值得每个人都认真想一想的问题。……‘五四这代知识分子快过去了,句号画在什么地方,确实是个问题。我想通过我个人画的句号,把这一代人带进‘文化自觉这个大题目里。最后能不能带进去,是我的任务了。这是我要过的最后一重山。”(332—348 页)话语之中,有一丝遗憾,更多的是珍惜当下、完成“任务”、努力向前的坦然。

   在尊老崇贤成为传统的社会,一个人“几享百岁之寿,幼年早慧,青年成名,中年成器,盛年成‘鬼,晚年成仁,著述等身,一生立言、立德、立功”(张冠生:《为文化找出路:费孝通传》,40 页),很容易获致世俗的名声,也很容易因为“老来红”而失去此前难得的清醒。大致与费孝通同时代的学者冯至,晚年曾在诗作《自传》中说:“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进入了九十年代/ 要有些清醒// 才明白/ 人生最难得到的是‘自知之明。”皓首低回有所思,费孝通晚年难得的“自知之明”,称得上其广博的学术研究与丰富的人生阅历交相碰撞的结果。历经孜孜求索的一生,虽说面对无边“天涯芳草”,难免感叹“逝者如斯”,但费孝通庆幸“轻舟已过万重山”。更难得的是,“万水千山行重行,老来依然一书生”,费孝通晚年的“自知之明”,一如其文笔,清通、睿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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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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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0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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