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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纳森·戈尔曼:海登·怀特:作为分析的心灵哲学家

更新时间:2021-01-05 22:20:28
作者: 乔纳森·戈尔曼  
分析哲学家会认为怀特相信“历史学与元史学本质上没有区别”(多年后,理查德·汪在某种程度上也认可这一观点)(19),并对此反感。更糟糕的是,怀特宣称,历史学与历史哲学本质上也没有区别,两者内容完全一致,仅侧重点有所不同。(20)怀特还明确了“历史哲学家”的含义:其章节标题明确提及了黑格尔、马克思、尼采和克罗齐。分析哲学家致力于在历史学与哲学之间作出原则性区分。因此,假如一位学者将历史学、元史学与历史哲学之间的界限模糊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斯特劳森和马克思都极为相似了,那他的观点是不会被当回事的。这相当于否定了描述的形而上学和“修正的”形而上学之间的区别。这样看来,“元史学”势必无法成为一种正当的哲学。

   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分析的历史哲学不仅仅应当与历史学,还应当与思辨的历史哲学严格区分开来,后者致力于描绘宏观历史变革的实质性愿景。作为一名分析的历史哲学家,我不需要从事这类思想家进行的学术研究,而且最好不要这样做;尽管关于他们的学术研究可能是值得称赞的,但其必然是历史的而非哲学的,就像思想史领域的其他任何东西一样。这些理论本身既不值得也不可能被探讨。虽然在当时,人们并不清楚他们究竟错在哪里,但事后看来,这类历史哲学家往往被分析刻画为这样一群人,他们不从事正当哲学的研究,而专攻以下一个或几个方面:(1)历史本体;(2)没有根据的思辨形而上学;(3)政治道德。如果海登·怀特的“元史学”不能与这种历史哲学清晰地区分开来,那么它就将成为其中一员,并重蹈其覆辙。

   被构想为(1)的历史哲学试图书写一部包罗万象的历史,但既没有历史学研究作为其根基,也不存在一种合理的方式,可以让我们在两个对立的版本之间作出取舍,因此它们都必须被视为虚假的宏观历史描述。弗兰克·安克斯密特观察到:

   归根结底,历史学家对历史哲学家存在憎恨情绪的根本原因在于,后者是不守道义的对手,用他们的聪明才智将历史学家的不懈努力贬低为一些无关紧要的、迂腐的工作,而这些工作充其量只能充当历史哲学家构建宏大图景的材料而已。(21)

   于是,此类历史哲学就是失败的历史学,因为它缺少在档案馆中的必要工作。如果怀特的《元史学》不能与这些修正的宏观历史描述区分开来,那么它也会是失败的历史学。我们已经见过一个失败的例子:怀特认为“历史思想的单一传统”是一个目标,而非一个“正当的”历史学家所追求的那样,是一个历史发现。我们已经将怀特的研究行为视作是对典型范例的分析,这是一种可能会将他的理论扭转为成功的哲学的方法,但它仍旧会是失败的历史学。

   卡尔·波普尔认为,黑格尔等人的学术立场不仅没有历史学研究作为支撑,而且在这些宏伟的图景之中,实质性的事实主张也不可能有其他任何科学依据。这类历史哲学既是失败的历史学,又是失败的科学,无非只是一种臆测而已,因此许多历史学家仅仅把它们轻蔑地视作“哲学”,而不是其他什么可敬的学科。但是,被构想为(2)思辨的形而上学的这些“令人惊叹”的历史哲学,也不是分析哲学家所能容忍的,因为我们分析的历史哲学家既不会“做”没有根据的推测,也不会“做”实质性主张;后者我们留给科学,用经验的方法进行考察。在他们的主张中,这些宏大的图景是实质性的,但却没有任何经验基础,这是“修正的形而上学”的典型例证。

   分析哲学家既没有认可,也不必接受维也纳学圈逻辑经验主义的一切观点(尽管我们经常被指控正是这么做的)。同样,我们也不必接受这样一种看法,即思辨的形而上学的主张总是“毫无意义”的。尽管我们确实最好避免讨论“世界精神”或“绝对者”,但确实有一种形而上学假设,它在经验上无法被证实也无法被证伪,声称一切事物都必定有其原因。这种假设有意义吗?看上去,在科学上我们确实需要这种假设。尽管如此,我们依旧认识到了把科学和正当哲学与思辨的形而上学截然区分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因此,思辨的历史哲学如果不是失败的历史学,就是失败的哲学,很有可能两者皆是。如果怀特的《元史学》不能与这些实质性的、修正的臆测区分开来,那么它也会成为失败的哲学。

   在此,分析的观点被用于初步检验《元史学》的哲学价值,这是一个具有哲学重要性的惯常举动,但它同样具有欺骗性。在“二战”后的岁月里,思辨的历史哲学家不仅是理论上的对手,也遭到分析哲学家的敌视;1973年,他们被认为是——(3)道德和政治上的对手:思辨的历史哲学家的臆测不仅仅是“宏大的愿景”,而且是一些时刻准备着要去实现的未来图景。这些图景纵然是“摄人心魄”的,但也赋予了它们克里斯玛式的危险魅力。思辨的历史哲学没有被认真对待或者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而且,鉴于针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反对意见已经被一一罗列,大多数分析哲学家正是这么做的。然而,在小心翼翼地不给予其超出我们应有的关注的同时,似乎仍有必要从政治道德层面中对思辨的历史哲学进行探讨。问题在于,如何在思想的层面对这种历史哲学做出应对呢?简单说来,在“事实问题”和“价值问题”之间存在着原则性差异,只有价值问题才能激励人的行为。

   因此,分析哲学阵营在思想上的欺骗性就体现在:正是分析哲学自身在(1)历史,(2)思辨的形而上学和(3)政治道德之间作出了截然的区分:(1)和(2)属于事实问题(用康德的话来讲,是“综合的”),并且(1)是后验的,(2)是先验的,(3)属于价值问题。正当的哲学,即分析哲学,要与这三者完全区分开来。与物理学享有共同目标,即理解而非改变世界,这正是1845年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所反对的。正当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和其他革命的意识形态不同,它本质上是一门使一切事物保持原貌的学科:“形而上学”应当是描述的。哲学不是意识形态。因此,尽管黑格尔主义等毫无疑问是“失败的历史学”和“失败的形而上学”,但我们提出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认识论上的反对意见,既没有解决,也没有能力解决行为动机的问题,而继续这样下去只能是一种欺骗性的行为。分析哲学家无法将这类意识形态当作政治或道德上的对手来进行反驳,因为分析哲学家并不处理实质性的政治问题或道德问题;我们既没有反驳,也没有能力反驳他们。

   在1972年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出版之前,政治哲学主要是一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学问。分析的道德哲学家和分析的政治哲学家在50年代之后——在实用主义模糊了两者的原则性分歧以前——认为自己并不是研究道德问题和政治问题的“专家”:实质性的“道德理论”并不存在。(22)而剑桥大学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仍是一个温和的、以分析为主的学术社群,它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令人不快的非主流学说,仍专注于“解决”归纳问题并试图为概率论作出贡献;它对道德和政治问题毫无兴趣。因此,如果怀特的《元史学》无法与实质性的道德或政治理论区分开来,那它就无法被理性地对待,而且可能会像它们一样带有克里斯玛式的危险魅力。

   随后几年,确实显示出《元史学》及其作者是多么富有魅力,但道德或政治上的危险性何在?正如尼尔森在1975年所指出的(23),怀特在1966年发表了一篇作为《元史学》之先导的文章——《历史的重负》,但此文的摘要中没有内容表明它包含了与哪个人的哲学分析工作相关的材料,只将怀特的工作归结为“现代艺术特有的想象力创新”(24)。如果非要把它算作哲学的话,那充其量只能说是为“美学”作了点贡献。与科学哲学截然不同,美学是价值哲学的分支,且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是历史认识论或历史形而上学的一部分。显而易见,“想象”和“理性”之间的鸿沟与价值和事实之间的原则性差异十分相似。艺术中的“真理”无非是一种隐喻,罕有分析哲学家研究隐喻。此后,理查德·汪对《历史的重负》的描述是,与其他论著相比,它更为明确地表达了一种“存在论人道主义的道德立场”(25)。汪也确信这篇文章没有引发道德哲学的共鸣。当时在我和同事看来,道德哲学否认美学或伦理学中的实质性问题同样存在于分析哲学。尽管我们可能会接受,就如分析的历史哲学家一样,怀特并没有“做出”毫无根据的实质性臆测,但看上去怀特确实“处理”了价值和隐喻的问题。

  

   作为语言分析的《元史学》

  

   但怀特到底做出了什么实质性价值判断呢?没什么是革命性的,甚至可以说他没有做出任何实质性价值判断。他实际上是在分析诗性语言和意识形态语言在历史撰述中的作用,而非拿它们进行一些不必要的实质性运用。这跟分析哲学家分析“好的”“公正的”或“美的”的含义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他尽可能保持审美与道德价值判断之间的距离。《元史学》不是一次在史学或没有根据的思辨的形而上学领域的实践,它在政治道德方面也没有提出实质性主张;它可以被恰当地理解为是围绕历史理解的“典型范例”的一般性概念而进行的哲学分析。它不是革命性的,甚至没有试图修正这种观念,事实上它是一种描述的形而上学。在读过《元史学》的人中,可能很少有人会想到怀特如牛津哲学家一样参与到了语言分析中,但他确实如此。

   “在这一理论中”,怀特说道,“我将历史作品视作一种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作为形式的语言结构,这正是它自身最明显的一种形态”。各种历史著作,他接着说,“组合”了(1)“材料”,(2)用以解释这些材料的理论概念,(3)用以“展现假定发生在过去的一系列事件之标志”的“叙事结构”(26);或者说,“以叙事性散文话语作为形式的语言结构,这种语言结构自称是一种关于过去的结构和进程的模型或象征,其兴趣在于通过表现它们来解释它们自身”(27)。“此外”,他还说,(4)“它们包含了一种深层次的结构性内容,它一般而言是诗学的,具体而言在本质上是语言学的,并且充当了一种未经批判便被接受的范式。每一种特殊的‘历史’解释都存在这样一种范式。”(28)

   在“显性”层面被明确使用的理论概念[即上文的(2)]出现在“文本表层”,赋予了叙事“‘解释’的一面”。与历史作品的“显性”特质相对的,是那些制约着“显性”特质的,“隐性且未经批判的”深层因素(即上文的(1)、(3)(4)):“与其他分析历史著作的学者不同,我不认为历史作品‘元史学式’的基础结构,由那些被历史学家用以赋予其历史叙事‘解释性’的理论概念所构成。”(29)“其他分析历史著作的学者”,在此处主要指亨普尔和波普尔。正如德雷所说,亨普尔的表述“比波普尔的更为严谨”(30):

   对属于某一特定种类的事件E的解释,必须遵从符合逻辑的演绎—律则形式:

   不论何时,只要发生了事件C1…Cn,那么事件E就会发生;

   发生了事件C1……Cn;

   因此,事件E发生了。(31)

   而怀特将它描述为(某种程度来讲,怀特的表述比亨普尔更加清晰):

   在这种概念化层面上,历史学家解释故事中的事件……通过建构一个演绎—律则论证来完成。这种论证可以分解为一个三段论,三段论的大前提由一些推定的因果关系的普遍规律所组成。(32)

怀特在此并没有反对亨普尔分析的、经验主义的和机械论的立场;恰恰相反,他称赞了亨普尔提供的哲学素材:它“可以被用于找寻因果规律,这些规律决定了历史领域内发现的过程会得出什么结果”(33),正如一些启蒙运动的历史学家所阐释的那样(34),机械论在历史书写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因此,“分析哲学家最近已经成功地澄清了在何种程度上历史学可被视为一种科学”(35)。但怀特的构想不止于此:首先,还存在一些深层的、“隐性且未经批判的”因素制约着那些“显性”特质(36);其次,除了演绎—律则论证之外还存在着其他“显性”特质,也就是说,“显性”特质不仅仅限于德雷所称的“覆盖律”解释,或怀特所称的“通过形式的、明确的或话语的论证所进行的解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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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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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江海学刊》202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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