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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伯重:永久的思念:追忆韩国磐恩师

更新时间:2021-01-02 22:22:28
作者: 李伯重 (进入专栏)  

  

   1985年夏,我博士研究生毕业,离开了求学七年的母校厦门大学,离开了韩国磐、傅衣凌两位恩师。自此之后,每每打算写回忆恩师的文字,但动笔之时,恩师的音容笑貌就出现在眼前,不禁心潮澎湃,难以自已,千言万语,竟不知从何说起。总想把恩师当年对我的谆谆教诲和倾心栽培,完好地呈现给世人,但是越是这样想,就越觉得手中的笔似有千钧之重。因此之故,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未能写完这篇回忆文字。到了今天,两位恩师已离开我们多年了,我也年过古稀,往事往往记一漏万。为了使记忆不至于随着时光日渐消减湮灭,我如今尽力把保存在内心深处的那些记忆梳理出来,写成文字。两位恩师对我恩重如山,我自然绝不能沿袭俗套来写回忆他们的文字。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就辜负了他们的教诲和期望,不配做他们的学生。因此必须秉承恩师的一贯信念,实事求是,不溢美,不夸大,把我所感受到的恩师的人品学问,如实呈现给世人。因为所欲言者甚多,因此这个追忆文字也分为两篇,分别追忆国磐恩师和衣凌恩师。

  

   一

   我在“文革”十年中失学,但自学一直没有中止。我下乡插队时,带了一部世界书局小字本的《资治通鉴》,每日农活干完后,晚上在油灯下细读。到了1974年,最高领袖发起了“批林批孔”和“评法批儒”运动。为了从史籍中寻找儒家的“滔天罪恶”和法家的“丰功伟绩”的“证据”,一些古籍也有限度地开放了。此时我已病退回到昆明,先靠打零工为生,后来被招聘为中学教师。工作之余,在家父指导下学习宋史。家父认为要学好宋史,必须先学好隋唐五代史,因此读了不少唐宋史籍。这些经历,我在《父亲把我培养成材———深切怀念先父李埏先生》一文中已详述,兹不赘。

   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培养制度。得知此消息后,家父和我讨论报考研究生的事。他仍然认为我应当先学好隋唐五代史,为日后专攻宋史打好基础。同时,他也希望我到外地名校去求学,以扩大自己的眼界,得到更好的教育。具体到哪个学校,从哪位老师学习,我们也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认为厦门大学地处东海之滨,环境优美安静,是一个潜心治学的好地方。更重要的是,韩国磐先生是一位非常好的学者,师从他,一定能够获得最好的指导。因此之故,我报考了韩国磐先生的研究生。

   报考之后,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是我国自1966年以来第一次招收研究生,在1966—1978年的12年中,被积压了的无数青年才俊,都热切地期盼着这一天的到来。我在“文革”十年中,自修了中国史、古文和英文,觉得可以放手一搏。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冒险的决定。依照当时的政策,像我这样已经参加了工作的人要报考大学或者研究生,都只给一次机会。何况我当时已经是28岁的“高龄”(尽管入学后才知道,我在厦大首批招收的45位研究生中年龄尚属偏低,而在历史系招收的6位研究生中,居然还是最“低龄”),如果这次考试失利,那么多年来的求学之梦就将破灭。因此,这是我的背水之战。在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中,我参加了这次决定命运的考试。

   1978年6月,我在昆明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的初试。一个月后接到厦门大学的通知,得知我通过了初试,需于8月份到学校参加复试。于是我当即向我任教的昆明第十三中学请了假,购买了火车票,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奔向朝思暮想的厦门。那时昆明到厦门没有直达火车,需要在江西鹰潭转车。从昆明到鹰潭的火车,一路上穿山越岭,足足走了两天,到鹰潭后,找个便宜旅馆住一夜,次日乘坐慢车,车行一天,方到达厦门。因为一路上都是乘坐硬座,车上又很拥挤,因此到厦大后已经筋疲力尽。幸亏当时年轻,到厦大招待所后休息了一天,疲劳基本上恢复,接着就参加复试。复试之后,依照规定,可以去礼节性地拜见导师,于是我和一同参加复试的杨际平等考生,一起去鼓浪屿拜谒韩先生。

   由于复试已结束,虽然还不知考试成绩,但是我自觉发挥尚佳,自觉考上的希望很大。在这样的心情支配下,看到的一切都倍感美好,而鼓浪屿确实又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地方。我们几人从厦大门口乘坐公共汽车到达轮渡码头,坐船过海,来到鼓浪屿,沿着蜿蜒的小径步行到韩府。鼓浪屿有海上仙山的美称,到处绿树成荫,鸟语花香,令人心旷神怡。韩府在当年日本领事馆院内,浓密的榕树掩映着几幢日式建筑,清幽洁净,令人有人间天堂之感。来到韩府扣门,国磐师和慈萍师母开门欢迎。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恩师。

   当国磐师出现在面前时,我看到的是一位清癯消瘦的学者。由于刚做过食道癌的手术不久,身体颇为虚弱。据家父说,二十多年前与国磐师在北京相识时,国磐师正值盛年,风度翩翩。但是后来历经各种政治运动风雨,备尝人情冷暖,加上工作过劳,营养不良,自1958年以后,饱受胃肠、肝脏病患之苦,一直疾病缠身。196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郭化若将军到厦门视察。工作之余,请厦大推荐几位历史学者来谈谈历史。王亚南校长推荐国磐师出席,彼此交谈之后,甚感投缘,遂由历史谈到文学,以至诗词酬唱,成为莫逆之交。郭将军是军中少有的才子,所著《孙子译注》甚具功力,为中外学者所重。他见韩先生体弱多病,于是安排他到南京军区在杭州的疗养院疗养了一年,使得国磐师的健康得以大致恢复。

   但是不久又到“文革”,国磐师被打成厦大“三家村”之一,被关进牛棚,家被抄了数次。国磐师才恢复不久的身体,在此时狂风暴雨的摧残之下垮了下来,全身浮肿,连年肝功能不正常。1975年春夏之际,又诊断出患了晚期食道癌,情况危急。郭将军闻知后,伸以援手,安排到福建省立医院,由名医李温仁大夫亲自主刀,打开胸腔,切除整个食道,将胃上提于肋骨外,上接喉头,由于胃就在薄薄的一层皮下,非常容易受凉,因此只好用一块保暖小棉片挂在从喉头到上腹部之外。这个手术非常成功,用国磐师自己的话来说,“经过这样的手术后,我又越过了鬼门关,走上了阳关大道”。但这个手术虽然挽救了国磐师的生命,但自此之后,国磐师就不能像正常人那样进食,活动也颇受限制了。

   虽然国磐师当时才59岁,按照今天的说法还是中年,但由于我们对这样一位大名鼎鼎的前辈学者敬佩有加,因此心里都认为他是一位“老先生”。及至见面之后,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是一位待人亲切的忠厚长者。他一口略带下江口音的普通话,清晰简洁,温润悦耳,正如一位厦大历史系早年的学生卢茂村在回忆国磐师上课的文章里所写的那样,“声调抑扬顿挫,语句清晰,速度不紧不慢,中间稍加停顿,让人回味。由于他语言清楚,诲人不倦,笑容常挂在脸上,因而同学们都很爱听他的课”。的确,他和我们谈话,非常和蔼可亲,使得我们因敬仰而产生的紧张情绪也放松了下来。因为这是一次礼节性的拜访,因此双方都未谈考试的事,但他告诫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学术生涯来说,能够上研究生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不是唯一的出路。万一这次考不上,还有别的机会,因此不要认为这次考试就是决定一切的。听了他的这番话,大家对考不上的担忧,也稍感松了一些。

   拜见过国磐师之后,我们也纷纷上路返乡。回到昆明后不久,收到厦大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我即告别家人,再次登上东去的火车,来到厦门,开始了在国磐师指导之下的研究生学习。

  

   二

   国磐师是隋唐五代史名家,白寿彝先生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称其“多有创见,自成体系,为隋唐史研究作出了非同一般的贡献”。我们入学后的头一年,他给我们开隋唐五代史专题的课,讲授隋唐五代史中的重要问题,诸如隋唐时期的历史环境、地缘政治结构、时代特点、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法律体系、经济基础、财政改革的评价等,并力求多角度地了解上述领域的研究成果、学术观点和发展趋向。这些内容,正是他当时正在写作的《隋唐五代史论集》中的重要部分。他把自己最精要的研究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可见对学生的关爱之深。

   在当时,历史系研究生人数很少,而且因为国磐师身体欠佳,不能来学校,我们都去韩府上课。上课时,国磐师讲大约一节课的时间,然后是茶歇,稍事休息,接着是学生提问、导师答疑和大家讨论。上课结束后,再稍坐,放松闲谈,随即告辞回家。除了这门课程外,国磐师给我和际平师兄两个隋唐五代史的学生另开一门专业课。这门课很特别:对读《旧唐书》和《新唐书》。这两部书,对于我和际平兄都不是新书。我们在此之前都已阅读或者翻阅过这两部书的大部分篇章。际平兄是北大历史系1961年毕业的高材生,早在1977年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释“戮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论文,在同辈学者中是佼佼者。4我虽然是自学,但在长期精读《资治通鉴》的过程中,也读了这两部书的大多数篇章,并且使用其中史料写了《通鉴标点正误七十条》《唐代部曲奴婢等级的变化及其原因》《唐代社会的等级划分与命名》《唐代部曲奴婢身份浅析》《唐代部曲奴婢异称考》等文稿(这些文稿,除了第一篇外,到了20世纪80年代之后经修改先后发表)。5因此,对读两《唐书》确有必要吗?我们对此心里都有疑问。但是国磐师认为治唐史,两《唐书》不仅是最基本的史料来源,而且是传统史学的重要著作,因此必须把这两部书吃透,作为自己研究的根基。我们听了都深以为然,于是开始了这门“两《唐书》对读”课的学习。

   虽然两《唐书》对我和际平兄都并不陌生,但是以前读这两部书,主要是为了搜寻史料,并未认真通读。国磐师要我们逐卷细读,具体的做法是:(1)对于传,如果同一人的传记在两部书中都有,要仔细阅读后找出对相关史事的记录的异同,其不同之处,要查阅《资治通鉴》《全唐文》、新旧《五代史》等书中的记录,辨明对错,并做出解释;有些人的传记,只在一部书中有,要探寻为什么另一部书中没有的原因。这个工作的目的,不仅使我们熟悉唐代主要人物的情况,而且也更加清楚唐代历史演变的轮廓;(2)对于志,对读后发现不同之处,要查阅《大唐六典》《唐律疏议》《唐大诏令集》等书,辨明正误,补足缺失。通过这个工作,我们得以全面了解唐代的各种典章制度。除此之外,国磐师为我们二人专门讲唐代的修史制度、两《唐书》的修纂情况和各自的优缺点,以及介绍唐代其他重要史籍。国磐师对我们要求很严,要我们逐字逐句地对读两《唐书》,不懂的地方,要一一记下来,上课时提出来讨论。

   这两部书(特别是《旧唐书》)中的许多文字(特别是“史臣曰”和“赞”)是用四六骈文写的,典雅工整,用典丰富,但往往文字晦涩,佶屈聱牙,读起来十分困难。国磐师要求我们对这些文句和词语也不能放过,必须查阅工具书,弄明白其意思。国磐师精于古典文学,对唐人诗文中的词语典故十分熟悉,在我们上课时,针对我们自己不能解决的问题,一一予以解答。也有一些词语典故,他一时难以确定其出处,在我们下课回家后,他还查阅相关文献,到下次上课时再回答。这门课程,每周一次,为期一年。经过这样严格训练,我们不仅对唐史有了更全面和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古文阅读能力也大大改进了,以后读起不同体裁和文风的古代文献觉得更为顺畅。在读《陆宣公奏议》那样的骈文文字时,不仅能够更好地理解其意,而且也能够欣赏其文笔之美了。

   国磐师的《隋唐五代史纲》,1961年出了第一版,1977年出了修订版。1979年,出版社要出新版。国磐师对前两版做了重大改动,我和际平兄自告奋勇,为国磐师誊写修订稿。这次誊写,给我们上了一门生动的课,我们从中深切体会到国磐师对学术著作高度负责的精神。

到了读研的第二年,进入研究选题和论文准备阶段。这时国磐师和我们讨论的问题就比前一年更加集中了。我和际平兄依然每周一次去韩府,经多次讨论交流,逐渐确定了我们论文的大致方向。我因为在“文革”中练笔,写过一本《北宋方腊起义》的小册子,在阅读史料的过程中,对宋代江南有一些了解。同时,我对以往我国史学界以生产关系(特别是阶级关系)为中心的做法感到厌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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