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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立波:费孝通民族走廊思路的形成及其意义

更新时间:2021-01-02 13:51:37
作者: 邹立波  

   走廊思路提出伊始,费孝通理解中国民族的取向已经逐步跳出民族识别余留问题的研究领域,转而着重思考中华民族与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在1978年11月讨论少数民族社会改革时,费孝通重新提起中华民族的构成问题,将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归结为密不可分的整体、局部关系,“局部的变革一方面是在整体变革的总流中进行,受着总流的促进和制约,而另一方面它作为整体的一部分也总是保持着它特殊的个性”。23到次年《民族问题五种丛书》编写启动时,费孝通公开表示,民族研究“要结束前面这一段,为后面开一条路”,传统的关注面向和研究取向可以告一段落,应当考虑如何“既往开来”地开拓研究新局面。24随着费孝通思考重心的变化,走廊思路也随之发生转变,与中华民族格局形成的探索联系起来。

   1981-1982年间费孝通连续三次发表涉及走廊思路的会议发言,展现出对走廊内涵阐释的层层递进和变化。三次发言均与民族调查直接相关。民族调查的议题缘起于费孝通时隔四十三年后两度重访大瑶山。在民族学恢复学科建设之际,费孝通期望民族学界能够重新重视和回归民族调查。

   作为从事民族研究的起点,广西大瑶山瑶族是费孝通经常关注和讨论的研究对象。瑶族支系、语言的混杂现象引发费孝通的疑惑:“花篮瑶讲的话近于苗语,茶山瑶讲的话近于侗语,盘瑶话属于瑶语……为什么他们会形成一个瑶族,而这个共同体同时为什么还能容许各部分有不同的个性。”为解答疑问,费孝通认为“不能脱离历史来研究这些问题”,并联想到1952-1957年间潘光旦有关苗、瑶、畲民族历史关系的设想,“这种设想的重要性就是为我们提出一个宏观的整体观点”。需要注意的是,1979-1981年间,民族关系史重新受到民族学界的普遍关注。费孝通提出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再进一步就是要把中华民族看成一个整体,研究它怎样形成的过程和它的结构和变化”。如何具体操作和研究中华民族的形成和结构问题?各民族在历史上的流动有其区域性的发展趋势。结合微型调查对各民族分合关系的观察,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变化具有不同区域间的类型差异,比如“苗、瑶、畲提供了山区民族的一种类型”。按照这一思路,民族研究要改变过去“按民族的单位孤立起来,分别地一个一个研究”的局限,配合“宏观的研究”,将“中华民族所在的地域”大体分为北部草原地区、东北角的高山森林区、云贵高原、沿海地区、中原地区五大板块,以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两大走廊。费孝通形象地将之比喻为“棋盘的格局”,“我们必须从这个棋盘上的演变来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型的调查”。25所谓的“微型调查”其实是以往社区研究方法在少数民族地区的运用和实施。不同的板块、走廊区域将是结合微型调查与宏观研究开展民族调查的重要研究单元。

   可以看出,费孝通思考问题的切入点从单一民族的识别问题,转向原本对民族识别造成诸多疑难问题的民族文化多元交融现象。民族关系的历史研究成为解答这些现象的有效途径。各民族的历史关系被整合、归纳为中华民族的形成问题。中华民族格局从空间层面又被转化作数个平行的板块、走廊区域。走廊视角不再仅用于讨论有待识别的单一民族,而是被提升到阐释中华民族形成过程和格局的研究层面。

   就在费孝通呼吁民族学界回归民族调查之时,新成立不久的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决议组织省际学术合作,对六江流域,即藏彝走廊地区进行综合考察。1982、1984年的“六江流域民族综合科学考察”是费孝通走廊思路的直接实践。综合考察活动承袭20世纪50-60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经验,初步形成跨省(区)分工合作、多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26费孝通对综合考察活动给予全力的支持,并在考察实施前远赴昆明、成都,与中国西南民族研究会成员座谈交流。

   在1982年4月的昆明座谈会发言中,费孝通肯定了综合考察活动跨政区、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再次强调“宏观的研究”将是下一步提升民族研究的实现途径,也就是“用全面的整体的观点研究各民族历史上的联系,研究中华民族形成的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研究我国这个多民族大家庭几千年里各民族来来去去不断流动的状态和趋势,不要仅局限于现在的五十几个民族的分别研究”。这是因为“我国民族有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相互掺杂得厉害,孤立地看一个民族历史不容易看得出它的特点”。27由于单一民族研究视角缺乏整体观,费孝通主张和赞同将民族研究纳入类似综合考察活动的区域“宏观的研究”之中。

   长期以来,中国民族学界缺乏对民族关系的全面、深入研究,特别是区域性的民族关系研究。作为中国民族研究的代表性成果,《民族问题五种丛书》在一定程度上对民族关系有所涉及,保留下不少珍贵资料,但是仍然主要以少数民族中的单一民族作为编撰单位。其实早在20世纪50年代,费孝通就已经感受到民族学界将民族研究局限于少数民族的倾向,认为民族概念不应忽略掉汉族。民族学的研究对象既要有少数民族,也要研究汉族。28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费孝通多次呼吁要扭转民族研究偏重少数民族中的单一民族的研究倾向。费孝通向民族学界建言,“过去我们搞民族史大多是一个一个民族地整理,我看不如一个地区一个地区的搞。因为少数民族在历史上一向不是孤立的”。在六江流域综合考察活动的鼓舞下,研究民族历史的学术进路被费孝通划分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把每个民族搞清楚,然后再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把这地区各民族的关系搞清楚,最后要把整个中华民族形成过程搞清楚。”291985年,费孝通在回顾潘光旦的畲族历史问题研究时郑重声明,“过去多少年来把各个民族孤立起来研究的时期可以结束了,因为这已不适应当前我国新形势的发展”。30

   1982年5月的武汉座谈会讲话是费孝通有关走廊思路最为详尽的阐释。六江流域综合考察活动启动在即,促使费孝通选择旧题重谈,着重从民族调查、民族识别问题谈起。民族关系依然是主要的着眼点。费孝通将其倡导的区域研究单位阐释为“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并敏锐地发现要求识别的民族恰好“大多是夹在几个大民族中间”,混杂着相邻民族的某些特征,处在民族交错的区域和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各民族之间分合的历史关系能够解释这些区域民族的复杂面貌和现状。有待识别的白马藏族所在区域“正是一条民族接触的地带,这个地带是夹在汉族、藏族、彝族三者的中间”,“就是我所说的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我也曾称它作藏彝走廊,包括从甘肃,到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洛瑜地区”,“再下去到缅甸北部、印度东北部的那加地区。这一带都是这一相似类型的民族”。走廊地带的现象为整体探讨中华民族“各个成分在历史上是怎样运动的”提供了极具价值的研究对象和素材。因此,费孝通从走廊视角描绘出探索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学术蓝图:“上述几个复杂地区:一条西北走廊,一条藏、彝走廊,一条南岭走廊,还有一个地区包括东北几省。倘若这样来看,中华民族差不多就有一个全面的概念了。”31由此中国民族走廊的主体格局被呈现出来,奠定了现今民族走廊研究的基本框架。

   走廊、板块学说不同于内地与边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划分方式,更为强调历史维度下各民族、各区域之间关系的联动性、统一性和整体性。不过与以往的讲话有别,费孝通撇开板块区域,似乎将走廊地带视作最能解释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重要区域。在费孝通看来,走廊的廊道形态并非只取决于山川走势的地理特征,也与其处在不同板块或较大民族之间衔接、交汇的过渡地带密切相关。民族、文化应是理解走廊内涵的主要因素。这明显有别于费孝通从自然地理层面界定河西走廊等地理通道的传统内涵。32因而走廊是中国多民族接触、互动的历史关系中形成的特定廊道区域,在中华民族的地缘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走廊视角下的民族历史关系可以视为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集中展现。

   费孝通之所以如此重视走廊视角的阐释,与大瑶山瑶族的田野调查思考有莫大关联。在1983年6月为《盘村瑶族》撰写的序言中,费孝通开始思考中华民族的凝聚问题,透露大瑶山的瑶族案例为其带来重要启示:“我从广西大瑶山里的瑶族——他们只是分布在国内外各地的瑶族的一部分——的历史经过,从而想到中华民族的形成”。紧接着,他又道出研究走廊的另一层重要目的:“因为我意识到从这微型的研究里确是接触到了贯穿在各民族历史中具有一般性的规律。怎样把实际的观察和分析,提炼出我们各民族形成的规律,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理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研究民族的学者必须认真对待的任务。”费孝通以瑶族为例,主张树立类型,进行比较,归纳各民族的共性和个性。他认为,要“以地区为研究对象”,建议开展“南岭山脉的民族走廊”综合调查,对瑶、苗、畲等“相似类型的山居民族进行比较研究”。33就总体的研究方法而言,大瑶山的瑶族案例说明宏观研究与微观调查殊途同归,可以共同作为论证中华民族形成问题的支撑方法。前者“就是拾起中华民族形成过程这个课题进行研究”,再下沉到具体的微观层面。也就是说,“研究各民族的形成过程就是向微观方面发展的研究工作。我们在广西大瑶山的研究就属于这个性质。我并没预料到在广西大瑶山的微观研究会在理论上和宏观上与中华民族的研究是统一的”。34走廊民族文化现象的调查研究经验是激发费孝通思考和探讨中华民族格局、特点的重要学术动力。费孝通注重的民族历史研究不仅仅呈现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微观调查互补结合,总结出各民族分合关系的规律。

   如何理解中国的“民族”概念是费孝通首先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根据以往民族调查研究积累下的经验知识,费孝通多次谈到西方的民族概念不能生硬地套用于中国民族研究。特别是大量的走廊区域案例表明,“民族来来去去,分分合合,在一定条件之下,不同来源的人融合成一个民族,但还各自保留着原有的语言”。这些现象提示费孝通“不要把民族看死了”,要看到“在中国这样长的历史里,民族变化多端,你变成了我,我变成了你,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且有些合而未化,还保留了很多原来的东西”,故而“以西方的现代民族的特征,来套中国民族,就要出毛病”。在费孝通看来,依照国情,中国“民族”概念的内涵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中华民族作为整体“又是许多相互不能分离的民族组成。组成部分之间关系密切,有分有合,有分而未断,合而未化”。35复杂的民族关系促使费孝通更加认识到中国“民族”概念的独特性,“希望理论界应当积极地从中国的历史过程里去理解中国民族的性质”。36

   为阐明“民族中包括民族”的逻辑,费孝通对中国“民族”的构成作了初步的剖析解释,将之分为“中华民族”、识别出的五十六个民族与识别出的民族中“包含着若干具有一定特点的集团”。后一类“民族”包括了费孝通调查过的广西瑶族中若干不同名称的瑶人,如花篮瑶、茶山瑶等,或是贵州苗族中的红苗、青苗等。37中国“民族”内涵的层次划分在一定程度上为后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的阐释理清了模糊、歧异的概念,搭建起中国民族构成的认知框架。“民族”构成的层次划分也说明费孝通理解的“民族”概念与西方“民族”概念有很大的差异,并不是一个政治性的概念。诚如有学者所言,费孝通运用的“民族”概念是不包含政治含义的民族学意义上的“民族”概念。38不同名称的瑶人被归入“民族”之列则暗示,费孝通对“民族”概念的理解绝非单纯源于理论的辨析,而与其在西南民族地区,特别是走廊地带的调查研究经历和思考密不可分。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费孝通的民族研究逐步转向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边区民族社会经济发展等领域。边区经济发展问题的思考使费孝通的学术关注面向从历史转向现实。在“八访甘肃”的调查经验基础上,费孝通力图充分发挥民族走廊的地缘经济优势,推动民族走廊向经济走廊的转型。39但是费孝通依然认为作为多民族接触地带,走廊区域的经济发展脱离不开民族互动关系历史过程的基础性研究。1991年10月费孝通为继续探讨西南多民族山区经济发展问题,走访武陵山区。事后撰写的《武陵行》在进入经济问题之前,坚持先引入历史的审视眼光,指出武陵山区同样是“多民族接触交流的走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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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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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族研究》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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