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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涛:现代国家的中立化及其理念——晚期韦伯的“国家社会学”初探

更新时间:2021-01-02 13:27:25
作者: 陈涛  

   内容提要:在韦伯看来,现代国家的核心特征在于,它不再被看作某一位君主的“家产”,官职也不被视为官僚的俸禄或私有财产,而是被看作一个与特定人员——无论是君主、领袖,还是官僚——相分离的、中立化的经营机构。通过重构韦伯对现代国家的中立化过程所做的分析,我们得以逼近这种中立化所承载的理念:“就事论事性”。只有在这一制度条件之下,在政治斗争中获胜的政党及其领袖才有可能进入政府,去为其赋予一个目的,同时又受到议会或人民代表的监督。无视现代国家的上述特征,就无法区分传统的家产制君主、卡里斯玛领袖与现代国家领袖的分别。

   关 键 词:国家;官僚制;经营;合议制;就事论事性

   项目基金: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科研启动项目“家国重构的两条道路”(2020YQNQD0097)。

   作者简介:陈涛,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理论,政治哲学。

  

   一、晚期韦伯的“国家社会学”

   伴随新版《韦伯全集》的整理和出版,尤其是第三编第7卷,即韦伯去世前开设的课程“一般国家学和政治学(国家社会学)”(Allgemeine Staatslehre und Politik[Staatssoziologie])的学生笔记的出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正是“国家社会学”构成了晚期韦伯工作的重心(Weber,2009b;Hubinger,2009a:26-32)。①实际上,“一般国家学”和“国家社会学”的提法频繁出现在他去世前所发表的各种演讲(韦伯,2004a:200;Weber,2009a:226-228)和《经济与社会》最后完成的第一部分中(韦伯,2010b:432-433、435)。②不过,相对于韦伯的比较宗教研究,上述工作并未得到国内外学者的充分重视。因此,有必要在此稍做介绍。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中断了韦伯正在创作的《经济与社会》(即第二部分),留下了两个未完成的章节:“现代国家的发展”和“现代政党”。显然,他试图以此作为“支配社会学”部分的总结。一战后期,韦伯从政界返回学界,出于对德国政治局势的关心,重拾上述问题。1917年10月25日,他在维也纳社会学协会发表演讲,题名为“国家社会学的问题”(Probleme der Staatssoziologie)。1918年11月22日至12月5日,他在《法兰克福报》上连载了五篇讨论“德国国家形式”的文章,对德国战后引入议会制政府提出了自己的设想,修改后以《新秩序下德国的议会与政府》为题结集出版。1919年1月28日,他发表了“政治作为一种志业”的著名演讲,并提到了自己的“一般国家学”(allgemeinen Staatslehre)研究。1919年3月15日,韦伯受聘为慕尼黑大学国民经济学学部的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一职,并以上课为契机,重写《经济与社会》,即今天留下的第一部分。1920年4月1日,韦伯完成了第3章,即“支配的类型”,为夏季学期课程做准备。他在该章中多次提到“国家社会学”。5月11日,题为“一般国家学和政治学(国家社会学)”的讲授课开始(每周周一、周二、周四和周五下午的4-5点)。据说大约有500人注册了该课程,而卡尔·施米特也在其中(Ullmen,1985:5)。课程原计划为16个主题,但韦伯只讲到第2个主题,即“正当性支配的类型”,大约到6月1日,共计11小时,就因为生病而终止。两周后的6月14日,他病逝于慕尼黑。

   上述课程名称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韦伯自觉地把他的“国家社会学”视为是对当时德国大学中“一般国家学”的承继,并试图强调其进路的新颖之处。粗略来说,当时德国大学中有两种研究国家的进路。其一为国家法学。这尤其以盖尔伯(Karl von Gerber)、拉班德(Paul Laband)所开创的、在凯尔森那里发挥到极致的法律实证主义为代表。“一般国家学”通常就隶属于这一学科门类之下(Kelly,2003:85-89)。其二则为宪政史。不同于国家法学从应然层面对法律规范所做的逻辑分析和构建,宪政史把国家看作一种历史现象,从实然层面研究国家产生、变革和消亡的过程,并试图从中总结出一般性的历史法则。从社会学出发研究国家,发生在从“唯心主义”国家观转向“现实主义”国家观这一学术背景之下。不过,在贡布洛维茨(Ludwig Gumplowicz)等研究者那里,事实上的国家被视为权力斗争的产物。因此,他们试图从其学说中完全剔除规范性因素,只从社会学、历史学和经济学的角度去研究国家(施托莱斯,2007:600-607)。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学研究中的规范思考和事实研究裂解为对立性的两极。一边是法律实证主义,在将与法律无关的、伦理和社会问题剔除在外的同时,导致其对自身的历史经验前提缺乏认识;另一边则是国家社会学,在将规范性的思考排除在外的同时,导致其趋向于某种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即只把国家理解为一个事实上的权力问题(黑勒,2010:31-33;施托莱斯,2007:600)。

   显然韦伯更偏向于后者,并试图基于既有的历史研究,提供社会学的概念、理论和分析。就此而言,他认同朋友耶利内克(2012:55)的说法,即“国家首先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这些现象虽受法律调整但并不是法律所创造的”。因此,要去研究国家,就不能局限于对宪法文本进行法理学分析,而是必须对实际上左右国家,甚至引发宪法变迁的历史事件和政治力量予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分析。

   问题在于,韦伯的国家社会学是否就是纯然事实性的、排斥规范性的思考?他对“权力政治”的推崇、对事实与价值之区分的强调,尤其容易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本文试图澄清,韦伯虽然把重心放在历史事实和社会学分析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拒绝规范性的思考。相反,他的国家社会学代表了从前法律的历史和社会现象出发,去逼近蕴含在这些现实秩序中的理念、规范或价值的一种独特进路。也就是说,只有从事实性的现实秩序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去澄清、理解和判别规范性的法秩序。

  

   二、国家作为一种经营机构

   让我们从韦伯对现代国家所下的那个著名定义展开讨论。因为它尤其给人造成一种“现实主义”国家观的观感:

   一个支配组织,在既定的地理领土内,只有并且就它的存在与秩序的效力能够借助行政管理人员应用和威胁使用物质暴力而持续地获得保证而言时,它才被称为政治组织。一种政治性的经营机构(Anstaltsbetrieb),当且仅当它的行政管理人员能够成功地有权要求为了指令的执行而对物质暴力享有正当性的垄断时,它才可以被称为国家。(韦伯,2005c:74③)

   针对上述定义,韦伯(2005c:75)强调,“想以组织行动的目的来定义包含‘国家’在内的政治组织,是不可能的。从粮食供给到艺术保护,任何政治性组织都有可能会偶尔去从事;至于从人身安全的保障到司法裁判,则是每一个政治组织都必须满足的目标。因此,要去定义一个组织的‘政治性’特点,唯有从‘手段’的角度来考虑:亦即暴力的使用”。然而,在他之前,从“目的”入手去定义政治组织却是一个更为通行的做法。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把城邦的目的定义为所有人的幸福或“活得好”,而距韦伯时代不远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则把国家的目的定义为所有人的“普遍利益”。即使是在韦伯的同时代人那里,从“目的”入手去定义国家仍然非常普遍。例如耶利内克(2016:45)就把国家定义为一个“目的论统一体”,它尤其以维护统一为目的。由此来看,只从手段,即暴力的使用,去定义国家反而显得非常奇特。甚至这也有悖于常识。随便去问一个普通人,他必然要去追问,国家垄断暴力是为了什么。正是这一点引发了研究者们的讨论。亨尼斯等人把上述国家定义追溯到马基雅维利以降的现代政治科学传统,尤其是德国官房学(Cameralism)传统下的国家观(Anter,2014:196-206)。在此,国家不再着眼于某种共同善,而只以获取权力为目的,至于权力服务于什么目的则不为政治活动所关心。或者说,现代国家仅仅被视为一种机器(apparatus)、机械(machine)或手段,可以指向任何目的(Hennis,2009:22-25)。

   当然,我们可以像温克尔曼那样,站在社会学的角度为韦伯辩护说,他只是在刻画一种经验现实,并不牵涉任何价值判断(蒙森,2016:440)。因为上述国家概念不过是对19世纪至20世纪初资产阶级法治国(Rechtsstaat/constitutional state)这一特定历史现实的经验概括。这里的资产阶级法治国,用韦伯本人在《经济与社会》中所使用的概念来说,就是建立在法制型支配之上的现代官僚制。

   所谓法制型支配(die legale Herrschaft),“靠的是人对合法的成文条款之效力的信任、对于按照合理性方式制定的规则所界定的事务性‘权限’(sachliche ‘Kompetenz’)的效力有其信任。也就是说,对于合法法规的义务的执行,人们会去服从”(韦伯,2004a:199)。今天,我们在服从官僚的命令时,有别于传统型支配下臣民与君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我们不是因为信仰赋予君主以正当性的神圣传统而去服从他,也不是在所有事情、所有方面都服从他。这些都是传统型支配的特征。相反,在法制型支配下,支配和服从的范围和限度都有明确的法律规定,即宪法和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某一官职的“权限”。例如,一位系主任只能在其官职权限范围内命令我去服从他。他的官职既赋予他所要履行的义务(负责决策和审批等),也限定了他能够命令我的范围。除了与教学相关的事务之外,通常情况下,他无权干涉我的私生活。

   韦伯在分析支配现象时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在人们通常习惯于分析的支配者与被支配者之间,插入了一个“行政”的环节,并且把重心放在支配者与行政机器之间的关系上(韦伯,2010b:390)。从直接民主制,到望族支配,再到现代官僚制,行政越来越呈现出自主化和独立化的趋势,并在现代国家这里发展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部分,以至于不是支配者借助行政官僚组织去支配,而是行政官僚组织直接去支配。具体到法制型支配,它可以采用民主制、合议制,或现代官僚制作为其行政管理的方式。不过,韦伯认为,只有现代官僚制才构成了它的理想类型。这是因为法制型支配的核心是通过界定行政职务的“权限”,从而把传统型支配中常见的个人感情、恩惠和人身依附性的因素从官员的职务工作中排除掉。而现代官僚制则提供了贯彻上述原则的最理性的方式(韦伯,2010b:311;Weber,2014:159)。

法制型支配中的权限原则落实到官僚制中,就体现在依据宪法和行政法规所确立起来的层级制的官职义务、为了执行该职务所必需的命令权力,和相应的物资、专业人员配备。韦伯(2010a:21)指出,这三个要素,在公法领域中构成了国家“机关”(Behorde),在私法领域中则构成了企业“经营”(Betrieb)。在著名的《宗教论文集》“前言”中,他就以经营来定义资本主义:“资本主义不外乎以持续不断的、理性的资本主义‘经营’来追求利得,追求一再增新的利得,也就是追求‘收益性’。”(韦伯,2007:5)而唯独在西方才发展出来的现代市民资本主义,其特征正是“以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为基础的经营”(韦伯,2007:10)。实际上,在本节一开始的引文中,韦伯同样把现代国家定义为“政治性的经营机构”。④“从社会科学角度而言,现代国家恰如工厂一样也是一种‘经营’,实际上这正是它的具体历史特性。”(韦伯,2009:121;Weber,2009b:74-75)因此,“经营”既被他用来定义现代资本主义企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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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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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学评论》(京)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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