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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春涛:“同治中兴”背后的社会病症

更新时间:2021-01-01 00:24:44
作者: 夏春涛  

   就应对咸丰朝的统治危机而论,曾国藩等人所采取的对策具有针对性,及时有效。这给病入膏肓的清政府打了一剂强心针,帮助其最终躲过灭顶之灾,迎来所谓“同治中兴”。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因此被推许为“中兴名臣”。

   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但无法根治社会病症。这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就已经显现出来。

   一、官僚队伍急遽膨胀

   随着战火四处蔓延,凡被兵省份被迫暂停举行乡试,通过科考选拔官吏之途壅塞。不过,由于捐纳以及军功保举人员激增,仕途反而更加拥挤。

   作为合法、有限度的卖官鬻爵,捐纳是缓解财政压力的权宜之计,客观上有辱斯文、败坏风气,故颇遭诟病。道光帝曾明确表示对捐班“总不放心”,认为“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科目未必无不肖,究竟礼义廉耻之心犹在,一拨便转”。到了咸丰朝,清廷迫于筹饷压力,一再动员捐输,鼓励捐纳。其抛售功名的力度远超前朝,只要交足银两,平民可捐得贡监、封典、虚衔,官阶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员,降革者可捐复原职。名为劝捐,实为勒派,导致人言籍籍。据柯悟迟《漏网喁鱼集》记述,苏南常昭官方劝捐布告录有一副对联,文曰“官衔翎顶荣施如愿以偿 银米钱洋捐数以多为贵”。一时间,绅富之家虽襁褓婴儿已得功名,“假有身不清白如数捐输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翰林院编修蔡寿祺奏陈用人之策,认为吏治日见颓废、民心尚多摇惑者,则惟捐输一事最足以伤国脉而扰民生;主张停止捐输,简用忠良,委任才能,搜罗寒畯,以求仕途清、民心靖。然而,因财政入不敷出,清廷欲罢不能,后来甚至降低门槛、打折收捐,并简化手续,将空白“执照”发给各藩司和军营粮台,由后者自行开捐,可谓斯文扫地。

   军兴之后,军功保举成为常态,一些人才借此脱颖而出。但保举同样过于冗滥,导致泥沙俱下。曾国藩很看重保举。湘军水师营官杨载福在咸丰三年因战功一岁六迁,官至总兵衔。咸丰九年(1859年)正月函请湖广总督官文将在鄂湘勇“择尤拔补实缺数人”时,曾国藩特意指出,“是亦奖励士气、固结人心之一道”。五月,又提及此事,认为“湘省弁勇近日能战者多,必须令补实缺,既可坚各弁久征之心,又可变营伍惰弱之习”。此外还有火线封赏。例如,咸丰六年(1856年)四月杨载福募三百人冒死夜袭外江太平军水师,许诺“成功归者,人犒百金,有官者超两阶,白丁拔六品实职”。不过,大肆封赏虽能收到立竿见影效果,但不利于塑造“忠义血性”,更留下官多职少、难以消化的弊端。在同治元年(1862年)末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反省说,“默思所行之事,惟保举太滥,是余乱政”。

   二、官场陋习积重难返

   面对日益深重的统治危机,咸丰帝在即位之初有心整饬吏治,但又感到漫无头绪。而捐纳、保举使官僚队伍急遽膨胀,百弊滋生,官场因循玩泄之风依旧,以至数年后相继牵扯出顺天乡试舞弊案、官商勾结侵吞巨款的户部宝钞案等大案。咸丰帝严惩涉案官员,包括处死一品大员柏葰,起到一定震慑作用,但仅是治标之举,效果有限。

   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别树一帜,致力于用新人、树新风。不过,这种努力主要局限于湘军与两湖地区,虽有辐射作用,但远不足以改变全国的官场生态。曾国藩以虚衔在外省统兵征战,不时受到官场潜规则掣肘。咸丰九年(1859年)十月,他在私函中就此叹曰:“所最难者,近日调兵拨饷、察吏选将,皆以应酬人情之道行之,不问事势之缓急、谕旨之宽严。苟无人情,百求罔应;即举劾赏罚,无人情则虽大贤莫荐,有人情则虽巨憝亦释。故贼焰虽已渐衰,而人心殊未厌乱。”

   另一方面,随着时过境迁,湘军与两湖官员也逐渐发生蜕变。咸丰九年二月,曾国藩便对湘军现状表示担忧:“然屡胜之余、极盛之后,恐亦如古人所称‘再实之木,其根必伤’。比来湘人应募者少,即营官、帮办亦多倦游,不知尚能支撑几年否?”同年四月又叹曰:“楚勇、湘勇皆同强弩之末,各弁名成利就,其锐于赴敌之心远不如昔。”次年八月则表示:“窃见兵兴十载,而军政、吏治二者,积习未改,甚或日趋日下,何以挽回劫运?是以痛心疾首,深自刻责。”同治年间,某些封疆大吏颇遭诟病。民间有一对联:“人肉吃完惟有虎豹犬羊之廓 地皮刮尽但余涧溪沼沚之毛”,分别隐指署理广东巡抚郭嵩焘、湖南巡抚毛鸿宾,嘲讽其横征暴敛,不体恤民情。

   三、湘军军纪日益败坏

   曾国藩镇压反清力量心狠手辣,声称“书生好杀,时势使然耳”,为此在民间落得“曾剃头”恶名。同时,他注意笼络民心,重视整肃军纪。绿营兵勇奸淫掳掠现象较普遍,故时人有“兵不畏官而畏贼,民不畏贼而畏兵”一说。咸丰四年(1854年)初出征前,曾国藩特意叮嘱塔齐布严行约束部下,“若有一勇不规矩、不严肃,吾即不愿带去”。驻赣湘军在曾氏返湘丁忧期间军纪败坏,民怨四起。以此为鉴,曾国藩严申“带兵之道,以禁止骚扰为第一义”,“兵勇以不扰民为第一义”。咸丰八年(1858年),他专门写有一首浅显通俗的《爱民歌》,讲明注意事项,如规定扎营时“莫走人家取门板,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之类;强调“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

   尽管如此,湘军依旧无法摆脱日渐萎靡的趋势,内部矛盾加剧,军纪败坏,暮气日深,营中结拜哥老会现象迅速滋蔓,以致曾国藩时有哗溃之虞。其机要幕僚赵烈文记述了曾国荃部湘军攻破天京后的暴行:一是四面放火。城中建筑,“兵所焚十之七,烟起数十道屯结空中,不散如大山,紫绛色”。二是洗劫财物。悍将萧孚泗“在伪天王府取出金银不赀,即纵火烧屋以灭迹”,大火延烧数日不熄。各弁勇“贪掠夺,颇乱伍”,在城中大挖窖藏甚至掘坟搜金;营中文职也“无大无小争购贼物,各贮一箱,终日交相夸示不为厌”。三是奸淫杀戮。全城沦为人间地狱,“搜曳妇女,哀号之声不忍闻”,“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满二三岁者亦斫戮以为戏,匍匐道上。妇女四十岁以下者一人俱无,老者无不负伤,或十余刀、数十刀,哀号之声达于四远”。连赵烈文也认为“其乱如此,可为发指”。曾国荃纵兵洗劫天京城,从中所获不菲,以致物议沸腾。而曾国藩却辩解说:“吾弟所获无几,而‘老饕’之名遍天下,亦太冤矣。”在这件事情上,曾国藩选择亲情,抛弃了忠义。

   李鸿章部淮军的表现也在伯仲之间。据赵烈文记述,淮军克复苏南后,“自常以东及松郡道路,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

   四、战争创伤难以愈合

   这场战争空前惨烈,造成巨大创伤,尤其是双方激烈争夺地区。譬如,曾国藩同治三年(1864年)夏描述说,“皖南地介江浙,昔为群盗所必争,今亦败贼所图窜。宁、池、太、广各属,白骨如麻,或百里不见炊烟,竟日不逢过客,人类相食,群犬争之”;慨叹“开辟以来,殆无此惨劫”。

   再如,兵燹之后,向称繁华富庶的苏南人口锐减,土地荒芜,一片废墟。毛祥麟于同治三年十月从上海赴江宁,沿途所见触目惊心。据他描述,从上海至昆山,炊烟缕缕,时起颓垣破屋中。自昆山至苏州,转荒落;金门、阊门外瓦砾盈途,城中亦鲜完善。至无锡、常州、丹阳一线,蔓草荒烟,所在一律,“两岸见难孩数千,同声乞食”;“余若奔牛、吕城、新丰诸镇,向称繁庶,今则一望平芜,杳无人迹。偶见一二乡人,类皆骨立声嘶,奄奄垂毙。问之,则云一村数百人,今十不存一矣,而又日不得食、夜不成眠,行将尽死耳”。江宁城濠两岸铅丸累累,沙中白骨纵横;“城中房屋惟西南尚称完善,然亦十去四五,东北则一览无余矣”;“皇城旧址蹂躏尤深,行四五里不见一人,亦无一屋”。

   常熟人柯悟迟于同年三月自苏州赴上海,沿途所见更为萧瑟。据载,苏州六门城外竟无片瓦留存,城中西半城亦是白地,东半城所剩十之五六分,千百年名迹尽为湮没,笙管楼台俱为灰烬。出娄门到昆山,桥梁皆断,屋无半椽,田尽草茜,枯骸满目。进昆山城,荒索之象愈形触目。柯氏还说,农田已荒芜多年,缺农具缺人手,“今虽安逸,恐廿年间不能尽熟矣”。

   照柯氏推测,当地农业生产需要20年光景才能勉强恢复到战前状态。因人烟稀少,出现大片无主荒田,苏南各地纷纷招客民垦荒。单就人口而论,不少地方历经20年仍未达到战前规模。据方志记载,嘉定兵燹后“二十年休养,未足复生聚之旧”,人口十减其五;昆山“人民流亡者十有八九,虽休养生息二十年,尚不及从前十分之六”。苏浙太湖流域是清廷倚重的“财赋之区”,其经济复苏缓慢,全国财政情况可想而知。

   战争带来的巨大危害还包括通货膨胀。因财政入不敷出,咸丰朝为支撑战局、解燃眉之急,采取了非常举措。一是滥发钱币。通过强制发行大钱以及根本无法兑现的宝钞、银票,清政府大肆收兑民间银钱,同时用搭放大钱、钞票的方式支付兵饷、河工、官薪等,巧取豪夺竭蹶搜刮,导致百物腾贵、币制混乱、银价飙升,极大扰乱了社会经济生活,致使百姓生计愈加困顿。二是开征厘金。厘金是一种新税,包括坐厘(对坐商征收的交易税)、行厘(对行商征收的通过税)两种,创设于扬州仙女庙镇,迅速推广到全国,同样导致商贾裹足、物价腾贵,民间叫苦不迭。

   五、中央集权制发生动摇

   从军事上看,面对缺兵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行招兵买马,结果曾国藩撇开旧体制另起炉灶,借举办团练之名创立湘军。湘军以湘乡子弟为班底,地域化、私人化色彩甚浓,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打破了兵权归中央执掌的世兵制度,开晚清兵为将有现象之先例。攻陷天京前夕,曾国藩在致朋僚信函中,多次谈及自己身处舆论漩涡之困窘,称“用事太久、兵柄过重、利权过广,远者震惊,近者疑忌”,“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鄙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盖谓四省厘金络绎输送,各处兵将一呼百诺,其相疑良非无因”;又谓“两接户部复奏之疏,皆疑弟广揽利权,词意颇相煎迫。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而国、害于而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表示“万一金陵克复,拟即引退,避贤者路”。攻克天京后,曾国藩主动提出裁军,除湘军越发难以统驭的因素外,主要是为了消除清廷疑忌,作韬晦之计以求自保。

   从财政上看,面对缺饷这一棘手问题,咸丰帝允许地方自筹军饷。作为六部之首的户部,其权力在战时大为削弱。曾国藩分析说:“我清之制,一省岁入之款,报明听候部拨,疆吏亦不得专擅。自军兴以来,各省丁、漕等款纷纷奏留供本省军需,于是户部之权日轻,疆臣之权日重。”各省督抚纷纷开征厘金,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现象,造成清廷财权下移。据估算,从咸丰三年(1853年)至同治三年(1864年),全国厘金平均岁入一千万两白银,合计1.1亿两。但由于清廷被迫放权,厘金成为归各省督抚自行掌控的合法、可观的财源——厘金所入不用上交户部;税率多少、如何征、怎样调拨使用也不归户部过问,而是每省各自为政。

   从人事上看,到咸丰末年,湘军将帅及两湖官绅凭借战功和政绩,纷纷出任督抚。汉人督抚不仅人数增加,彼此呼吸相通,而且手握兵权、财权,在人事任免等重大事项上的进言权与影响力也相应增加。这是前所未有的新变化,标志着汉族地方势力迅速崛起,打破了满族贵胄牢牢把持权力的旧格局。

   上述三大变化,严重削弱了传统的中央集权制,在权力架构上形成内轻外重态势,使清政府潜伏着巨大变数。义和团运动期间,东南数省督抚抗命中央,与西方列强搞“东南互保”,便是一个例证。

   总之,曾国藩等人挽救了清政府,同时又给清政府埋下隐患。江山社稷保住了,但危机依然存在,导致危机的社会根源并没有触动。尽管曾国藩等人百般维持,包括发起以“自强”“求富”相标榜的洋务运动,但终究无法也无意从旧体制中突围,无力真正使清朝走向“中兴”。而曾国藩本人也锐气大减,感到心力交瘁。

   同治六年(1867年)夏,曾国藩与赵烈文某日秉烛夜话,谈到京城乱象环生,明火执仗之案时出,而市肆乞丐成群,甚至妇女亦裸身无裤。曾氏不免忧心忡忡,问:“民穷财尽,恐有异变,奈何?”赵答:“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驯至分剖。然主威素重,风气未开,若非抽心一烂,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以烈度之,异日之祸,必先根本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曾氏怆然表示,“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孰料赵烈文所言竟一语成谶。44年后,辛亥革命爆发,各省纷纷宣布独立,清皇室被迫将权力移交给手握重兵的袁世凯,清朝统治顷刻间分崩离析。以“洪秀全第二”自励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一个全新的运动,结束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亲手缔造了民国。

   本文选自《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夏春涛 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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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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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新史学19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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