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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旭:福柯在中国(1989-2019)

更新时间:2020-12-31 12:44:37
作者: 张旭  

  

   本文为2019年10月12-13日上海大学“法国理论在中国”国际学术会议的发言稿。感谢Philippe Sabot、Anna Sauvagnargues、Julian Bourg等人的评论以及上海大学卓悦教授的邀请!部分内容也在云南大学的讲座“从规训到治理术:福柯晚期权力分析范式的一个转向”(2017年11月)和湖南大学的讲座“从海德格尔与韦伯到福柯与施特劳斯:四十年西学东渐史”(2018年12月)中讲过,特此感谢云南士恒基金会和湖南大学文晗的邀请!

  

   导言

  

   美国人称之为“法国理论”(French theory)的当代法国思想(列维-斯特劳斯、巴特、拉康、阿尔都塞、福柯、德里达、德勒兹、利奥塔等人的哲学)在中国这三四十年,正赶上了中国当代思想学术传统的一个建构与重建的过程。这一历史过程人们有时候称之为“西学东渐”、“西方化”、“与国际接轨”或“拿来主义”,这种讲法忽视了我们学界出于现代中国的处境与问题积极求法于西方的主动进取性和文化自觉性。“法国理论在中国”的接受语境,并非新潮知识话语与知识界上一代陈旧的传统学术之间的代际之争,就像是在法国的列维-斯特劳斯与萨特之争、拉康与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之争、罗兰·巴特与皮卡尔之争、解构主义与结构主义之争、福柯与萨特之争等等,而是不同国家(主要是德法英美)、不同时期(前现代的、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不同领域(哲学、文学批评、比较文学、社会理论、政治哲学等)以及不同渠道路径(从美国转手的或直接从德法等引入的)的知识话语同时涌进中国学界形成了彼此之间相互竞争充满张力的话语场域。[1]因此,要对“法国理论”在中国这三、四十年的接受史做一个话语竞争的知识社会学分析,就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学批评和哲学领域对“法国理论”的认知、接受、适应和反应,而无视整个学界各个领域的知识更迭和思潮走势,也不能仅限于对知识话语的理论分析而无视学术思想场域的文化意识和意识形态的冲突对于话语构成的影响。因此,为了分析中国当代学术传统的建构及其问题意识,很有必要确定几个思想人物作为路标来勾勒这三、四十年来思想波动的方向和转向,也有必要设定我们关切的几个基本问题作为支柱来支撑起叙述整个当代学术思想传统建构的框架。

   可以泛泛地说,二十世纪中国思想界有两次文化运动和一次反文化运动,第一次文化运动是反传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六、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则是一场反文化运动,而结束文革之后八十年代中国又迎来第二次“文艺复兴”。在现代学术思想传统中断三十年(1949-79)之后,改革开放以来的四十年间(1979-2019)我们在当代中国思想学术传统的建构与重建过程中对西学的狂热吸收是以前各个时代所前所未有的,其势头犹胜于一百多年前曾、李、左、张等人推动的洋务运动,作为我们的“异己之学”的西学成为过去四十年当代中国建构自身思想学术传统的核心,中国自身儒家思想传统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反而落入边缘地带。在过去四十年当代中国建构自身学术思想传统的过程中,可以大体上以十年为一个阶段粗略分为四个阶段,而每个十年段又可以挑出一两位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巨人作为当时的主流思想学术范式和基本问题意识的指引者和路标,他们是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889-1976)、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以及德裔美国政治哲学家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可以说,这几位二十世纪的西方思想巨人塑造了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场域的基本格局。

   当代中国学术思想史的阶段性波动,既受到西学知识话语不断更新的推动,也受到我们自身的历史处境和政治意识的激励。在过去四十年的第一个十年间(1979-89),李泽厚的《批判哲学的批判:康德述评》(1979)和《美的历程》(1981)率先在中国思想界刮起一阵新风,引发起无政治化的“康德热”、“美学热”和“文化热”,与此同时围绕“人道主义”和“人学”的主题还兴起一股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的热潮。到了八十年代中期三联书店出版了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1987),海德格尔成了在纯哲学上终结康德、尼采、萨特等的重量级人物。八九事件之后的第二个十年间(1989-99),随着苏联东欧剧变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开始在中国学界大行其道,社会理论以及哈耶克、伯林、罗尔斯、哈贝马斯等人的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成为整个九十年代的主流学术范式,其中韦伯的社会理论和福柯的权力分析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替代者成为整个九十年代炙手可热的理论分析工具。在第三个十年间(1999-2009),尤其是九一一事件之后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在中国学界突然兴起彻底地改变了整个中国学界的学术思想场域。九一一事件让学术思想的政治立场分化日渐明朗起来,逐渐形成了自由派、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三足鼎立的格局。相对于八十年代的去政治化和九十年代的自由化的趋势,新世纪的头十年中国学术思想界开始一个重新政治化的时期。此时施特劳斯的古典政治哲学的引入,不仅强有力地支持了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激励了中国儒家思想传统,尤其是经学研究的复兴,而且也推动了不同于后现代主义批判方式的对西方自由主义的现代性的批判,推动了政治保守主义日益走向成熟。到了第四个十年(2009-19),随着2008年以来中国国力的大幅度提升,政治保守主义已经汇聚了民族主义、新左派和文化保守主义等诸多思想资源而成为中国知识界一个十分重要的立场选项,而2018年掀开序幕的中美贸易、科技和制度的冲突更是将中国学界的关注点推向了国际政治领域,韦伯和施米特的政治现实主义为我们提供了观察和思考新国际秩序的一个支点。即使从四个十年的分期来看,当代中国的学术思想传统的建构于政治立场的分化深受国际政治和世界历史的影响,在国际政治和学术全球化的传导和影响之下,它大体上同步于国际动向,比如这十年多来欧美的民粹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兴起对我们学界的正面的、侧面的或负面的影响,它促使我们调整和修正看待世界和思考现实的视角。

   在过去四十年中国思想史进程中,“法国理论在中国”的接受史是中国学界再次“求法于西方”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在与德国哲学以及英美分析哲学和政治哲学的竞争中成为当代中国建构自身学术思想传统的一支脉络。要知道,我们所身处的后现代的主流理论话语“后现代主义”就是“法国理论”,也正是通过“法国理论”我们才获得了对世界历史的新时代的全新认知图景。“福柯在中国”是“法国理论在中国”的骨干,也是中国学界选择性地接受“法国理论”话语的典型。福柯哲学不仅深受学院激进左派的推崇,也广泛受到社会上的自由派的喜爱。福柯在九十年代初是作为后现代主义的理论明星被引入中国的,他的《词与物》(1966)的话语分析是后现代主义文化批判的源头;在九十年代中期,他的《规训与惩罚》(1975)的新权力分析范式取代韦伯的经典社会理论成为左派非常倚重的社会理论范式;而在新世纪头二十年以政治哲学为主流的中国思想学术场域中,福柯则以其“生命政治”而得以占据一席之地,意大利哲学家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更是将福柯的“生命政治”发展成了一套政治哲学新范式和新体系。总之,无论是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时髦新知,还是作为激进左派的批判理论,无论是作为专业化时代的经典社会理论,还是作为后人类时代的生命政治新说,福柯哲学的多面相在当代中国建构自身学术思想传统的不同时期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思想效应,“法国理论”的其他哲学家的影响力无人能及福柯。

   过去四十年中国国家经济总量增加了四十倍,而中国学术思想领域的知识总量之激增暴涨绝不止四十倍。在我们所身处的当下的时间点上,对“法国理论在中国”做一番知识社会学的考察,借此也可以对我们过去四十年大量输入和消费西方理论做一次简要的回顾,对当代中国学术思想的困局做一个冷静的评估。在这个民粹主义和政治现实主义全球流行的时代,回顾性地探讨“法国理论在中国”好像在追悼一个时代的逝去与终结:这是中国学术思想界四十年来全面接受西学冲击挑战的“新启蒙时代”的终结,也是为了理解我们中国自身的现代性处境而“求法于西方”的“理论激情时代”的终结。在越来越无聊的知识生产专业化的时代,在各种新潮理论话语狂欢的思想混乱、精神涣散的年代,是否还有像福柯这样一批创造性天才和时代精神的淬炼者,能够为我们理解我们身处的当下现实给出一个清醒而有预见性的分析,将我们从知识话语的泡沫经济中引导出来?或者,在承受住了法国理论的剧烈冲击之后,我们能否从自身的当下出发探究“我们自身的当下的历史”,并激发出我们自己的“别样的思考”?

  

   一、九十年代福柯被作为后现代主义和社会理论范式引入中国

  

   (一)海德格尔作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以及后现代的思想源头

   若论过去四十年间对中国学术思想界影响最大的人物,第一个恐怕当属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乔治·斯坦纳在《海德格尔》一书的开篇曾说过,十七世纪是笛卡尔的世纪,十八世纪是康德的世纪,十九世纪是黑格尔的世纪,而二十世纪是“海德格尔的世纪”。当我们探讨伽达默尔、洛维特、阿伦特、马尔库塞、约纳斯、图根哈特以及布尔特曼、蒂利希、拉纳、马塞尔、萨特、列维纳斯、德里达、施特劳斯等人的思想时,总会不可避免地提到一个人的名字:海德格尔。这种对德法哲学的影响力在20世纪再也找不出第二个人能与之相比。因此,中国学界在八十年代开始全力翻译西学经典时首选的著作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本二十世纪西方哲学奠基性的经典,对二十世纪初德国流行的胡塞尔的现象学、狄尔泰的解释学、克尔凯郭尔的生存哲学、尼采的意志论以及早已不那么流行的亚里士多德—阿奎纳的本体论传统进行了全面彻底的改造并将它们冶为一炉,建立了“最后一个西方哲学体系”,确立了二十世纪欧陆哲学的哲学语法和基本语汇。可以说,自从中国学界八十年代引进了海德格尔哲学之后,在这三、四十年间海德格尔哲学已成为几代人的基本西学修养,占据了改革开放之前原属于黑格尔在中国学界的崇高地位。

中国学界最早知道海德格尔的大名,还是当年出席在海德格尔课堂上的中国学生熊伟在1963年翻译出《存在与时间》的第一个中文节译本(第4、6、9、14、26、27、38、40、41、53、65和74节等共12节)以及《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1947)、《<什么是形而上学>导言》(1949年)、《诗人何为?》(1946)等文章,当时作为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哲学文献供批判用;到八十年代中期,熊伟指导他的两个学生陈嘉映和王庆节将《存在与时间》全书译成中文出版(1987)。当时正逢八十年代整个学界对西学无比渴求之时,因此,海德格尔在短时间内就产生了极大的影响。[2]可以说是北大外哲所的创始人熊伟(另一位是所长洪谦)直接推动了海德格尔在中国的传播,而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北大的陈嘉映、靳希平和张祥龙这三位国内最好的海德格尔学者的日常教学和研究对一代年轻学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了1994年北大外哲所的王炜、北大哲学系的靳希平与胡塞尔研究学者倪梁康等人筹建的中国现象学会成立之时,整个现象学学会三分之二以上的成员都是海德格尔学者。(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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