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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显明:生存权论

更新时间:2020-12-30 12:00:00
作者: 徐显明 (进入专栏)  
这种报复是当代人类生存最无情的敌人。它们呈立体形态全方位地向人类生存展开攻势。它们的肆虐导致一些现代病的出现。因此,创造良好的自然环境和保持身心的健康就成为替代人类对衣食住行要求的新要求。这种要求在生存权上的表现就是环境权与健康权,诸如净气权、阳光权、稳静权、净水权、远眺权等都是它们的内容。

   生存权的时代内容因不同国家对它的不同追求而分成两支:把环境与健康作为生存首要问题对待的是一支,把和平作为生存首要问题对待的是另一支。后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人类制造的惨祸为背景。人们注意到战争是生存的最大威胁,因而有了在和平环境中生存的要求,反战权、反核权,免除核威胁权等成为和平生存权的内容。

   国家职能的转换是生存权的保障。近代国家对公民的生存权只以旁观者身份出现,现代国家则把自己变成了生存权的关系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重新修订宪法的西方各国都另行标定自己的性质,德国标榜自己是“社会联邦国家”,法国自称是“社会共和国”,意大利将自己定性为“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国家性质的重新表述,表明国家职能的转换,以保障生存权的名义全面干预经济即是资本主义国家在现代的新职能。社会主义国家大都表明自己的人民性,这说明保障人民的生存权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

  

   生存权的保障原理

  

   生存权在人权体系中的核心地位确立之后,人权制度随之发生了三方面的根本性变化。在人权内容上,传统的以自由权为构成基础的近代人权让位于以生存权为构成基础的现代人权。在人权目的上,传统的以社会成员个人对自由、幸福的追求变换为社会整体对平等、生存的追求,人权主体也因人权价值取向的转移而由有生命的个人扩展为具有复合性质的人的某类,集体的权利开始登上人权舞台。

   在人权保障方法上,传统的只对人权侵害加以预防和在预防失灵时对侵害加以排除的消极保障方式开始变换为国家直接向人权主体提供人权实现条件和清除人权实现障碍的积极保障方式。公民对国家的抵抗和国家所必须保持的抑制被公民对国家的依赖和国家所必须进行的介入所取代,国家从不惊扰个人权利生活的“守夜人”变成了应公民请求而行的奉事者。人权制度的上述变化表明,作为现代人权标识而确立的生存权,其性质已不同于作为起始的人的解放符号的自由权。

   如果说自由是人的重要天性而承认人有与这种属性相适应的各种权利是文明在社会制度上的表现,那么,生存权就是给人的自由设置最合理的界限,而达到社会共同自由就是文明在制度上的最大发展。自由权强调的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实现,生存权强调的是所有人共性的一般实现。生存权为自由权重新划定了界限,国家则在协调两种有冲突的基本人权的关系中发挥着任何其他社会组织无法取代的作用。国家对于生存权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

   人权不同于一般私法关系上的权利的特征之一是,凡被称为人权的权利必定同国家发生联系。公民通过人权的中介同国家结成四种权利义务关系并形成四种地位。

   第一种是公民对国家的服从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被动地位,他对来自国家的法律、政府的自由裁量、司法的裁决只有遵奉的义务而无讨价还价的权利。如果在服从关系中公民有不可侵犯的利益,那至多是公民对超量义务的拒绝权,但这种拒绝恰恰说明公民对国家履行了法定量的义务。

   第二种是公民对国家的抵抗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消极地位。人权自产生那天起即以国家为防御对象。限制国家不干涉公民的权利生活,人权就能受到最大限度的尊重。在抵抗关系中,公民获得的是各种形式的自由。

   第三种关系是公民对国家的决定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主动地位。只要承认主权在民是人权制度的基本原则,就必须承认公民有权决定国家的一切,公民因这种地位而获得广泛的政治权利。

   第四种是公民对国家的请求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公民处于积极地位。国家应公民的请求为当为的行为而使公民受益,国家活动的内容受公民的请求所支配。公民的请求一旦得到满足,其结果就是实在化的权利。国家负有满足公民请求的法定义务,这种性质的权利就是生存权。

   由生存权所表明的公民对国家的积极关系可以看出,生存权的实现方式已不同于公民处在其他地位上而获得的其他人权的方式。国家是否允许公民拥有提出请求的人权地位,允许公民占据请求者的地位而请求是否被国家接受,国家不接受公民请求是否为不作为违法,国家的不作为行为最终能否被公民纠正过来,这一组问题的解决就成了生存权有无切实可行的制度保障的原理所在。

   首先,是否赋予公民在生存遇到来自自身的或社会的困难的时候向国家提出帮助请求的地位,直接决定着公民能否成为生存权的主体。如果像德国人权学者早期对《魏玛宪法》关于生存的条款所作的解释那样,只是把“共同生存”理解为国家活动的原则和纲领,那么生存的保障问题只不过是国家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它的表现形态是政治规范而不是基本的人权。纲领说直接否定了生存条款的权利性,同时也否定了国家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

   公民处在不能提出请求的地位,其对生存的希望只能是消极的等待。在国家遵循道义的纲领而施仁政的时候,公民的生存问题有可能被国家的具体措施所顾及,而一旦国家背弃政治原则,则公民的生存问题又有可能受到冷落。这样,即使国家有基本成型的福利制度,公民的受惠也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种状态的生存权,与其称其为基本的人权,倒不如称其为特权更合适,因为它无法成为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偶尔地享有,也只是恩惠式的例外。

   其次,确认公民有向国家提出生存请求的法律地位,但同时又准许国家对公民的请求持自由态度——既可以接受,又可以不接受,这种性质的生存权仍是缺乏强制性义务作为保障的生存权。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和20世纪50年代末期的日本,人权理论界曾将请求权的生存权解释为抽象的权利,其含义是,公民有权向立法机关提出补救生存保障立法之不足和向行政机关提出纠正生存保障措施之不当的请求,但不能把请求转化为对物或劳动机会的索取。由于这种请求权不是具体的,而且带有政治色彩,所以称其为抽象的权利。

   抽象权利说比纲领说有两个明显的进步:一是承认生存请求权是公民普遍享有的权利,它比纲领说的“特权论”更接近平等的人权原则,二是赋予了公民生存权的主体资格,保障生存的责任不再是国家的道德义务而是法律责任。

   但是,抽象权利说也清楚地显示出其不足,一是它所承认的公民请求权缺乏可操作性,公民排除生存障碍的请求得不到司法的保护;二是在抽象权利说中,公民的请求只被当作国家了解社会问题的窗口,公民请求解决的问题只有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时候,请求才可能得到重视,而对于因人而异的个别请求,国家则可予以否定。抽象权利说的缺陷说明,生存权此时正处于抽象的被肯定和具体的被否定的矛盾之中。该说曾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国家作为规避具体义务的根据。生存权在这段时间内的实践还表明,抽象权利说是利于生存强者而不利于生存弱者的生存学说。

   再次,法律是否允许公民对国家不接受公民的具体生存请求指责为不作为违法,是生存权向制度化保障靠拢的重要关口。理论上对这种靠拢作出强有力说明的是超越抽象权利说的具体权利说,具体权利说产生的背景在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各国社会保障法的普遍化和依据社会保障法而出现的诸多生存权判例。该说从生存权实践所总结出来的原则中发展了抽象权利说。既然公民有对国家关于生存权的立法提出请求的权利,那么当立法机关出现立法侵害时,对消极的立法侵害,公民同样有权利按照宪法的监督机制对立法机关提出不作为违宪审査的程序,以纠正立法的不法。

   具体权利说把生存权当成了违宪审査的标准,这就迈出了国家对保障生存权实现负有法律义务的关键的一步。具体权利说对国家行政机关所提出的制约远远大于对立法机关。在生存保障有法可依的前提下,如果负有社会保障法实施之责的行政机关也以不作为方式漠视公民的生存请求,公民则可直接将行政机关作为诉讼上的控告对象。大凡建立行政诉讼制度的国家,在公民的行政诉讼诉由中都有行政不作为的内容,这是具体权利说对行政诉讼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在诉讼过程中,生存权是行政不作为行为被司法审查的基本标准。具体权利说赋予了生存权对立法、行政的约束力,使生存权成为当代立法的本源和行政措施的出发点。该说所证明的结论是,哪里的生存权不具有这种约束力,哪里的生存权就是不受保障的生存权。

   最后,公民的生存请求能否转化为属于自己的生存利益或生存条件,是生存权是否具有法定性格的标志。比具体权利说更现实化的生存权理论是法定权利说。该说认为,生存权只有成为决定当事人利益的审判规范时,生存权才是在终极意义能够实现的人权,其法定权利的表现形态是在司法上获得救济。

   依据人权保障的一般原理,哪项权利不能提起诉讼,哪项权利就没有护卫屏障,司法救济是人权的防波堤,它的意义在于阻遏来自国家和社会的生存冲击。人权侵害与人权保障总是结伴而行的。没有不受侵害的人权,也没有不受保障的人权。人权保障有积极、消极之分。生存权的积极保障在司法上的体现,即依据司法上的命令,公民可向国家兑现适合社会一般生存标准的各种利益。它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行为的,还可以是某种机会。司法上对生存权的救济,是生存权保障的最后环节。

   从上述生存权渐次获得法律上的效力可以看出,以请求权形态表现的生存权所最终要求的是国家在立法、行政和司法三个方面的积极性,有关生存权的规范如果能够对国家产生这样的制约作用,则生存权就是受法律保障的基本人权,否则,它只是主观意义的、在受到蔑视和侵害的时候无法获得实际保护的权利。展示生存权的保障原理在于强调国家的作用,从而规约国家在法律上和物质条件上向生存权主体提供双重支持,消除国家的不作为因素和使公民能够获得由司法裁判命令支付的来自国家方面的物质利益是生存权保障的制度机制。

  

   有关生存权的几个理论问题

  

   20世纪,人权理论别开生面之处是生存权原理在世界范围内被普遍接受。无论对立着的东西方或南北方各国在实际上是否认真对待了生存权,但还没有一个国家不承认生存权是人民的首要人权。生存权在不同国家所拥有的共同地位,向生存权的理论提出了共同的问题。在生存权尚处于发展、完善阶段的当今,回答这些问题仍是各国人权理论界共同的任务。

   (一)生存权产生的必然性

   恩格斯在论证人权形成为制度的自然过程时指出:“一旦社会的经济进步,把摆脱封建桎梏和通过消除封建不平等来确立权利平等的要求提到日程上来,这种要求就必然迅速地获得更大的规模,这种要求就很自然地获得了普遍的、超出个别国家范围的性质,而自由和平等很自然地被宣布为人权”。这说明,人权的最一般表现形态是自由与平等。它们的存在,表明的是人对经济的关系。

   只要服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经济决定论的唯物史观,就不能不拿它去分析自由与平等的关系。而一旦把自由与平等与经济原因相连接,就会立刻发现,自由和平等从胎动那天起就已陷入不可自解的矛盾之中。资产阶级的人权史实际上是一部自由与平等的矛盾斗争史。自由的最大价值在哪里?从形式上观察,它在于通过法律拒绝来自国家对个人身心的束缚,但从实质上审视,它却是为资本和财产而准备的。

有产者所以始终把它当作自己的“宠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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