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周弘 金玲:中欧关系70年:多领域伙伴关系的发展

更新时间:2020-12-29 21:32:49
作者: 周弘 (进入专栏)   金玲  
中欧之间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双赢”。(19)

   中国和欧盟深入广泛的经济贸易合作必然溢出到其他许多领域,继而形成全方位、宽领域和多层次合作的格局。双方除了将此前的政治磋商机制升级为领导人年度会晤机制外,还在能源、科技、气候变化、文化交流等领域建立了相应的合作和对话机制。其中值得一提的是2003年中欧双方签署的“伽利略计划”合作协定。该协定曾经是双方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性突破。(20)随着中欧合作的不断深入,欧盟与中国的对话机制和平台涉及各个层面,涵盖了诸如知识产权、卫生标准、竞争政策、产业政策和人力资源开发等具体的功能领域,由此形成了连接中国和欧盟的跨行业、跨部门、多层次的联络机制与交往规则。(21)

   由于欧盟特殊的多层治理体系,对外关系的诸多权能仍在成员国手中,中国与成员国的双边关系仍是中欧关系的基础,双边关系与中国和欧盟整体之间的关系相互补充和促进,各自在构建中欧关系中发挥独特的作用。随着中欧关系的深化,中国与成员国之间的全方位合作也不断扩大和成熟。梳理同期中国与欧盟主要成员国之间的关系,不难发现其在定位、优先领域和合作机制等诸多方面与中国-欧盟关系的发展进程展现了高度一致性。例如,中国与欧盟2003年明确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之后,英、法、德三大国均在2004年与中国明确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定位。

  

   四 调整和转型:中欧相互调适期

   以2006年欧盟第六份对华政策文件为标志,中欧关系开始了转型和调整,并开始“走向复杂化”。(22)“复杂化”,是指转型过程中的利益重合与竞争、制度磨合与冲突、观念差异与融合犬牙交错,使中欧关系呈现纷繁复杂的局面。转型期间,欧盟出台一系列对华政策文件,不仅试图讨论中国在欧盟对外战略中的定位,而且对华战略信任屡次出现反复,并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不断摇摆。其间,中国方面根据变化的形势,调适其对欧政策,积极主动引领中欧关系走向广泛和深入。

   在2006年欧盟对华的第六份政策文件中,欧盟已明显更多地从“竞争对手”的角度理解中欧关系。(23)此后,欧盟内部开启了对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广泛辩论。2010年12月,时任欧盟外交事务高级代表的阿什顿在对欧盟与其主要战略伙伴之间关系进行评估时,将“更加公平和自由的市场准入”作为欧盟对华战略的首选目标,(24)战略伙伴的内涵明显收窄。但欧盟在其2016年《对华新战略要素》文件中又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对华“战略伙伴”定位的回归,强调中欧在多边、对外政策领域的合作,并明确欧盟是中国“改革的伙伴”。(25)尽管如此,欧盟并没有结束在对华关系定位问题上的摇摆。2019年3月,欧盟在其《中国和欧洲:战略前景》文件中对中国进行了多重定位,认为中国是合作和谈判伙伴的同时,也是经济竞争者,并首次提出中国是欧盟在治理领域里的制度性对手。(26)

   欧盟在其对华战略定位不断摇摆的同时,对华战略疑虑上升。欧盟不认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力量在全球秩序体系中发挥作用的方式,认为其对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侵蚀了“欧洲模式”的影响力,还认为“新兴力量不断崛起,与传统力量之间围绕规则、秩序和利益的竞争会再次导致权力政治主导的局面,与欧盟主导的以规则为基础的有效多边主义理念背道而驰”。(27)上述认知导致欧盟对中国一系列对外政策举措,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持有疑虑,认为这些举措都是中国的地缘政治战略,是在全球输出“中国模式”。(28)由此延伸,欧盟对中国在欧的日益主动性外交也存在战略误读,认为中国—中东欧合作是在欧洲推行“分而治之”的政策,是在通过经济影响力施加政治影响,削弱欧盟的团结。(29)

   欧盟对华政策还显示出“再意识形态化”的趋势。2008-2010年,中欧关系多次受到意识形态分歧的影响。2010年,欧盟对华进行战略评估后认为自己“很难改变中国社会”。(30)此后,欧盟对华政策一度进入务实合作的时期,意识形态色彩淡化。但是,由于近年来中欧各自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竞争性思维和多重内部利益的压力下,欧盟重申价值观在欧盟对华政策中的核心地位,意识形态因素再次凸显。2016年,欧盟在时隔10年以后出台的对华政策文件中花大量篇幅指责中国国内的人权状况,表示:“保护人权将继续是欧盟与中国接触的核心”。(31)2019年3月,在缺乏对于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了解的情况下,欧盟将中国简单地定义为“制度性对手”,突出双方在治理模式上的差异,认为“中国人权形势恶化”,表示“中欧在人权问题上的有效接触将是判定双边关系质量的重要方面”。(32)

   与欧盟对华定位摇摆、战略疑虑上升等表现不同,中国一直坚持中欧战略伙伴关系定位不动摇,积极拓展中欧战略伙伴关系的广度和深度,致力于丰富其内涵。2014年,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访问欧盟总部时强调要从战略高度看待中欧关系,将中欧两大力量、两大市场、两大文明结合起来,共同打造中欧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为中欧合作注入新动力,为世界发展繁荣做出更大贡献,从而引领中欧关系向纵深发展。(33)

   在中欧关系转型阶段,中国对欧合作更加主动和积极,不断提出新的合作倡议,拓宽合作平台。2012年启动的中国—中东欧“16+1合作”,作为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上丰富了中欧合作的层次,为中欧关系注入了新动力。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也为中欧合作提供了新的平台,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合作,中欧之间的互联互通显著加强,双方在资金和金融领域内的合作不断加速,第三方市场合作应运而生。2019年3月,中国通过第一部《外商投资法》,进一步传达中国坚持扩大对外开放的决心和努力。当前,中国改革开放的步伐显著加速,包括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以及主动扩大进口等。这些举措正在推动中欧务实合作关系进一步深入。

   中欧关系转型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在转型期内,双方共同的战略利益以及相互依赖仍是双边关系的坚强纽带,能够有力掌控制度和文化非对称性带来的“渐行渐远”态势。调整期内中欧关系的基本动力没有改变,中欧双方在各领域内的合作仍呈深化态势,中欧双方战略倚重和合作需求的清单还在不断增加,已从最初共同致力于联合国改革、协调应对地区冲突等具体议题,扩展至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国际秩序和全球共同性挑战等事关国际和平与发展的全局性问题。中欧合作机制更趋完善,领域不断扩大。在领导人会晤机制的引领下,中欧之间在2008年、2010年和2012年相继建立了中欧经贸高层对话机制、高级别战略对话机制和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确立了中欧关系的三大合作支柱。这些机制的存在对于增进中欧多领域合作关系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五 从“四大伙伴关系”的角度重新审视中欧关系

   中欧关系70年的历史演变,既打上了不同历史时代的深刻烙印,也反映出中欧关系的多面性和多层性,更展现出中欧之间从战略共识到利益依存,从改革互动到人文联通,全面、深入、多层次、多领域的丰富的全景图。这一局面的形成有赖于中欧双方数十年的共同努力,习近平主席将此概括为中欧“四大伙伴关系”(34)。在美国要求欧洲在对华政策上向自己看齐的巨大压力下,中欧“四大伙伴关系”仍然根据不同领域里的不同发展规律和发展速度保持着向前发展的态势。

   (一)和平伙伴关系:维护世界稳定

   作为和平力量,新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战后世界和平贡献了正能量。20世纪50年代,中国同印度和缅甸共同推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70年来,中国积极加入多边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推动通过和平谈判手段解决国际争端,在伊朗核协议和朝鲜核谈判过程中发挥了建设性作用。中国积极参与国际维和使命,是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新型大国关系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均显示了中国谋求世界和平的诚意和努力。(35)

   致力于欧洲一体化和平进程的欧盟亦是一支重要的和平力量。即使是在冷战格局下,毛泽东主席也看到了东欧国家反对苏联霸权、西欧国家联合自强,以及两者对美苏霸权的牵制作用,并用“中间地带”来定义东西欧洲,认为欧洲是和平的力量。邓小平进一步解释道:“为什么说欧洲是和平力量呢?因为欧洲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灾难”,“战争一旦打起来,首先受害的将是欧洲”。(36)在此基础上,邓小平对国际形势做出“将长期保持和平”的战略判断,并从战略高度明确了长期对欧政策原则,提出:“我们确定的政策是同欧洲,包括西欧和东欧,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不仅是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也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37)冷战结束后,欧盟作为日益多极化世界中的一极,发展其“软实力”和“民事力量”,主张通过多边主义以及和平对话的方式解决地区热点问题。有鉴于此,2013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会见欧盟领导人时再次强调说: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联合体,中欧是维护世界和平的“两大力量”。

   作为两大和平力量,中欧理应携起手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广泛合作。当前国际形势和国际秩序复杂多变,挑战接踵而至,中欧之间如不能放下局部分歧,共同承接责任、应对挑战,世界将会进一步滑向失序状态。在2019年中欧第21次会晤双方共同发表的峰会联合声明中,中欧双方就一系列全球治理和地区性议题发表了政策共识和合作意愿,包括在世贸组织改革方面的合作、对落实《巴黎协定》的承诺、共同维护伊朗核协议、协调阿富汗进程以及支持非洲发展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等,中欧的合作正在为不稳定的世界提供稳定性。(38)

   (二)增长伙伴关系:推动共同发展

   欧盟是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欧在各自的发展进程中相互借重和依赖,相互提供发展机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性增长关系。即使是在中欧经贸摩擦和竞争日益加剧的情况下,中欧双边贸易仍然从2006年的2727亿美元增至2018年的6821亿美元。(39)双边贸易结构继续优化,高技术和服务贸易领域的贸易比重持续上升。在欧盟抬高中国对欧投资门槛的条件下,投资仍然呈现双向快速扩张。欧盟企业对华投资存量从2010年年底的732.6亿美元上升至2017年年底的1190亿美元。2018年,欧盟28国对华投资新设立企业2499家,同比增长33.4%,实际投入外资金额118.6亿美元,同比增长35%。(40)同期中国对欧盟投资存量也从2010年年底的125亿美元增至2017年年底的850亿美元。(41)中国的经济发展为欧洲提供了广阔和不断扩大的市场,对欧洲经济稳定与就业保障发挥了重要作用。欧盟是外向型经济体,每10亿欧元的欧盟出口可产生1.4万个就业岗位。(42)对华贸易的连年增长确保了欧盟相关就业的增长。中国市场巨大的潜力也牢牢地吸引了欧盟投资商。早在1995年第一份欧盟对华政策文件中,欧盟就意识到中国对于欧盟产业发展的重要性,提出“为了使欧洲企业具有全球竞争力,我们必须进入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场……欧洲企业在中国的积极存在是关键”这样具有远见的战略判断。(43)2016年,在中欧经贸竞争凸显的背景下,欧盟仍表示:“欧盟的繁荣与中国的可持续增长相联系。欧盟因此是中国经济和治理改革的重要利益攸关方。”(44)在欧洲近几十年的发展中,中国因素没有缺席。

中国同样需要欧盟。在过去的40余年中,欧洲国家特别是西欧国家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主要对象和经贸合作的主要伙伴。近些年来,通过“16+1合作”,中国与中东欧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迅速发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105.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