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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缉思:中美是否落入“萨缪尔森陷阱”?未来两国如何把握历史拐点,抓住合作机会?

更新时间:2020-12-29 20:33:29
作者: 王缉思 (进入专栏)  

  

   2020年12月18日,中华美国学会、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与海国图智研究院共同主办的2020年“美国大选与中美关系”系列研究会第三场“美国新政府与新时期中美关系”学术研讨会在线上举行。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高级顾问王缉思以“美国新政府与新时期中美关系”为主题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王缉思教授发言整理,已通过王缉思教授校审授权。

  

   非常感谢中华美国学会、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海国图智研究院邀请我参加这个会。我跟王栋老师早就说过我开这个会很紧张,因为最近我老讲中美关系,重复讲老话,会让读者和我自己都觉得很没意思。所以,我想讲一点自己不太熟悉,但是又有点意思的事。

   首先,基本上大家都知道中美关系现在是什么状况,但是对于中美关系这样一种全新的大国关系模式,我们现在还没有探讨得很清楚。原因是我们往往要类比历史上的“冷战”或者“修昔底德陷阱”等等。但是,我觉得这种类比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因为“修昔底德陷阱”是古希腊的同质国家之间的冲突(虽然有人强调雅典是民主国家),不管怎么说,那个时候的冲突形式与现在完全不一样——当时解决不了问题,就打仗。美苏冷战是缺乏经济和社会交往的异质国家之间的冲突。

   中美关系是一种全新的模式,经济上相互依存,社会交往非常密切(起码在疫情发生之前非常密切),同时是不同质国家之间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战争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冲突、对抗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中美关系不像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那样,是从最好降到到最坏的自由落体式的关系,而是矛盾横向发展的关系。

   我觉得中美关系中基本上有两类矛盾,一类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领土、主权问题上的矛盾。这种矛盾是所谓“硬核”问题,不但难以化解,拜登上台之后可能继续深化。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甚至几十年内,这种矛盾都是难以化解的。另一类矛盾是意识形态之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矛盾,主要是中美在经济和技术领域的竞争与合作。当然,把两类矛盾截然分开也不可能。

   我最近看了有关“萨缪尔森陷阱”的几篇文章,印象非常深刻,今天想跟大家讲一讲。大家知道,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是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2004年写了一篇文章,说“以中国为背景,对国际贸易要提出一个全新的认识”,所以就有所谓的“萨缪尔森陷阱”。我看的印象最深的一篇文章,是美国杜克大学社会学系高柏教授写的《走出“萨缪尔森陷阱”——打造后全球化时代的开放经济》。他指出,如果中国在自身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取得技术进步,如在相对低端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方面,那对美国是有利的;而如果中国在美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上,特别是在相对高端的产业上取得进步,那美国就会受到损害。也就是说,如果中国在赶超美国的过程中,在美国擅长的高端产业群获得技术优势,那么会有损于美国的福利。而且赶超者的经济规模越大,美国损失就越大,因此这就不是“双赢”的状态。

   过去几十年,产业升级换代为中国在国际贸易层面增加了许多竞争力,而国际贸易发生的深刻变化,对其他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种影响已经引起国际政治的连锁反应。但是坦率地说,中国现在还没有找到行之有效地调整跟他国贸易利益分配的方式,所以进入了和发达国家贸易冲突的多发期。我们不应该简单地从“修昔底德陷阱”或者大国冲突角度来谈中国的对外关系,必须要考虑更深的政治经济学问题。

   中国在5G、人工智能等领域已经确立相当的技术优势,可以说中美之间已经落入“萨缪尔森陷阱”,当然这里也存有争议。萨缪尔森当时就指出,“中国获得了原属于美国的比较优势,美国就会永久性地失去真实的人均收入”。根据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生产劳动力密集型的低附加值产品,发达国家生产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高附加值产品,然后双方通过贸易,各自获利,达到互利共赢。

   当中国在高科技、中科技和低科技各个层面都表现出较强的国际竞争力,中国的比较优势就更明显了。中国不仅有西方国家没有的低劳动成本,而且还有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门类和最完整的产业链,在这方面不输美国。对西方人来说,这不仅是一个严肃的挑战,而且是对“互惠”或者“对等”(reciprocity)自由贸易原则的极大冲击。

   在奥巴马时期,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但是我们看到奥巴马在他写的那本书中说,那个时候美国要靠中国,特别是经济上、财政上需要靠中国,就是刚刚克服金融危机的时候还是需要中国的。当年美国提出TPP,想打造第二代自由贸易体制,在知识产权、劳工待遇等很多方面提高门槛。但是,奥巴马没有做完,也没有真正做到。特朗普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比较简单,高度聚焦,要求中国实行对等,不行就打贸易战,甚至直接脱钩,企图把中国从现存的国际贸易体系剥离。欧美都认为对华贸易不对等,在对华贸易问题上形成了共识。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有强大的竞争力,不仅仅是说我们的产业结构比较好,更得力于中国有打造竞争力的各级政府。各级政府可以建设基础设施,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不断改善制度环境,降低企业的交易成本,帮助企业扩大市场规模,通过增加规模经济来降低企业、单位的产品和服务的成本,还鼓励发展工业集群,通过分工和专业化来增强企业协作的效率,鼓励行业竞争,促进企业不断创新,提高生产率。国家深度介入市场,就跟美国指责中国所谓“国家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了。

   现在中国不但成为第一贸易大国,而且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量中的占比下降,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出口在迅速增长。可是,这并不是说我们跟发达国家一样,技术密集型出口增长了以后,劳动密集型出口就很少了。我们不是这个情况,而是劳动密集型出口仍然十分可观。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发达国家的工会。发达国家的工会一般都反对全球化。我记得大概20年以前,我到美国的一个大型工会组织座谈,好像在芝加哥那边。他们团队说,很希望中国能够提高劳工待遇,因为中国的劳工待遇低,对美国来说是不利的,导致美国竞争不过中国。这确实是一个问题,在中美贸易冲突中,工会始终是一支重要的力量。拜登上台以后,工会起到的作用可能比特朗普时期要大。劳动力在发达国家属于稀缺资源,在贸易自由化条件下使用得不像过去那么频繁,所以美国那些传统产业的工资待遇、工资福利必然下降。

   过去欧洲和美国的商界一直在为中国说话。这两年贸易战中,有很多人转而支持本国政府对中国采取强硬立场。就是因为随着中国的发展,过去中国稀缺的要素——资本和技术,如今不再稀缺了。这意味着中国对于发达国家相对充沛的资本和技术的需求减弱。它们被使用的频率降低,相对收入也就下降了。

   随着中国本土企业的崛起,一般贸易比重上升,外国资本的相对收益也在下降,这就削弱了这些企业对中国的支持。贸易的发展对美国国内分配产生了很大影响,离岸生产和外包导致许多减速带的产生。这些地区有比较强烈的反全球化、反自由贸易的倾向,而它们正是特朗普的主要支持者。

   我们可以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发达国家自身没有处理好国内事务的结果,没有把蛋糕很好地分配给这些穷人,也不搞扶贫。但是对于美国人来说,特朗普这样的政客很容易把选民的不满引向贸易伙伴国,如中国、墨西哥等等,来回避自己的责任。把国内的问题“甩锅”为国外的问题,是特朗普政府的常见做法。但如果说这完全是国内问题,跟中国无关,也不客观。因此,相互依存和经济结构的脆弱带来了美国对国家安全受损的恐惧。对于中国来说,也有类似的对国家安全的担忧,比如担心美国对中国“卡脖子”。

   在中美贸易战和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流行期间,这个问题体现得特别明显。美国以国家安全为由打压中国,特别是打压中国的高技术企业。当美国利用在芯片行业的垄断地位打压中国的时候,中国就会认为这是对国家安全的重大威胁,所以要投资芯片等高新技术和产业。我们强调自主创新,跟美国打压是有关系的。

   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暴发之后,美国认为其严重依赖中国供应链,对中国医疗卫生产品供应链依赖太多,把买不到口罩等各种各样的东西赖到中国头上。但是,中国现在恢复生产了。其他国家恢复生产的速度很慢,他们还是不得不依赖中国提供各种重要物资。我们看到的情况是:贸易战打了两三年,但现在中国对美国的出口额并没有减少,美国仍需要从中国进口很多东西。

   我最近参加了一个国内企业家的论坛,他们很高兴美国疫苗能够批准使用,这样的话,美国就会大规模进口中国生产的针头和其他医疗产品,所以美国还是很需要中国的产品。但是,这恐怕只是一个阶段。短期内中国出口大幅度上升,但是疫情过后,各个国家把产业链拉回自己国内,那就有可能使中国的出口受到影响。

   在美国人看来,“中国制造2025”与其他发展规划不仅要增加研发投资,还要控制整个供应链。“十四五规划”等在美国人看起来也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们认为不公平,要一致增加对中国的压力。所以美国对华“脱钩”不是经济行为,而是政治行为。“脱钩”本质上是国际贸易秩序向冷战时期军事政治同盟绑定的方向回归,这是一种趋势。也就是说,美国要跟自己的盟国增加交易,而与中国减少交易,形成贸易脱钩几乎是必然的事情,并且跟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冲突结合在一起。

   特朗普一直在推动贸易跟军事同盟重新绑定。而拜登上台以后,这样的政策可能会持续,在5G问题上让所有盟国都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萨缪尔森陷阱”。

   2020年可能是一个历史拐点。最大的危险是,在贸易战与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的冲击之下,世界主要经济体日益转向自保,加速去全球化趋势。当然,这种去全球化趋势不一定是永远的。对于我们来说,未来最重要的事情是不是要在GDP上赶超美国?有人说要超越这个陷阱,就必须加强自主创新产业,降低对西方技术和资本的依赖,全面赶超美国。我觉得需要好好思考这个目标问题,把握好自主创新与国际合作的关系、国内国际两个大循环的关系。

   从中美关系角度来看,贸易战迫使各个国家,特别是中国与美国,从国家安全角度去看待市场和供应链。这样一来,国家安全与自由贸易就可能产生一种正面冲突。我们提倡自由贸易,但是我们说的自由贸易与美国说的自由贸易或者“公平贸易”和对等原则,含义有所不同。这个矛盾不解决,很可能使全球产业链产生破裂。

   我还看到另外两个说法,一个是北大国发院院长姚洋的看法。他认为,在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方面,中美之间没法达成共识,但是在技术合作和经济贸易方面,美国内部并没有形成共识,可以说我们还有很多可以抓住的机会。我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我昨天还看到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接受的一个采访。他在新书《破茧》中指出,特朗普上台这四年,把美国之前的一系列“脓包”给挑破了。美国“脓包”首先是美国内部的贸易分化问题、贫富分化问题。美国这些年各种技术创新推动了它的整体经济发展,数据是不错的,但是内部微观分配层面却出现很多问题。创新会摧毁传统产业,带来失业,但也催生出更多新产业。问题在于,就像施展所说,美国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技术输出,生产流程大规模外包,其结果是创新在美国摧毁了很多传统产业,在中国大量催生很多新兴产业,美国创新部门获得很高的收益,中国的创新部门也获得很高收益。可是传统产业的工人失业,且不容易获得新的就业机会,这就引发了很多难以消化的社会问题。

   美国是这样,实际上中国一些类似的问题值得关注。中国一些地方的贫富悬殊也在加大。如果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贸易、金融关系发展越密切,两国内部的贫富悬殊就越大,就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摩擦。这不是中美两个国家之间、两个政府之间的问题,而是涉及两国社会内部的深层问题。

   美国内部这种困境不是中国有意造成的,但在客观上,它确实与中国经济成长有联系,中国的产业升级的确给美国带来了重大冲击。我觉得应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在相互依存、相互竞争的情况下,怎么样做既符合中国的政治原则和根本利益,同时又回应美国的主要关切?

   按照施展的说法,中国应该去积极主动跟美国合作,帮助美国消除困境,这是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因为只有帮助美国消化了这些社会问题,让美国社会更有消费能力,才能给中国创造更大的市场,才能真正达到互利共赢。特朗普想把制造业引回美国,实际上做不到,而中国现在的发展态势在全球化进程中又是不可阻挡的。我们从中美经贸摩擦中,可以看到一个很深的政治经济学基础,这个趋势是很难扭转的。但是如果不试图去扭转,而且还跟政治、意识形态、领土争端、台湾问题等等都搅和在一起,中美走向冲突就更难破解。

   这是我最近看一些文章和书籍产生的联想。我不是经贸、技术方面的专家,只是提出一些思路,供大家参考批判。这个领域可能需要我们去拓展,需要我们重新研究,而不是仅仅局限于大国实力对比等方面的战略关系。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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