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姚监复:20年代湖南农民运动的“痞子运动”——文革式预演

更新时间:2006-12-28 01:31:09
作者: 姚监复 (进入专栏)  

  

  毛泽东在20年代的《湖南农民运动运动报告》中称赞“痞子运动”“好得很!”从这些好得很的具体事实中,可以看到40年后文革的预演。

  

  1、农民协会掌权了,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站在一切人之上

  

  在“痞子运动”中“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一切被绅士们打在泥沟里,在社会上没有了立足地位,没有了发言权的人,现在居然伸起头来了。不但伸起头,而且掌权了。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民协会的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他们举起他们那粗黑的手,加在绅士们头上了。他们用绳子捆绑了劣绅,给他戴上高帽子,牵着游乡(湘潭、湘乡叫游团,醴陵叫游城)。他们那粗重无情的斥责声,每天都有些送进绅士们的耳朵里去。他们发号施令,指挥一切。他们站在一切人之上——从前站在一切人之下,可以叫做反常。”(《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第一卷,第18页,1952年7月第1版,人民出版社,1966年7月横排本)造反成功的农民协会“站在一切人之上”,“捆绑”、“斥责”、“戴高帽子”、“粗重无情”的现象,在1966年的文革中重演了,只是时间更长——10年,斗得更凶。

  

  2、农民在乡里有点乱来,造成恐怖现象,过分举动是非常需要的,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

  

  毛泽东赞扬“乱来”的“过分举动”,认为造成恐怖现象是非常需要的。“的确的,农民在乡里颇有一点子‘乱来’。农会权力无上,不许地主说话,把地主的威风扫光。这等于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把你入另册!’向土豪劣绅罚款捐款,打轿子。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的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组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一个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红卫兵在1966年北京红八月制造的“红色恐怖”,按1926年“痞子运动”的标准看,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更为恐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文革也是这样打人;涌进家里,杀猪出谷——文革中是抄家没收财产归公或归己;游乡——文革中是游街、轮流批斗。

  

  3、戴高帽子使土豪劣绅颤栗,每日放心不下,坐卧不宁

  

  农会的“痞子运动”中,戴帽子游乡“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戴过一次高帽子的,从此颜面扫地做不起人。”“有一个乡农会很巧妙,捉了一个劣绅来,声言今日要给他戴高帽子,劣绅于是吓乌了脸。吓了他结果又不给他戴,放他回去,等日再戴。那劣绅不知何日要戴这高帽子,每天在家放心不下,坐卧不宁。”毛泽东“觉到一种从未有的痛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5页)毛泽东称赞道:“好得很!好得很!”

  1966年的文革中,红卫兵又重复了“痞子运动”中的痞子作为,戴高帽子游街,而且是天天游,一天游几次,比四十年前的湖南农民更为凶狠地对待走资派——当年1926年给土豪劣绅戴高帽子的革命农民出身的老干部,今天自己被红卫兵戴上高帽子。40年一个轮回,以其治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理论是同一个报告——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念的语录、喊的口号是同样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能那样温良俭让”、“每个农村都必须造成一个短时期的恐怖现象。”因此,1966年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的墙上到处都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口号:“红色恐怖万岁!”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讲的戴高帽子的具体方式,1966年开始就照样搬来实践了,“把土豪劣绅戴上一顶纸扎的高帽子,在那帽子上而写上土豪某某或劣绅某某字样。用绳子牵着,前后簇拥着一大群人。也有敲打铜锣、高举旗帜,引人注目的。这种处罚,最使土豪劣绅颤栗。”(《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5页)1966年文革红卫兵完全照本宣科照办。

  

  4、痞子运动中的口号是“有土必豪,无绅不劣”,革命行动是“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滚一滚”。

  

  农民运动的先锋大多是游民无产阶级的痞子:“那些从前在乡下所谓踏烂鞋皮的,挟烂伞子的,打闲的,穿绿长褂子的,赌钱打牌四业不居的,总而言之,一切从前为绅士们看不起的人。”成立了农会后,这些痞子有了权就可以称王称霸,“他们在乡农民协会(农协之最下级)称王,乡农民协会在他们手里弄成很凶的东西了。”这些农会敢于“造出‘有土必豪,无绅不劣’的话,有些地方甚至50亩田的也叫他土豪,穿褂子的叫他劣绅”,打击面扩大化。而且,游民、痞子的低俗文化素质决定了他们的革命行动是“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且“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

  这一系列形象的“痞子运动”的革命行动与经验,在文革中作为最高指示广泛流传于造反派的不断翻烧并的内斗和外斗中,证明文革源远流长,有其历史渊源,绝非偶然。

  

  5、以推翻菩萨的神权,到建立农民武装,直到限制养猪养鸭杀牛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称赞“有农民运动的各县,梭镖队便迅速地发展,梭镖——一种接以长柄的单尖两刃刀,单相乡一县有十万枝。湖南的革命当局,应使每个青年壮年农民都有一柄梭镖,而不应限制它,以为这是可以使人害怕的东西。若被这种梭镖队吓翻了,那真是胆小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9页)

  到了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从农民到红卫兵有一段时间,也都学习“痞子运动”,每个革命者都手持一柄梭镖或钢筋、木棒,直到真枪真炮,认真地参加你死我活的武斗,真有不少造反派或无辜者白白在这场文化大革命的武化革命中送了命。这是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学到的,直接模仿的革命行动。

  至于文革中到处破坏文物,砸庙宇,烧、毁菩萨,也不是红卫兵的创新精神和新生事物,只不过是《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痞子运动的老调重弹。1926年“醴陵禁迷信、打菩萨之风颇盛行。北三区农民破了木菩萨煮肉吃。南区东富寺三十几个菩萨都给学生和农民共同烧掉了。”毛泽东认为这证明“推翻神权,破除迷信,是各处都在进行中的”革命运动。(《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2页)这样,40年后红卫兵破坏历史文物的革命行动,甚至北京师范大学的谭厚兰破坏孔庙,都是破除迷信的“好得很”的行动,应予以支持和欢呼的革命行为了,怪不得文化大革命被人们称为“大革文化命”。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还有一些极端革命的“农民诸禁”的规定也是极有意思的。如“猪,限制每家喂猪的数目,因为猪吃去谷米。”“鸡鸭,衡山洋塘地方限制每家只准喂三个,福田铺地方只准喂5个。如些地方完全禁止喂鸭,因为鸭比鸡更无用,它不仅吃掉谷,而且搓死禾。”“牛,这是农民的宝贝。‘杀牛的来生变牛’,简直成了宗教,故牛是杀不得的。农会禁止城里杀牛。株州商会冒失地杀了一头牛,农民上街问罪,罚钱而外,放爆竹赔礼。”(《毛泽东选集》第一卷,36—37页)

  从1926年这些革命农民的革命诸禁,可以看到文革中不准农民杀五只鸡,第五只鸡就是资本主义的革命规定,不过是抄袭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规定而已。这也是多少年以来,以粮为纲,六畜不兴旺的传统左倾革命路线的体现。

  

  6、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综计农民从政治上打击地主的方法,除了“戴高帽子游乡”以外,还有:①“清算,组织清算委员会,专门向土豪劣绅算账”。②罚款,有破坏农会的行为,违禁牌赌、不交烟枪等,“罪名之下,农民议决罚款若干。被农民罚过的人,自然体面扫地。”③捐款,也是一种惩罚。地主为免祸计,自动地捐款给农会的,亦颇不少。④小质问,“邀集多人涌入其家”,提出质问。⑤大示威,“统率大众,向着和农会结仇的土豪劣绅示威,在他家里吃饭,少不得要杀猪出谷,此类事颇不少。湘潭马家河,有率领15000群众向6个劣绅问罪,延时4日,杀猪130个的事。示威的结果,多半要罚款。”(《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4页)还有关进县监狱,要知事办土豪劣绅的罪。⑥驱逐,土豪劣绅中罪恶昭著的,农民不是要驱逐,而是要捉他们,或杀他们。他们怕捉怕杀,逃跑在外。……跑光了,结果就等于被驱逐。⑦枪毙,“湘潭的晏容秋,是农民出各界人民强迫县长从监狱取出,由农民自己动手枪毙的。宁乡的刘昭,是农民直接打死的。”“这样的大土豪劣绅,各县乡有几十个,少的地方有几个,每县至少要把几个罪大恶极的处决了,才是镇压反动派的有效方法。”(《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页)对于这种不是依靠法制,而是依靠农民运动、痞子运动的农民自己打死、枪毙土豪劣绅的办法,毛泽东认为是应该的。因为“以前土豪劣绅的残忍,土豪劣绅造成的农村白色恐怖是这样,现在农民起来枪毙几个土豪劣绅,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26页)

  到了1966年的文革中,红卫兵不是打杀“土豪劣绅”,而是按照陈伯达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什么是牛鬼和蛇神?红卫兵说你是牛鬼蛇神就是牛鬼蛇神,说他是黑五类就是黑五类,就可以抄家、毒打直到打死。1966年红八月北京市红卫兵就打死了1177人!在房山县农村还有把地主全家斩尽杀绝的,活埋祖孙二人时,小孙子说:“奶奶,迷眼睛了!”老奶奶从容地哄着小孙子说:“一会就不迷了。”在革命的红旗下,戴着红卫兵袖箍,就敢于用极残酷的手段活埋、杀死无辜的活人,只因为高读革命红宝书的教导:“造成一点小小的镇压反革命派的恐怖现象,有什么理由说不应该?”

  

  7、阿根廷蚂蚁引发的联想

  

  《参考消息》介绍过阿根廷有种外来的蚂蚁,滥吃无辜的生物,破坏生态平衡。一位美国教授研究了这种阿根廷蚂蚁嗜食特性,就是对于有种特殊气味的生物,阿根廷蚂蚁就认为是敌人,就得与之斗争,直至啮食、吞掉对方。因此,他建议把这种特殊气味设法移到一部分阿根廷蚂蚁身上,这样蚂蚁之间就会认定是敌我矛盾,相互厮杀,最后自己吃掉自己的同类,达到彻底消灭这种阿根廷蚂蚁。

  不知这位教授是否把他的以气味诱发自相残杀的理论用于阿根廷蚂蚁的实践,是否成功。但是,从20年代的“痞子运动”一直到60—70年代文化大革命的中国就是这种自相残杀的理论,只要一贴上“反革命”、“反动”、“反党”的标签,戴上“右派”、“右倾”、“修正主义”和“黑五类”的帽子,那么这个人就不是人了,成为阶级敌人,可以侮辱、损害直至直接杀死、打死,用红卫兵的铜头皮带把女校长活活地抽打至死。中国几亿人像蓝蚂蚁,互相斗争,认真地开展了十年内战,都认为对方是阶级敌人,必须咬死、油炸、火烧之,实践了美国科学家消灭阿根廷蚂蚁的设想,方法不是用气味辨别敌我,而是用高帽子,政治帽子。

  

  (2006年11月16日)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zhangchao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10.html
文章来源:爱思想首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