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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冯贤亮:从经济史到文化史:传统江南研究的若干问题述评

更新时间:2020-12-29 08:57:31
作者: 陈平 (进入专栏)   冯贤亮  

   内容提要:唐宋以来的江南,已建构成中国最重要的经济与文化中心。江南不仅是中国的江南,也是世界的江南。自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开始,江南地区的历史与故事,一直是各个论域经常择取的例子。以江南为区域的研究,既是社会史、文化史的路径,也是构建总体史的一个有益取向,从区域变动与发展中呈现国家史,而国家的角色与作用在区域历史中得以体现。同时,江南也是中国乃至世界区域比较的重要对象,在中国区域发展史中颇具核心性,是讨论中国历史发展的总体样貌与基本特征以及各种问题意识归纳的试验场。“江南”在经济史、政治史与社会文化史等研究层面中得以交叠呈现,但政治史的关怀仍应强调。

   关键词:传统时代 江南研究 政治史 地域社会

   作者简介:陈平,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冯贤亮,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一、问题意识的引发

   江南史研究的问题意识,较早较集中的体现,是20世纪50年代学界兴起的有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大讨论。“江南”作为一个地区或地域概念,逐渐跃入了中国重要学者的视野①,也主要是用来验证或者反证这个观点。

   在江南这个讨论地域内,可资利用的传世文献资料中,支撑上述问题的资料基础相当丰满,研究关注的时段主要在明清时期。②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开始时期,以明代嘉靖朝前后,也就是16世纪为一个转折点,而且首先是在江南及沿海地区表现出来。特别是在江南,在嘉靖以后,社会经济有迅速的成长。③

   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热潮开始消歇后,所呈现的新研究趋向或模式中,研究的重点仍与城乡经济生活史与农业生产、手工业史、商业史研究相关,甚至包括制度环境的论述,而且还提出了“江南道路”,产生了国际比较的新成果④,区域性意识得到进一步强调。这当中,江南城市与市镇史研究也成为了核心议题,像中国学者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展开了关于江南市镇等方面的深入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傅衣凌、傅宗文、刘石吉、王家范、陈学文、樊树志、吴金成、蒋兆成、陈忠平、包伟民、王卫平等人的相关成果。⑤

   在海外,森正夫等人从历史学与地理学相结合的视野,对江南市镇作了一些个案考察。⑥川胜守则从社会史的新视野,进一步拓展了市镇研究的领域。⑦吴金成有关江南社会的长篇论文,着重强调了江南城市社会的多样化。⑧

   李伯重认为,今后中国经济史学研究要摆脱旧的“资本主义萌芽情结”,以开创史学新局面。他从Proto-Industrialization出发,结合西方理论,提出了“早期工业化”这个问题。对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范式中过分注重生产关系研究、忽略生产力研究的状况,企望有所改变,提倡研究工业赖以发展的主要物质条件。⑨江南研究的问题意识关系着宏大叙事,但以江南为检验重心的社会经济史研究,仍是以西方经验作为主要参照系的。⑩

   “早期工业化”的研究范式,可以算是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在新时期的某一种发展。其背后还是可见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意识的影子。

   把江南区域研究与全球性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可谓是一种新方向,海内外不少学者开始在全球化视野的观照下,讨论江南史的问题。(11)在厌倦了西方中心论或欧洲中心论的历史叙事的情境下,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进入了江南研究同行的视野(12),“全球化”或“全球视野”很快成了研究者的热门话题,晚明以来的江南仿佛可以代表中国成为1400-1800年世界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同样的情况,也可在《大分流》出版后的中国学界看到。(13)当然此书引起的论争,似乎更多一些。

   王家范指出,《大分流》的论辩,主要集中在对17-18世纪英格兰的经济发展水平并没有高出明清江南的“证伪”方面;其实,在中国史方面,许多与旧的社会理论不相协调的实例很多,只是没有像《大分流》那样,强烈地把这些实例与社会理论的质疑联系起来;与彭慕兰想象的不一样,晚清到民国的经济虽然无法与同期西欧相比,但也并非如《大分流》所断言,深陷“斯密动力”峡谷不得动弹;经济“长期停滞论”不仅不适用于明清之前,更不适用于近现代。(14)

   就中国内部而论,跨地域的比较研究,受到了学者们的较大关注,尤其是16世纪以来苏州、徽州的区域互动与江南社会的变迁问题。(15)而华北,华中(主要是江南)与华南的区域性分析与比照,其实已经开始了。就佛教信仰的传统来说,江南地区“文化大一统”的意味更为明显,这与华南、西南的民间仪式系统产生了鲜明的对比。假如华南珠江三角洲的士大夫创造出一个勾连国家和民间社会的“礼仪标识”是“宗族”的话(16),江南从整体史的关怀来说,又是何种形态呢?

   比较而言,由于江南地域的“国家化”很早,王朝统治的政治基础较好,因而呈现出与华北、华南不同的特色。滨岛敦俊基于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与华北(主要是县域社会的个案分析)的探讨,从士绅社会、地域宗族形态的比较出发,认为判定某一区域中社会阶层、社会主导不同特质的一个重要指示是乡绅,指出华南是宗族性的乡绅社会、江南是非宗族性的乡绅社会、华北是非宗族性的庶民社会。(17)在这样的比照与具体分析下,江南地区并不真正存在对社会有很强操控力的“社会集团”“社会组织”而垄断州县行政的“宗族社会”(18),尽管江南不乏久盛不衰的望族群体与望族文化。(19)而黄宗智研究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北两区域中,也承认,“士绅社会”更适合描写长三角。(20)

   当然,江南研究主要是一种区域研究。明清时期的江南,在国家与社会的运作中处于中枢地位,某种意义上就是国家史的体现。(21)虽然这样的江南中心观还是有局限的,但江南社会经济史研究形成的认识和解释,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成为全国性历史叙述的主体内容,而江南之外不断兴起的区域研究,大大丰富了我们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也需要在江南研究中注意到这些变化趋势,拥有全国市场中心地位的江南,更需要同世界贸易体系的运作联系起来思考。(22)这种从区域社会史研究扩展至东亚乃至全球史的研究,确实有建立一个空间内部的关联到建立不同空间之间的关联的企望与努力。而这种可能的研究趋向转变,实际是将江南区域社会史的研究转换为比地域研究大得多的区域或超大地域连锁的总合研究,并推展成为更大的问题意识中的一部分,真正把江南放在一个符合全球历史的背景中进行考量。(23)

  

   二、江南研究的主体与核心空间

   至于江南是否一定就是与中原比较或者华南以及其地域比较的概念性产物,其实并不重要,但应该注意的,是最早的认识或研究,是出于一种中原中心观来看待与讨论江南,而随着历史的变迁,江南的地位在抬升,开始出现江南的自我意识与核心叙事。最终,江南在中国的地域社会中具有了超越其他地方的核心性。

   自我叙事与他者叙事有很大的不同。历史时期的“江南”,自身就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无论从地理范围还是行政区划而言,都要远大于后来自我认同或者可称被提炼的“江南”。由此衍生出有关江南地域范围界定的各种问题和讨论,且由不同研究者的论题所需而设定,并无统一的认识。

   如果回溯至历史时期,特别是自唐宋以降,江南因其经济文化上的影响力与国家赋税负担中所占的较大份额,地位越益提高。江南地区中的许多城镇,在生活形态、生产方式、文化追求等方面,对中国其他地区的影响也在加强。清人靳辅高度概括地指出,江南“在汉唐以前,不过一泽国耳。自钱镠窃据,南宋偏安,民聚而地辟,遂为财赋之薮”。(24)

   至明代开国,定都南京,太湖边上的苏州、松江与常州三府属于直隶地区;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将嘉兴、湖州二府从“江南行省”的范围划割至浙江。(25)在明代人的意象中,苏州、松江、常州都是“三吴”地区。(26)与今天讲的“苏南”大致吻合。而范围更广的说法,曾有“吴中”一词。据嘉靖年间人们的看法,“吴中”包括了环太湖周边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十分明确。(27)

   明代已经将苏、松、常、嘉、湖五府作为“江南”经常性的表述对象。(28)后来有人建议,在最为富庶的苏南、浙西地区设立专门的行政区,并置督抚专治,称作“江南腹心”。(29)作为国家财赋重地的“江南”,在归有光(1507-1571)看来,指的就是南直隶的苏、松、常与浙西的杭、嘉、湖六府地区。(30)清代学者进一步指出,苏、松、常、镇四府“合于浙西则未有异者”,有很强的统一性。(31)可以认为,杭州、嘉兴、湖州、苏州、松江、常州与镇江七府就是所谓的“江南”。(32)

   众所周知,清前期曾经使用的政区名称“江南”,在行政上主要指的是今天江苏、安徽两省地区。苏、松、常三个府不过是正式的“江南省”的一部分。而且,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这三个府往往并称。

   至民国时期,像南京、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城市都属“江南”的范围,是长江下游的一个核心地域,与北方的黄河流域、南方的珠江流域相对。所以“江南”就成了“一个多重性格的流域”,即从经济上看,“江南是一个都市线”;从人文的观点上看,“江南是物质文明最高度的区域”;从政治上看,“江南是现在政治机构的中枢”。(33)

   从惯习的角度讲,“江南”仍不过是太湖平原地区而已。梁方仲在研究近代田赋时,就已明确地指出:“东南田赋之重”一语,在明人集子或奏疏中常可见到;“东南”有时或称“江南”,亦称“两浙”,其实只是指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而言。(34)

1949年之后,学界论及江南的成果日多。王家范认为,在明代苏松常、杭嘉湖地区就已是一个有着内在经济联系和共同点的整体,最早的江南经济区事实上已经初步形成,且以苏、杭为中心城市(苏州是中心的中心),构成了都会、府县城、乡镇、村市等多级层次的市场网络。刘石吉则指出,江南是指长江以南属于江苏省的江宁、镇江、常州、苏州、松江和太仓直隶州,以及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三府地区。洪焕椿与罗崙主编的《长江三角洲地区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江南定义,主要是指长江三角洲地区,在明清时期即为苏、松、常、镇、杭、嘉、湖七府地区。樊树志的明清江南市镇研究,所论一般仅涉苏、松、杭、嘉、湖五府,但统计市镇分布的表格,则广及应天、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杭州、嘉兴、湖州、宁波、绍兴、金华、太平、宁国、池州、徽州诸地,涵盖了今天江、浙、沪、皖四省市。范金民对江南丝绸、商业史的研究,则较明确,即北界长江,南临杭州湾,东濒大海,太湖镶嵌其中,基本上就是一个长江三角洲,包括今天的南京、镇江、常州、无锡、苏州、上海、嘉兴、湖州和杭州。陈学文明确表示其研究讨论的是“狭义的江南地区”或“太湖流域”,范围当以苏、松、常、杭、嘉、湖六府为最合理。此后蒋兆武、包伟民等人所设的江南地域,均未超出上述地区。周振鹤、李伯重又分别对“江南”的历史沿革、“江南”的地域界定,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在李伯重看来,对江南地域范围作界定,标准上不但要具有地理上的完整性,而且在人们的心目中应是一个特定的概念,据此,江南的合理范围应当包括今天的苏南、浙西,即明清时期的苏州、松江、常州、镇江、江宁、杭州、嘉兴、湖州八府及后来由苏州府划出的太仓直隶州;后来他在计论“宋代江南农业革命”中用的江南,则回到了地理学中的江南概念,即江南平原或太湖平原地区,范围大致涵盖了宋代浙西路的平江府(苏州)、常州、秀州(嘉兴府)、湖州与江阴军。而在海外学者如森正夫、滨岛敦俊、黄宗智、北田英人、川胜守、海津正伦等的江南研究中,设定的江南范围基本就是太湖平原。(35)因此可以说,江南概念基本以太湖流域平原为主。宋家泰就指出,江南地区从狭义的层面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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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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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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