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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平 冯贤亮:从经济史到文化史:传统江南研究的若干问题述评

更新时间:2020-12-29 08:57:31
作者: 陈平 (进入专栏)   冯贤亮  
包括苏南镇江以东的苏、锡、常,上海市,浙西杭、嘉、湖地区和杭州市及其所属余杭县。据1987年时的统计,这个地区共有县城镇25个、县(市)属镇243个,乡镇832个;地域分布均衡,城镇网络极其密集。(36)

   21世纪的最初几年,这个问题又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并涉及到了许多学科领域,包括地理学、文学、史学、经济学、语言学等。从不同的学科维度,论析不同的江南空间。在不同的“江南”外延下,其共同的内涵都是太湖平原。(37)“江南”概念的形成,除了经济层面的考量,还有一种发达文化的内涵,是近代以来地方文化心理的体现。(38)

   江南的归属感、认同性,江南意识自觉与情感文化的突出(39),江南作为“环境与经济、社会要素综合的概念”之外仍不应忽视“制度框架视野”(40),以及江南边界的模糊性等问题,进一步引起学者们的兴趣。朱小田强调指出,江南文化并不等同于太湖文化,水乡特征并非唯一的地域印象;在江南内部,不同类型的地区存在着不同样式的文化符号,像山地、岛滩、渔盐场等环境要素,也是江南社会的文化符号。他从“类型”确认的角度,提出了江南研究的“东海类型”。(41)

   虽然,如王家范所言,“江南”内部经济、社会、文化的地方差异日益拉开,各自塑造出不同的个性特点,这就决定了它很难作为一个“共相”的大概念被长期广泛使用(42),但以太湖平原为主的核心“江南”,仍是相对稳定的研究主体。

   明清以来江南市镇出现的城市化发展趋势,是建立于商业贸易和商品化农业、手工业基础之上,属于原生型城市化的自然演进,不过自近代以来,以工商业为龙头的城市化模式与这种原生型城市化的结合,离散了旧有的城镇乡村联系,城乡差距逐渐加大,并产生了一系列社会问题。(43)来自外国的马路、电车、电灯、洋房及背后的政治、经济新力量、新形式,较早地出现于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44)这一地区的城市近代化进程,代表着中国城市近代化和社会近代化的方向,为近代城市体系与城市社会的发展提供了模式,也为近代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提供了经验和教训。(45)

   无论是大江南、小江南的概念讨论,还是细化至府、县、镇、村等空间层面的研究,以及家族历史、产业发展、赋役制度、水利事业、民间信仰、灾荒史、事件史的论述,王朝更替及其历史记忆的重塑等,无不成为江南研究者们热衷的议题。江南地区包含着中国社会总体变革的早期因子,特别是明清两朝因赋役之困而在江南地区表现出更多的调整或抗议之态。(46)总体上,从早期的具有“革命史”背景的土地所有制研究,至晚近的16-17世纪的秩序等问题的研究,都把江南视为时代变化的地区缩影。(47)

  

   三、理论关怀与方法

   江南研究已成了国际比较研究中的一个热点,其原因,主要是宋代以来江南就成了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而且几乎所有从事中西比较的学者都承认,至少在15世纪以前,江南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地区。研究江南,并把江南置于国际比较的视野之下,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入和全面地认识、回答西方资本主义起源的秘密和中国在近代落伍的原因。(48)

   但从空间范围的角度来看,江南不过是个蕞尔之区,其核心的太湖流域平原,依茅山、天目山而东,北面是长江,南面是杭州湾,东边是大海。在明清以来人们的一些意象中,这里已等同于“江南”的概念。(49)在不少文献记述中,这个江南的基本特质都与水有关,水乡泽国的共同特性,被涵括成了人们对于江南的基本认知,在这个小区域内,从物质形态到精神建构,似乎都是共同无差别的。

   实际上,江南各个生活区之间存在着各种差别,最简单的表达,就是所谓“山居者以树艺为务,泽居者以捕鱼为生”。(50)以地方特产而言,湖州、嘉兴地区以蚕桑业的发达为代表;松江部分地区与太仓一带的高亢土地,适合植棉,乡民的生计主要在纺织。从社会分工来说,一般是“男服耕桑,女尚蚕织”。(51)明末清初在吴江县有长期生活经历的唐甄,还作过区划性的概括,指出了江南的蚕桑区:“北不逾淞,南不逾浙,西不逾湖,东不至海,不过方千里。外此,则所居为邻,相隔一畔,而无桑矣。其无桑之方,人以为不宜桑也。”他还说,乡村百姓因为有了蚕桑业的高收益,虽然“赋重困穷”,但是“未至于空虚”,生活仍好过。(52)毋庸讳言,这些描述,都是差异。

   对这些生活差异与地区分布的研究,以往多聚焦于社会经济史领域。(53)最近二十年来,江南研究中除原有的社会经济史研究继续深化外,新的研究点与问题意识不断涌出,有的向物的方向延伸,如生态环境史与卫生史(54),文士治生史(55),生活空间的范围与结构(56),有的向文化心理方向延伸,如心态、精神文化史(57),等等,现在还有各种新概念和议题的提出,如江南儒学,江南文化学等。

   早期的江南研究比较偏重理论,辅以大量的文献论证,讨论为学界与社会所普遍关心的大问题,后来更多的田野经验为江南研究所重视,呈现出很多新的面貌。市镇考察、乡村研究、民间信仰的探讨等,已有广泛而深入的成果。像费孝通有关吴江开弦弓村的社会人类学分析、滨岛敦俊有关江南农村民间信仰的源流与变化研究、森正夫等学者对长江三角洲市镇的历史地理考察与个案解剖等,都有力地表达出在新时代田野工作是促进历史研究的有效方法,进一步深化了江南研究的再检讨。(58)

   但不管怎样,如傅衣凌的研究所开启的那样,通过江南研究,可以更好地考察传统社会“弹性论”“早熟又不成熟论”“公私体系论”以及“多元结构论”等架构起来的社会历史网络体系。这样的理论性开拓,使得江南研究从起步开始,就始终与社会史、经济史、区域史的关怀密切关联,无分彼此,且开放融通。(59)政治史、经济史与文化史(包括思想文化史)的交互观察,也已得到更多的关注。(60)江南区域范围内丰富而生动的细节性研究,确实需要融入至中国社会史的整体脉络中去。这是从区域出发来研究中国整体史的重要路径,从而更好地勾画出区域社会的内在结构、历史过程及其反映的中国历史发展模式。(61)

   在具体研究中,选择或确定一个区域作为研究对象的时候,不再囿于以往流行的省、府、县这一行政等级区划,而是倾向于采用施坚雅所说的“大经济区域”。经济大区与行政区划最显著的差异是,其空间层次结构是由经济中心地及其从属地构成的社会经济层级。(62)这样的思考置于江南,也是极其自然的。况且,江南还具有很多典型性。事实上,施坚雅的市场区域、层级或区系研究(63),对江南研究而言,有着很大的影响与启发意义。

   日本的明清史学界有比较集中的江南史与地域社会史研究的群体。他们研究的重点,当然会有比较中国江南社会与日本地域社会特质的意图。在1981年,日本岐阜县中津川市举行的中国史研讨会上,森正夫的基调报告中提出了“地域社会论”的研究方法与理念,从而激发了更多的学者以江南为中心展开全方面的研究,“地域社会论”成为核心议题。(64)虽然着眼于地域,地方,或地区,但“国家论”时刻在场。“国家论”成了很大的议题,而从地方出发可以更好地观察王朝与地域社会的关系。(65)这是很多学者的学术旨趣,以为共同研究的出发点。

   1993年山本进在作学术回顾时,曾批评“地域社会论”缺乏国家论的视野。次年山田贤撰文表示,这样的批评或许是将“国家”和“权力”想象成了立于“地方”之外,对“地方”加以支配的构造。实际上,明清研究中“地域社会论”的视角在对各个历史事象的具体讨论中变得充实起来,更获得了新的拓展。“地域社会论”作为一种研究倾向的总称,并没有确定的研究方法,也没有固定的问题领域,其共通的思想底色是将“地方”从预先设定的空间范围中解放出来,关注人与人联结而成的关系网络。当然,强调关注“地方”,并不意味着放弃对于国家层面的秩序统合的关注。国家并非全然外在于“地方”,而往往与“权力”一起随着地方社会不断再生。所谓“地方”,正是“权力”不断生成的源泉,如同相交叠的同心圆,被统合于更广泛的秩序网络,最终便会归于国家秩序的大圆。(66)地域社会中比较重要的宗族问题,一直很受关注。井上彻考察的明中期以降苏州府的宗族,与官方保持长久的联系,这是其宗族组织的根基。(67)中谷刚则考察了明末至民国时期崇明县施氏宗族的活动,指出在易遭受水土流失的地区,祖墓的营建与修缮是宗族统合得以确认的重要契机,揭示了面对不同的地域环境和不同事务,宗族集结的动机、方法与手段是具有多样性的。(68)这些讨论都在积极推进江南研究的新论域,并引导出新的问题意识。

  

   四、文化史的新热点

   至于江南文化能体现怎样的地域情怀,呈现怎样的地域人文综合,以及表达怎样的精神风貌、文化氛围以更明显地区别于中国其他地区,并且在“现代化”进程中如何更好地融入新时代的发展等问题,也需要予以深入分析与讨论。

   特定的地域社会与文化,脱离不了自然地理与社会环境的约束。在江南,即使同一个府域内,人文环境还是存在着不少差异。以地形较为平坦、极具水乡环境特质的嘉兴府而言,下属的嘉兴县土地较为坦衍,“饶水稻禾蚕组绣工作之技,衣食海内”;而秀水县却是竞尚侈丽,“列肆多江淮巨贾”;在嘉善县,则多为膏腴之壤,“平铺如席,无高山大泽,赋税户口最为繁盛”,该县四境风习又稍有不同:东近华亭,妇女勤杼柚,士夫好夸诈;南近平湖、海盐,百姓“带星鬻鹾,轻命玩法”;而西乡之风习又分为两类,“近嘉兴者健,近秀水者驯”;北面毗接苏州府境,“其民不浮,讼益鲜,然知礼近于固,不知礼者近于靡”;至于府境东南部的平湖县,“工作无他技巧,枱多于桑,布浮于帛,士大夫家勤女工犹什之七”;西部的桐乡县,介于湖州、嘉兴二府之间,“土沃人稠,男服耕桑,女尚蚕织,易致富贵”。(69)

   在这样的环境制约下,平原的人生与社会文化就自有其独特的地方。嘉善人、崇祯七年(1634)进士陈龙正就嘉兴府内的情况,作过一番详细比较和讨论,重点在嘉兴与秀水、嘉善两县。他说:“民情土俗,万有不齐,立法更制,随方便宜,随时润泽,可矣……嘉兴壤高苦旱,秀水壤低苦潦,独吾邑南高北下,旱则南乡困,潦者北乡悲。一邑之中,尚有参差如是,而况郡省与天下,动辄曰通行,通行可乎哉?”(70)

   不同的民情土俗,孕育的社会文化与经济形态自然不会一致。在陈龙正看来,江南的一个县中差异如此,何况一个府、一个省甚至全国,所以制度、措施上讲“通行”,是不切实际的。崇祯年间的嘉善知县李陈玉也有类似的看法,认为该县在嘉兴府七个县域中,“赋独重、役独繁”(71),百姓的生活压力极大。

   在“湖山之美甲东南”的杭州地区,既有所谓川泽沃衍,也有陆海之饶。在官绅们看来,是“民生其间,耕腴而汲甘”。(72)在这样的环境中,必须有一定的谋生依赖,方能较好地适应城市生活的压力。

   明代中后期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曾说:“身不有技则口不餬,足不出外则技不售。……其出也,能不事子母本,徒张空拳以笼百务,虚往实归,如堪舆、星相、医卜、轮舆、梓匠之类,非有盐商、木客、筐丝、聚宝之业也。”(73)

这类人群,依靠一定的技术,也能达到生活上的小康,甚至发家致富。姚旅特别指出,古有“四民”,后有“六民”,“今有二十四民”,除士、农、工、商及兵、僧外,还有道家、医者、卜者、星命、相面、相地、弈师、蛆侩、驾长、异人、篦头、修脚、修养、倡家、小唱、优人、杂剧、响马巨窝等十八民,“凡此十八民者,皆不稼不穑,除二三小技,其余世人奉之如仙鬼,敬之竭中藏。家悬钟鼓,比乐公侯,诗书让其气候,词赋揖其下风,猗与盛哉!”(74)职业分化及其生活表现,更是十分细致。(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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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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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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