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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丙中: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民俗学理论与方法的新生命

更新时间:2020-12-27 00:22:14
作者: 高丙中  

   摘要:民俗学是随着现代性的全球扩张而发展起来的一门高度国际性的关于民族文化传统的学科,它在方法上采取集体主义,在理论上假设民族在民俗上的同质性。在现代性走向巅峰的时候,同质性人群和民俗传统的快速消逝带来民俗学的危机。面对危机,从日常生活来界定民俗的思潮兴起,却并不能解除危机。在人口流动、文化杂糅的世界社会,个人与小群体必须与他人协商安排日常生活的细节,这种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正在成为广泛的事实。能够应对这种趋势的民俗学将会获得发展的生命力,这有赖于从业者带来理论与方法的创新。

   关键词:民俗协商;世界社会;民俗自由;日常生活的整体性

  

   一、民俗学的现代与后现代

  

   民俗学因现代性的生成与茁壮而兴起,却因现代性在全球的扩张达到巅峰而陷于危机。好在我们又一次见证了物极必反。以理性化、生活的祛魅为核心的进化主义将同时带来全球一体化和人类文化同质化的预期不仅没有像料想的那样降临,而且文化领域发生了一场逆转,在上个世纪后半期,民俗复兴、宗教复兴、文化复兴等思想和行动几乎激荡在全世界所有的社会,个人和小群体的叙事不再因为宏大叙事而失声,混合体制公行于世,多元文化并存共荣,这些被归入后现代性。中国民俗学在1979年前后逐渐恢复起来,在学术上恢复的是“五四”新文化之后的现代传统,但是当时的社会历史处境在大处来看已是后现代分期。后现代思想方法对国际学术产生了颠覆性的冲击,而中国民俗学在相当大的意义上一直都是“五四”新文化的继承者,尽管学科发展也遭遇到现代性桎梏的瓶颈,但主要还是在“现代性方案”里寻找突破之门。我自己在《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中的努力就是其中一个例子。

   随着社会的现代性显著增长和科技、教育等领域有了较大进步,“现代”生活方式也逐渐形成气候,传统生活方式开始相形见绌,“民俗”由此才被关注、被界定,才会开始有民俗学,并逐渐形成学科认同。吊诡的是,当现代性在生活中形成支配之势后,被归入民俗的现象越来越少见,民俗学的研究对象逐渐消失,这个学科也就意识到自己的生存危机了。从1970年代开始,到1990年前后我写博士论文《民俗文化与民俗生活》的时候,理查德·多尔逊、阿兰·邓迪斯和我也都是在现代性思想方法的支配下思考一个已经被后现代趋势在背后改变的方向的问题。前面两位卓越的民俗学家早已作古,没有能够来得及重新思考民俗学的对象消失危机。而我本人,直到晚近才恍然发现我们还没有真正自觉意识到中国民俗学从1979年前后以来的复兴、扩张实际上是得力于后现代处境孕育的各种机会。

   在工业化、城市化把第一产业的人口减少到极限的时候,为了弥补民俗之民占人口的比例,我们论证“民”是国民全民;为了弥补民俗之俗的濒危和消亡,我们依靠日常生活或生活世界的概念论证“俗”的范围扩大。同时,我们以整体观看待对象的理念,倡导面向当代现实生活的调查研究方法。可是,我们没有足够重视两个现象:人口的大流动造成各种民俗传统的人工作在一起、生活在一起;人们通过媒体、旅游、日常交往了解或参与不同的民俗,并且能够在“自己的”生活流程中纳入本来不同来源的民俗。现代民俗学的思想方法是以“民”与“俗”相对应,而社会现实却是由“民”的分化与“俗”的多元化所构成的日常生活,这两者从根本上来说是脱节的。“现代”民俗学已经落在时代和现实之后很远了,大家对此缺乏敏感。

   我们今天的社会,人口大流动而杂居、混居,文化大交流而拼贴、融合。杂糅的现实、个人的重要性被各种政治理念所承认。个人的价值凸显,在于个人的教育机会、迁徙自由等得到法律的保护,个人更多的是基于自愿去选择而非被强迫驱使。日常经验中,不同习俗的人大量交往成为现实,各种社群、共同体的文化认同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面向当下、面向这样一种后现代状态的民俗学应该做出思想方法的创新,由此带来学科的新生命。

   民俗学的集体主义方法论必须创新,给予个人应有的位置,以适应这个时代的价值转向。民俗学从来都认为,民俗之为民俗,就在于它属于作为集体概念的“民”。民俗不是个人性的,而是社群性的,但是社群不能淹没个人,我们在观察、思考“民”的时候,给予个人足够的重视,视个人为社群的起点、基点和落脚点,这仍然是可为的。

   民俗学以日常生活的结果为分析对象的研究方案必须延展到日常生活的过程。传统的风俗概念和现代民俗学都在完成了的活动或活动的结果里界定“俗”,这样就省略了活动的过程。大量的民俗学研究专注于“俗”,甚至都不会在意“民”,其背后的学理原因就是这种省略过程的方法论。我们采纳思想方法的过程论,就必然关注生活的细节,就必然重视真实的个人。这样就与方法的个人主义被包容进来取得了一致。

   重视个人,重视过程,将在现实关怀上提升民俗学的能力,并将在学术上促使民俗学成为更精致的经验研究。我由此提出世界社会的民俗协商,希望对我们考虑改进民俗学的思想方法以顺应这个时代的内在逻辑有所助益。

  

   二、入时:民俗学的时代机遇

  

   我们最要重视的是时代的状态。我们要立足于这个时代思考民俗学的可能性。从个人的角度来看,我们所有人都能非常真切地体会到,我们不是生活在自己生而所处的环境当中。受过高等教育的,在家乡之外的城市上学,又在另一个城市工作;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需要到外地务工、经商,哪里有机会往哪里跑。我自己生长于湖北乡村,在武汉上大学,在北京念研究生,在美国西部、中西部、东部生活多年,而我少年时期都没有想象过自己能够离开那个乡镇去谋生。生活当中的流动性,换成民俗的内容,那么就可以转换一个说法:当我们展开自己的人生,我们都会发现,我们不是生活在同一种民俗之中,不是生活在自己生而所在的那个民俗圈里面。其实,这不是少数人的特殊经历,这种现象很普遍,因为我们都在经历人口在国内并涉及到跨国的大流动。

   当然,人从来都是在流动,人是有脚的,所以人的生活、人的生命的历程就是一个流动的过程。人类社会一直在流动之中,据说亚洲人的老祖宗是从非洲迁徙而来。尽管如此,我们用“流动性”(mobility)概念来衡量,对于一个以定居农业为主、并具有“安土重迁”价值观的社会,人口的流动在范围、幅度、所凭借工具的便利性等指标上仍然是从未有过的显著现象。

   这个时代的高流动性,一方面在于流动的发生及其大范围、宽幅度、高频率的事实,另一方面在于观念上对于流动的自觉认知和主动选择。我们无时无处不感知到流动的现象与话题。在流动已经推波助澜的时候,我们从概念上学会从流动的观念来看这个社会,仍然需要一个社会自我学习的过程。即使流动大量发生着,思想和学术仍然可能假设流动是意外,是偶然,是非常态,从而继续采取社会稳定的观点来看这个时代的属性。

   民俗学是一门一向注意文化的稳定性的学科。但人口大流动,并非一个与民俗学这样的学科不发生直接关系的社会变化。一切社会与文化的存在方式终究会体现在每一个个体身上,那么考虑到人口的数量和结构,人口大流动因此也可能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除了少数基本上生活在自己的专业里的人,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离开自己多年乃至从小就熟悉的社群,离开日常的民俗圈,这在微观层面会深刻影响个人及家庭的生活,在宏观层面会标记整个社会的巨大变化。

   海量的人数日常都要与不同民俗传统的人们相处,虽然他们仍然能够利用新技术与亲朋故旧保持联系、互相参与民俗仪式,但是他们也要与其他人互动和参加共同的活动,甚至交友、联姻。这种生活的构成包含着丰富多彩的民俗实践,如果能够介入这种民俗实践,民俗学将获得巨大的生命力。

  

   三、顺势:世界社会的民俗学

  

   现代化趋势已经将人们从“生于斯、死于斯”的传统社会推入一种世界性的社会,因此不管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相当多的人并不一定生活在自己从小习惯的民俗圈子里面。很多事情不是取决于我们在自己的小圈子怎么样,在自己的家乡怎么样,甚至不是取决于国内怎么样。在人员跨国流动的同时,资金、信息、交通、货物也都在全球流动,互通有无的过程就是世界的内在联系被多维度地建立起来。在大众旅游的时代,快速的喷气式飞机让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面从世界的一端到另外一端,他是可以把世界体验成一体的。中国从2014年就达到了出境旅行人次每年过亿的数量级,世界可以一体贯通的体验已经是大众性的。

   我们作为生活在不同的地球点位的人,原来由于有地平线,看不到很远,因为地平线肉眼是看不过去的,而现在,我们可以借助技术的天眼看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大众媒体对于事件的现场报道让人们总是能够及时目睹现场,通过各种摄像设备、传输设备,各种体育世界杯、奥运会,还有世界各地的灾难如地震、空难、海啸,都能够即时地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并且这些媒体事件成为亿万人民的共同“阅历”、共同记忆,仿佛大家本来就生活在一起。再看微观的层面,很多人家,越来越多的人家,是多国籍的家人所组成,我认识的几个熟人家庭三个国家的人生活在一起,我以前招的一个土耳其的博士生与她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分别拥有五个国家的国籍;在大城市很常见的跨国公司是在很多国家聘用人员,其股东和股票拥有者也是来自许多国家。人们的实际生活已经跨越了国家的界限。

   “世界社会”从1980年代就成了一个很稳定的学术概念。回溯到1940年代,最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人类社会正在成为一个世界性社会的认识就被中国学者注意了。那个时候出国出境是少数人的机会,钟敬文先生、费孝通先生是其中的幸运者,他们能够感到一种新的社会是超出国家存在的。但是这种感知真正成为知识界看社会的基础事实,是几十年之后的事。世界社会概念揭示了人类的新状态:(1)基础设施把国界贯通了,把天空连接起来了,使信息在全球迅速传播;(2)大量的人口不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境内,或者并不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国家;(3)科技、教育、工商业、慈善公益的机构和组织把不同国家的人员结合在一起,国籍不同不是分开他们的理由,更可能是他们结合的理由。至少这三个方面的状态使社会生活不再是或不再只是国家的内部现实。

   世界社会概念所描述的现实从根子里动摇了我们对民俗和民俗生活的多种预设。你和别人的民俗因不期而遇或不解之缘而发生关联:(1)别人的民俗展示在博物馆里,出现在媒体节目之中,你有机会观看;(2)别人的生活就在你面前,你是别人的仪式活动的观摩者,作为无心的路过或者作为安排的旅游;(3)你需要和别人共同举行活动,而你们对于相关活动具有不同的民俗传统,你们得商量一套民俗模式或仪式细节。这三种关联方式都彰显别人的、别样的民俗出现在“我”的生活之中。因为我的流动和他人的流动,我不再只是生活在我原本所属的社群之中,我不再只是生活在我的民俗传统之中。早前那种生活就是活在自己的民俗传统之中的预设已经完全不能成立了。

   从外部来看,学者们会把这种现象看做民俗衰败、濒危、消亡的例证,看做文化拼贴(cultural collage)。从消极的方面感受,以怀旧模式感受,所有人都失去了民俗的家园,即使他生活在故乡。但是若从作为生活主体的个人的角度来看,认知和情感模式应该很不一样。

各种出现在人们生活之中的民俗(作为休闲,作为艺术欣赏,作为猎奇体验,作为与他人合作的途径),究竟是他们生活的内在部分还是外在部分?人们作为生活的主体,这些东西出现在他们的生活是他们的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加诸?这些思考和回答对于认识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否仍然是一个整体以及如何是一个整体都很有用。(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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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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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民俗学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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