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陈柏峰:法治社会建设的主要力量及其整合

更新时间:2020-12-26 23:18:04
作者: 陈柏峰 (进入专栏)  
重置政府与社会组织、企业之关系,从地位不等的上下属关系,至合作伙伴间协商共处关系,实现从政府派任务和强制要求到社会组织与企业获得独立地位,自愿参与法治社会建设,双方合作共进的良性变革。最后政府还应当增强推动合作治理、协商治理的能力。合作治理、协商治理以社会主体广泛参与和合作治理为核心,要求政府有相应的能力。合作治理、协商治理牵涉多元主体的相互依赖、持续互动的网络,需要政府有维系这个网络的能力,这对政府的制度、工作人员的能力都提出了要求。推动合作治理、协商治理是政府建设法治社会的基本方式,其目的和任务就是动员多元社会主体参与治理,这需要政府有意愿去做,并有能力做到。

   3.培养公众法治素养、培育社会主体能力

   培养公众法治素养、培育社会主体能力,是政府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另一重要方式。法治社会之建设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健全完善和人民的共同参与,法为民生,民为法正,民需法护,法需民信,只有当人民真心拥护、尊崇、敬畏和信仰法律,方能以法之威平乱抑邪,共促社会和谐。在迈向法治社会过程中,需要提升全民族的法治素养,形成尊法的氛围和习惯,形成运用法律的意识和风气。这需要政府积极作为,尽力推进。对政府而言,应既抓“关键少数”的党员干部,出台有力责任措施予以约束,又引领“绝大多数”的群众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对不同的群体探索使用各种不同的传播手段,让他们徜徉在法律的琼宇内,自觉做法律知识、法治精神、法治信仰的施用者和传播者。这些都需要政府积极推动。运用党政体制内的组织载体(例如各地的法治办公室),更好地协调普法宣传和国民教育,协调普法工作和各个行业规范要求,使普法工作能够有明确的工作要求,有具体的考核标准。 同时,对于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政府采取鼓励、支持、引导、奖励、帮扶等方式培育其能力发展,也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方式。具体方式包括:一是政府对企业、社会组织等主体进行能力帮扶;二是通过服务购买对企业、社会组织等进行经济资助。具体而言,一方面,强调资源到位,从资金、信息、政策等各方面为社会主体提供诸如场地设备、补贴资助、项目信息、法律咨询、财务评估、注册协调等资源,帮助社会主体存续;另一方面,强调专业能力支持,通过培训规范社会主体运作,提升社会主体在链接资源、获取项目、开展活动、提供服务等方面的专业能力。当然,政府还需要提供一些基本保障的职责。例如完善社会主体发展所需要的基础设施,维护有序的市场秩序,创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社会主体与各方面之间的冲突,保障其正当利益。只有培育了社会主体的能力,社会主体才能真正意义上参与法治社会建设过程,政府的负担才可能真正减轻,其肩负的责任才能真正意义上实现向其它社会主体的转移。

   (四)政府对社会的管理责任

   1.制度供给责任

   强化政府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责任,需要形成比较健全的法治社会制度体系,对法治社会的总体规划、目标、体制、机制予以明确,规范和协调各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对各社会主体的权力、权利、义务、职责等加以明确规定。制度供给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前提和基础,法治社会的建设过程必然伴随着相关制度的完善。纵观各国法治社会的发展历程,它们都是以法律和各项制度的建立作为法治社会建设的基础,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制度来建成法治社会的。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最重要的法律制度当然是由立法机关供给的。但是,在细节处,在中观的体制上,在微观的机制上,制度都是由政府供给的。法治社会建设的政府主导性,决定了政府在制度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和责任。 在这方面,政府最核心的责任就是进行科学决策,制定合理的制度,并保障制度的有效运行,创造民主公平,有助于有序竞争、和谐稳定、社会发展的环境。

   2.财政支持责任

   法治社会建设是需要相当的财政能力作为基础的。各项制度的实施,各种权利的维护,各种活动的开展,都是需要支付成本的。在多元社会治理格局下,法治社会建设的各个主体都承担了相应的成本,其中承担成本最多的毫无疑问是政府。政府对科技创新、基础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司法服务等事业的发展都担负着主要的财政支持职责,法治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要保障公共服务和公共物品的有效提供,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多元物质文化需求。财政支持是法治社会建设的经济基础,是达到法治社会建设目标的基础性物质条件安排。通过财政支持,将科教文卫等事业纳入财政支出体系中,并不断增加政策、财政支持力度,是政府的责任所在,也是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的必由之路。法治社会发展的实践与理论都表明,政府在法治社会中担负着不可推卸的财政支持责任。落实财政支持责任,才能提高社会凝聚力,实现法治建设的各种目标。当然,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财政支持有着各不相同的渠道和方式。

   3.实施、监管和评估责任

   制度供给和财政支持是基础,但法治社会建设的顺利推行,还离不开政府在既有财政支持下,贯彻实施既有制度,履行监管和评估责任。既有制度的运转,虽然由不同的社会主体推进,但其运转空间,在实际上受政府的制约,政府给予的空间和支持力度必然影响制度运转的成效。企业、社会组织、公民概莫能外。制度实施、监管和评估,是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工作。在制度实施前,应当有社会矛盾预警机制,制度的实施可能会引起何种效果和反映,应当有事先的预判。制度实施过程中,应当有快速反应机制和协调机制,出现问题立即协调解决。制度实施全程,需要监管各社会主体行为的合法性,及其对法治社会建设的合目标性。法治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各种项目只有切实执行才具有真正的意义,从这层意义上说,实施是法治社会建设的核心。此外,对于法治社会建设,政府还应当履行评估责任,评估是衡量效果、监督社会主体的重要手段和收效途径,通过评估来衡量各社会主体在法治社会建设中的绩效,提高各社会主体的责任意识,以便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激励。

   4.风险兜底责任

   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是法治社会建设的当然前提,没有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法治社会建设就是空话。只有在稳定的政治环境下,经济、社会发展才有依托,法治社会建设才有可能。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党领导下的政府有提供政治稳定和社会稳定的责任。换句话说,政府在法治社会建设过程中应当承担风险兜底责任。法治社会建设中,各种社会主体有其不同的风险,企业需要面对市场的风险,社会组织也存在政治风险和腐败风险。它们参与法治社会建设,依托于某种具体的平台和项目,但这些平台和项目的运转也可能受政治风险和社会风险的冲击。一旦遭遇风险,在社会主体自身无法抵挡风险的情况下,政府应当承担兜底责任。也就是说,政府需要提供最终的底线救济,一定程度上为各社会主体的风险“埋单”。其终极意义上的原因在于,法治社会建设最终意义上是“政府负责”的。

  

   二、社会组织在法治建设中的意义、功能和作为

   (一)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的意义

   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意义,这已经被西方实践所证实。在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的意义同样重要,而且还可能有着中国特色的取向和意义。

   1.促进国家与社会分野及有机团结

   在西方国家,社会组织十分发达,这有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基础。在理论上,西方的国家建立在社会契约论基础上,结社自由被认为是订立契约的一部分。在实践中,当今西方国家民间社会和社会组织的兴起,是对福利国家危机、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以及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反应,在根本上是展现个人自主能力和共同参与精神的一种尝试和努力。在西方,社会组织是国家与社会分野背景下的产物。而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历史上是中央集权的国家,有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封建皇权统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实践中,中央也对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实行高度控制,国家权力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同样少有社会组织发展的空间。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组织开始出现并发展,与个人权利观念的增长、社会自治的诉求几乎是同步发展的。进入新时代,进行法治社会建设,显然离不开社会组织的发展和职能发挥。社会组织的职能发挥,必然使国家权力一元化的局面进一步松弛,促进社会从国家中逐渐释放出来,国家与社会的功能呈现分化局面,朝着改革开放以来“小政府、大社会”的目标发展,或者更多人期待的“强政府、强社会”的目标发展,从而促进国家与社会的分野,促进法治社会建设主体的多元化,并进而打破过去那种机械团结的局面,形成社会有机团结的局面。

   2.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

   在中国,受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的影响,也受社会主义实践时期计划经济体制及其思维的约束,至今较为强调行政管理,单向的行政管理思维影响巨大、范围广泛。在从上到下、全方位的行政管理思维下,单向的、父爱主义的社会管理模式是常规社会管理模式。这种管理模式与法治社会是有所龃龉的。法治社会建设中,社会组织是多元主体中的重要主体之一,必然发挥重要作用。社会组织的兴起,必然伴随着政府权力的转移、政府职能的转变,以及社会民主的发展、社会自治的发育。这必然促进社会治理方式的变革,从行政性的社会管理向多元治理、合作治理、协商治理转变。在治理方式转变的过程中,社会组织正好填补政府退出留下的一些空白,解决政府不能解决或不好解决的某些问题,提供公共服务,承接政府的部分职能,满足社会更加多样化的需求。社会组织天然反对政府权力的干预、垂直管控,强调民主参与和自主管理,主张不同利益群体的理性互动和多元诉求的对话协商,这也必然倒逼政府社会管理思维和权力运作方式的转变。同时,社会组织还可以促进不同人融入具体群体,提高社会自治能力,推动民众参与社会治理的热情,培养民众的民主意识、公共精神、自治能力。

   3.促进社会价值和法治观念的更新

   中国有着几千年的封建文化传统,虽然社会主义实践在理念上极端强调平等,改革开放后继续如此,但封建特权、尊卑秩序的观念并未冲击殆尽,反而有因为市场经济下的经济不平等的发展而抬头的趋势。因此,在中国社会中,人们平等意识、权利意识、结社意识、公共精神都还存在很多缺陷,社会上官本位思想仍然存在,个人对国家责任的期待较大,缺乏通过社会组织去解决政治和社会生活中问题的习惯和意识。与此同时,社会个体的自主意识不高,自主能力也较为有限,由于社会组织发育不够,解决问题的专业能力也还有待发展。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组织的发育和发展,必然带来社会价值和法治观念的更新。社会组织的发展,必然导致人们对政府、官员的依赖心理弱化,遇事不再仅仅依赖政府,可以通过社会组织自主解决。在社会组织中,人们可以接受民主和法治训练,通过民主的方式探讨解决问题的途径,在法治的框架和要求下解决问题。这些都将促成国家与社会的分立,冲击既有的官本位思想和政府责任理念。通过社会组织的运转,从民众切身的生活体验和感知出发,培养民众的自主意识、互助精神、公共精神、民主精神、权利意识、法治观念,发展民众的民主参与能力、法治操作技能、自治能力等,在具体层面和细微之处促进社会价值和法治观念的更新,培育了民主和法治的社会根基,从而推动中国的法治社会建设。

   (二)社会组织在法治社会中的功能

   1.承载民众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

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它是指社会主体之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关系、社会网络、互相信任、权威结构、行动共识等。社会资本存在于社会结构之中,是无形的。在社会资本丰富的地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24068.html
文章来源:《法律和政治科学》2019年第1辑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