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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强: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关联互构

更新时间:2020-12-26 14:40:14
作者: 刘志强 (进入专栏)  
其次,在人权话语内部,各人权子概念相互制约、相互影响。虽然人权子概念指涉含义交叉,但由于每个话语单元的内容都是不同类型的人权概念,彼此须保持内涵、外延的相对独立。另外,人权话语在组合轴上可以扩展,这取决于单个人权概念的不断推演。也就是说,通过增加部分内容的体量而实现人权符号整体的扩展。因此,人权话语在组合轴上运用需要恰当调适内部的各个话语单元的组成,才能最大限度表达出内容和意义。

   (二)聚合轴转换模型

   人权话语在聚合轴上运用的功能在于产生对人权概念的联想式理解,具体到聚合轴上的操作有赖于对同种类型、同种性质的话语单元展开进一步的诠释。“一个命题,从而在另一个意义上的一个思想,可以是信念、希望、预期等等的‘表达’,但不是思考”,对同类的人权话语单元的诠释和阐发不能再局限于组合关系中的物理性联结,而必须突破这种结构的限制来寻求精神科学视角下的意义理解,由此才能从朴素的语义展示到对人权概念的思考与联想。海德格尔认为,若要确保论题的科学性需要通过控制主观预期从而在事物本身中获得理解。这就是指,解释者在诠释人权概念的时刻已经融入了自身的“前见”,而且此种前理解无法避免,但应当控制主观前见在诠释过程中的任意性。当然并非说,前见就是一种错误的判断,其本身既否定也包括肯定的价值。而从接收者的角度来看,在听取和理解人权话语之前,就已经形成接受者关于人权概念的预期,而理解则变成从人权概念中寻找确认自我主观预期的意义。其结果是误解与偏见形成。在处理此种话语的对立问题,精神科学有其独特的方法论特质。即对于人权话语而言,不应从现有的标准与条件出发,而要求进入话语的历史视域,站在历史处境去思考人权概念。那么,人权话语所要面对的是“文本”与解释者、“文本”与接收者、解释者与接收者三重视域融合。第一层的紧张关系产生于文本与解释者之间。当解释者面对既有人权话语与个人主观前见冲突时,需要进入人权话语的内部视域,观察人权概念的提出目的,并经过解释者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作出与文本内容不完全相同的人权概念解释,实现第一层的视域融合。第二层的紧张关系来源于文本与接收者之间。国家间的人权话语背后通常有着对立的价值立场与话语诉求,集中体现于对人权概念意涵的理解、认知、判断存在冲突,因此,在接收者的角度来看,同样需要从体察对方人权概念的历史传统,而与自我的人权概念认知进行调适与整合。第三层紧张关系来源于解释者与接收者之间。解释者居于文本与接收者的中间地位,那么要实现解释者与接收者的视域互动、视域商谈,解释者就必须扮演沟通者的角色,不仅要求解释者在解释文本过程中克服自身的历史前见,也要包含“想象他者”的维度。因此,人权话语在聚合轴上的运用,需要经过多层次多维度的联想互动与视域融合,才能使话语行为实现“主观的言语行为向普遍的语言行为转换”。

   (三)双重模型的互动平衡

   人权话语在组合轴与聚合轴的互动方式决定了表意效果的实现程度。如上所述,组合关系是通过一些不同类型和性质的人权子概念的连接来构成人权话语。聚合关系则在于视域融合视角下对相似类型和性质的人权子概念的深入阐释,强调话语单元原本存在的意义与品格。那么,组合型的人权话语具体的、个别的、地方的,与它所处的时空语境紧密相关。比如,我国强调生存权与发展权是首要人权,这就是对生存权与发展权两种子概念的直接使用,具有地方性。但聚合型的人权话语则是抽象的、普遍的,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具体时空语境的限制。比如,有学者指出,生命权不仅作为生存权的核心权利,也是整个人权体系的基础权利,因而为保障生命权作为优先的人权,应当对生命权的正当性依据进行阐释。所以,可以推论出,如果进行人权言说,那么应是组合轴与聚合轴的双向展开,如果偏向组合轴运用就侧重于人权话语的现实主义立场,而偏向聚合轴运用则侧重人权话语的规范主义立场。一方面,现实主义立场下的人权概念组合,采用直白的话语叙事方式,对于人权话语的受众来说,主观上是一些无意义的符号形式,难以引起真正的共鸣,无法形成良好的话语效应。故而,在另一方面,需要在人权言说中增加“刺点”,即突然拓宽某个话语单位的指涉含义,让这个部分凸显于话语整体中,从而冲击受众的人权历史前见,引起受众的惊奇,进而使人权话语达到说服、感召的效果。组合轴与聚合轴的运用需要掌握交互平衡的方法,如果彻底地滑向组合轴,必然导致人权话语产生了“符号式出场”的固化形象。质言之,经过反复申说、反复连接其人权概念来建立人权形象,而不论他国是否接受这种形象,最终只能陷入人权能指的自我迷醉与狂欢。因此,为了重建已然缺失的人权概念意义,我们应当逐渐增加聚合轴上的应用,即建立“批判式重估”的经典形象。这就要求,在人权言说过程中,需要对人权话语进行深度的诠释,不断去寻找其正当性确据以及经验根据,从而阐发它对于人权实现的的意义和功能。

  

三、语境论: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本土模式

   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转换机制在各种语境中并不完全一致,因为概念与话语应被理解为各个时代思想产品的例证,而非完全与自身相连续的精神、意义系统。对此的讨论必须与特定语境中的政治及社会文化联系起来,这就要求从共时与历时的角度来看待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转换机制在具体社会中发生的变迁,并从中寻找语境中的历史线索。从人权话语的共时性角度来看,它是在一段时间能够被集体意识所感觉的具有稳定性的语言实存;从人权话语的历时性角度来看,它则是在时间流程中,意义处于不断变动的语言形态。进而言之,若排除时间的干扰,可以研究出语境中人权话语的各结构之间的关联及转换逻辑,而如果纳入时间的要素,就可以考察出语境中人权话语的结构变化与意义变迁。

   (一)人权话语转换的静态格局

   在中国语境中,人权话语的静态格局表现为官方主导、学界论证的二元主体模式。如上所述,聚合型人权话语的特点是抽象性、规范性、普遍性,强调隐藏在话语背后的意义基础。那么,学术界的任务在于人权话语的聚合运用,即通过描述、分析、概括、阐释人权概念,主要是为既有的人权概念寻找规范来源与经验支持,实现人权概念的证成。而组合型人权话语,特点是具体性、现实性、本土性,主要是关注人权发展与社会变迁,发现并提出新的人权概念,并加以叙事与表达。二者的关联是,学界对人权概念的分析与阐释侧重人权话语在聚合轴上的运用,可以拓宽官方人权话语的阐释空间,深化官方人权话语的学理基础。官方对于人权话语的传播与表达侧重于组合轴上的运用,推动人权概念发挥实际的话语效果,并且官方人权话语的现实性向度决定其必然建立对变迁中的社会信息要素、国际人权的快速回应机制,无疑再次为学术界提出重要的人权概念命题,促进学界对人权概念研究的理论创新。可以说,共时性视角下静态格局能够在每个历史阶段中得以稳定呈现,因此,我们将官学二元格局作为分析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在具体语境中的关系的基础。

   (二)人权话语转换的历史线索

   从语境主义方法论来看,对人权概念、话语的关注不能只停留在文本主义,即“概念不能仅仅归结为意义,相反,一个概念的意义维度始终与语言行动有关”,我们必须进入特定的社会语境,追溯它们的语言背景,解码特定作者在提出如此命题的实际意图。也就是说,融合文本、语境、行动三重视野,从历时性的视角来考察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关联互构,实际上是在回答过去及当下的官方与学界如何参与建构的问题。从1979年-2020年间CSSCI来源期刊中以人权为主题发表的文章共8276篇。这些成果呈现了阶段性的特点:第一阶段(1978-1991):时值改革开放初期,人权观念与思想尚处于启蒙状态。人权研究在觉醒与徘徊中反复追问,初步确立了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直到1991年首部人权白皮书的发布,官方人权话语为学术界深入阐发人权理论提供契机,而核心是阐释作为人权研究逻辑起点的生存权概念。第二阶段(1992-2003):在官方人权话语层面,中宣部组织编辑《人权研究资料丛书》、国务院新闻办持续发布《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我国还分别签署一系列国际人权公约。在此影响下,学界从意识形态之争走向学理之争,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形成人权来源、人权主体、人权国际保护等一阶人权概念的重要范畴。生存权概念的内涵不断扩大,从狭义生存权到囊括和平权、环境权、采光权等子概念。国际人权体系被学界广泛引入人权概念框架。第三阶段(2004-2020):“人权入宪”形塑人权法律关系,人权从政治话语转向规范话语、制度话语层面。“以人民为中心”“人民幸福是最大人权”“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官方人权话语的提出,为学界论证、阐释、提炼新的人权概念提供了学术资源。围绕这些重大的学术议题,拓宽了学界的问题视域,不仅从学理上继续深入研究理论人权概念与规范人权概念,也渐渐重视中国之于世界的人权方案主张。可以看到,由官方人权话语表达、学界人权概念阐释的二元格局,形成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权话语范畴,显著提升了中国的人权话语权。

   (三)本土化模式的构造局限

   从历时性梳理来看,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由官方人权话语表达与学界人权概念阐释构成,但二者之间存在双重面相。也就是说,尽管在二元格局模式下,官方与学界共同合力大大提高了中国人权言说能力,但同时应看到此种格局的构造局限。其中最主要的局限是,官方人权话语较多地在组合轴上运用人权话语,也即是从人权概念简单组合的方法进行表达,而官方人权话语表达要取得良好的话语效应,需要在表达过程中突出“刺点”,即加强话语在聚合轴上运用。其次,官方人权话语是学界人权概念的命题来源,而学界人权研究对于社会变迁中的新兴人权概念阐释力度不足。“以不同的初始概念构建我们面临的世界,世界就会呈现不同的图景”,这就是说,学界用逻辑思辨提炼的概念来解释人权现象,从而塑造了人权的观念与文本。但概念的来源局限于官方人权话语,就使概念的解释力难以跳脱官方话语的初始设定。第三,学界人权概念没有形成规范性意义制约。官方人权话语的可观察性与可调控性强,可以在不同语境中得以创造性运用,但其内在的人权概念须形成意义的制约性,才能实现创造性与制约性的统一、人权所指与能指平衡。因此,在官方人权话语与学界人权概念的二元并存模式中实际上存在着结构性的局限性,而此种局限性带来了“话语人权”“功能弱化”“规范性基础消退”三种困境。“话语人权”是“人权话语”的异化,导致在言语行动过程中消解了人权背后的丰富意涵,形成以话语为价值、人权为形式的发展困境,即“人权的胜利并不意味着人权保障的真正实现”。另外,功能主义人权观的旨趣包括人权之于证成国家权力正当性的基础地位,以及人权之于个体尊严实现的核心价值,而这两个维度的人权功能意蕴其实都在语境论的局限性中遭遇一定程度的限制。尚须指出的是,语境主义方法论虽然有利于恢复人权概念的经验性根基,但容易走向主观任意的误区。这就是说,即使从地方化人权经验与实践提炼的概念具有相当的确切性,但也需要交往理性与商谈伦理的检视,才能从人权的地方价值走向共同价值。

  

四、重构论: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互构机制

   尽管在既有的官方主导、学界论证的二元格局下,官方人权话语表达与学界人权概念阐释的关联互动建构了当前中国人权话语体系。然而,此种模式除了积极面相,也存在消极面相。因此,如何形成一种相辅相成、互动平衡的人权概念与人权话语的关联机制,将成为进一步提升中国人权言说能力的学术关注。

   (一)理想言说模式的系统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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