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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明君:跨学科研究的行与思

更新时间:2020-12-24 22:35:40
作者: 廖明君  
《东方丛刊》1993年第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4-67页。即广西壮族自治区戏曲研究室,前身为1951年3月建立的广西省戏曲改进委员会,1962年1月改组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研究室,1985年1月改为广西艺术研究所。8 20204跨学科研究的行与思了中国艺术研究院作为该项目的合作伙伴,并以傩戏学的名义来开展。广西艺术研究所与中国艺术研究院同属文化系统的研究机构,有许多的业务往来。因此,广西艺术研究所时任所长顾建国先生也就带领相关研究人员参与到这项活动中来。而那次到南宁郊区陈东村考察平话师公活动,直接的原因就是陪同日本学者。

   观看了南宁平话师公《大酬雷》和《仙姬送子》的展演,我对《大酬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将之放在中华传统文化特别是岭南地区人文传统之中来进行思考,并动笔写成了《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一文。论文完成之后,我送交顾建国先生请他指正后,就根据广西文化厅的安排离开南宁前往桂林永福县罗锦镇林村参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活动。过了一段时间,我接到《民族艺术》编辑部的通知,说《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即将在《民族艺术》刊发。年底回到单位,才得知是顾建国先生将此文推荐给了《民族艺术》,收入为迎接“中国傩戏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的专栏刊发。1992年3月26日至4月1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研究院祭祀戏剧研究中心、中国戏曲学会、中国傩戏学研究会、广西文化厅、广西艺术研究所在南宁、柳州、桂林联合举办了“广西傩戏国际学术研讨会”,我也因为《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得以请假从乡下回到南宁参加1/3的会议(南宁段),除了有幸认识薛若琳、覃圣敏等知名学者,也趁机结识了刘祯、王廷信等同辈学人。

   如果说《死与生的探求——李贺“鬼”诗论》既激励了我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也奠定了我以跨学科的视角来从事学术研究的基本立场的话,《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则同样激励了我进行学术研究的转型——在坚持跨学科研究的基础上,把研究对象拓展到民族文化艺术。

   就这样,关注戏剧也成了我学术研究的一个领域,陆续完成了《粤西的傩、傩戏与傩文化》、《肯定·批判·沉思——试论王志梧剧作中的道德意识》、《生存的痛苦与人性的异化》、《广西民族民间戏剧调查研究》、《乡土情民族义时代音——第八届广西剧展大型剧目展演述评》、《民族的内核,世界的形式——评音舞诗剧〈铜鼓〉的叙事艺术》、《2012年广西戏剧生产成就与发展思考》、《泰国乌汶潮剧扮仙戏研究》、《彩调艺术空间体验与表达研究》、《广西壮剧概说》、《壮剧艺术及其保护传承》等论文,并围绕传统戏剧以《重视“中国经验”》《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研究》《民间戏剧、戏剧文化的研究及意义》《中华戏剧与宗教文化》《宗教、民俗与戏剧形态研究》《戏剧的发生、形成与传播》《从中西戏剧的发生看文化的时代性与民族性》《戏曲研究的学术思考》《古剧研究的空间、视野和方法》《禁忌、信仰与伶人精神生活史》为题分别与相关学者进行了跨学科的学术对话,2008年主编《壮剧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2013年出版《壮剧》一书,收入“广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丛书”,所指导的硕士、博士研究生也有不少是以传统戏剧为毕业论文选题的。

   (二)生殖崇拜与自然崇拜文化研究

   参加工作之后,除了正常的编辑工作,也除了上面所提到的戏剧研究,我的学术热情和重心,更多地放在了对于岭南地区尤其是对于壮族文化的研究。

   还是在读研期间的那段无事乱读书的日子里,我无意中读到了赵国华先生的《生殖崇拜文化论》,当时倒也没有产生太多想法。参加工作之后,一方面是为了提高编辑《民族艺术》的能力,需要去学习和思考有关民族文化艺术的相关问题,另一方面就是我身边的师长们都提醒我作为壮民族的后裔,应该为民族文化研究多做一些事情。于是,我的阅读对象也就开始在区域上延伸到了岭南地区传统文化,在民族上延伸到了以壮族文化艺术为主。随着阅读量的不断增大,我对民族文化的学术兴趣也越来越高。当阅读的量积累到了一定的时候,我开始运用一些之前接触的理论从跨学科的视角来审视壮族文化。恰好在这个时候,我的一位朋友出差北京时帮我买到了《生殖崇拜文化论》一书,我也就得以有针对性地细细琢磨起书中的相关理论和分析。很快,我就发现,尽管《生殖崇拜文化论》没有过多涉及壮族文化,但壮族文化中却同样具有生殖崇拜的文化内涵。这激起了我极大的学术兴趣,于是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去寻找、分析壮族文化与生殖崇拜文化的关联。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推荐我到《民族艺术》工作的广西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丘振声先生了解到上述情况后,就邀请我为他主编的“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写一本著作,我马上答应了,并更加加快相关研究工作。1994年,《壮族生殖崇拜文化》一书收入“广西各族民间文艺研究”丛书出版。尽管有人对我的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研究不太以为然,但《壮族生殖崇拜文化》还是得到了学术界的好评。之后,我继续拓展生殖崇拜文化的研究,发表了相关论文,完成了《生殖崇拜的文化解读》一书。

   实际上,我有关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的理论源自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其实,就在研究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的过程中,我已经开始注意到除了“种的繁衍”,壮族文化中也呈现出“物的生产”的内涵,并且又都集中到了对人与自然的关联之上。因此,我在恩格斯“两种生产的理论”的指导下,深入研究壮族自然崇拜文化,指出壮民族将人视为自然界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认为自然万物不但都是具有生命的,在自然万物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的关系,并且在需要的时候在一定的条件下,自然万物包括人类生命在内都可以实现相互间的生命转换。这种具有“物我合一”特点的自然观,构成了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的哲学内核。因此,壮族先民不但把植物、动物等生物与人类相等同,而且把石、水、土等无生物也一样与人类相等同,认为石、水、土等无生物可以给予人类极大的帮助,特别是在人口繁衍和农作物丰饶方面。这样就产生了出于天体崇拜文化群、无生物崇拜文化群、植物崇拜文化群和动物崇拜文化群,并提出了自然崇拜文化与现代生态文明的思考,研究成果先是陆续发表,最后形成专著出版,并由此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这些研究受到了学术界的关注,有学者即认为,“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壮族生殖崇拜文化》一书运用了多种的科学的研究方法,以科学的态度进行艰苦细致的探索。将问题置于传统文化背景上,放在历史天平上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深入分析,升华出结论”。“壮族生殖崇拜研究的最具成就者,是……廖明君研究员。”“在20万字的著作中,以壮族神话、民间传说、民俗、考古资料为依托,展开了对性器、植物、动物与生殖崇拜的关系的论述,诠释了这些神话、传说、民俗、文物等文化现象背后隐含的壮族生殖崇拜。同时著作在最后一章还进一步探讨壮族生殖崇拜文化在铜鼓、岩画、傩戏、歌圩等艺术载体中的体现。”“廖明君在《壮族自然崇拜文化》一书对壮族自然崇拜文化体系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概括出壮族自然崇拜文化大体有四种主要类型:以雷崇拜文化丛为主体的天体崇拜文化群、以水崇拜文化丛为主体的无生物崇拜文化群、以花崇拜文化丛为主体的植物崇拜文化群、以蛙崇拜文化丛为主体的动物崇拜文化群。在揭示了四种崇拜群之间的互动循环关系基础上,廖明君提出了壮族传统的自然观是‘物我合一’的观点,并认为壮族许多自然崇拜文化现象都蕴藏着生殖崇拜和‘那’稻作文化的内蕴。”

   很显然,如果没有跨学科的资料、跨学科的理念,是比较难以解读壮族生殖崇拜文化和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的。如果说有关古代文学特别是从跨学科的视角对李贺诗歌所进行的哲学解读,为我的跨学科研究打下了比较厚实的基础,那么关于壮族生殖崇拜文化特别是壮族自然崇拜文化的跨学科研究,则奠定了我继续从跨学科视角来对岭南地区最具代表性的专题性民族文化研究的坚实基础。而正是从事民族文化艺术的研究,使我能够实现跨学科研究的转型与拓展。

   (三)相关专题文化研究

   不止一次地有人问过我:广西最具影响的民族文化事象有哪些,并且限定选项不超过五个。这样的问题当然蛮有意思的,也促使我从跨学科的视野进行思考。依托于自己多年的研究,我的答案是:一群山、一种鼓、两个人。

   这里所谓的一群山,指的是左江花山岩画;一种鼓,指的是铜鼓及其文化;两个人,指的则是壮族创世始祖布洛陀和壮族歌仙刘三姐。

   1.左江花山岩画与铜鼓文化研究

   左江花山岩画是壮族先民骆越人在两千多年前开始,前后持续七百多年(战国至东汉),克服艰难险阻,在绵延两百多公里的左江两岸的悬崖绝壁上绘制的规模宏大的岩画。由于种种原因,有关左江花山岩画的绘制技术、绘制方式、绘制目的等一直难有确切的答案。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不断有学者探究左江花山岩画的文化之谜。我自己之所以也介入左江花山岩画的研究之中,与那篇《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有关。在撰写《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雷”这一自然现象在岭南地区壮族文化中的特殊而重要的作用,雷神可以说是至高无上的自然神。因此,经过查找各种各类各学科的资料,再经过艺术、神话、信仰、民俗等多学科的思考,我完成了第二篇从事民族文化研究的论文《也论左江流域崖壁画的文化内蕴》,认为左江花山岩画的祭祀主神是雷神。只是,这篇论文的运气没有《师公〈大酬雷〉文化内蕴初探》好,投了稿却未能够在《民族艺术》上刊发。后经左江花山岩画研究专家覃圣敏先生推荐给广西民族研究所所长覃乃昌先生,得以收入由其主编的《壮学论集》。借助于这篇论文,我开始进入壮学研究团队之中。之后,左江花山岩画继续成为我关注的对象,也因此而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申报世界文化遗产过程中参与相关评审工作,并在“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成为世界文化遗产之后策划主编了《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读本丛书》,参与策划编写《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图典》,参加了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挖掘广西民族文化资源,打造花山骆越文化品牌”的专题调研工作。

   左江花山岩画尚存的圆形图像多达376个,数量仅次于人物图像。对于这些圆形图像,学术界多认为其主要是铜鼓图像。于是,借助于对左江花山岩画的思考,铜鼓也就进入了我的研究视野,铜鼓文化成为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领域。

   铜鼓文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跨民族跨区域的综合性文化,铜鼓文化以稻作生产为背景,以铜鼓为载体,以音乐与舞蹈为基本形式,具有神人沟通、财富权势象征、民族文化象征的社会功能,以及民族多样性、区域广阔性等艺术特点。鉴于从考古学和科技史研究铜鼓文化已经取得较多的成果,我就把自己研究铜鼓文化的重心放在其活态性上,也就是从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铜鼓在各民族特别是红水河流域各民族中的传承与影响,以及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语境中铜鼓文化的保护传承。

   2003年10月27日,文化部在贵阳召开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工作会议,会上确定了首批10个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试点单位,我负责组织申报的《广西红水河流域铜鼓艺术》有幸入列。同年,我参加万辅彬教授组织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铜鼓文化的发展、传承与保护研究”获得成功,我主持申报的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珠江流域少数民族铜鼓艺术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获得批准,《铜鼓文化与稻作文化》等相关成果陆续发表。2007年,我和蒋廷瑜先生合作的《铜鼓文化》收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出版,此后,著作《广西铜鼓文化》《壮族铜鼓习俗》也相继出版。

2009年,根据文化部要求,各省区组织申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候选项目的预备名单,(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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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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