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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震江 季卫东 齐海滨:论法律社会学的意义与研究框架

更新时间:2006-12-28 01:16:46
作者: 赵震江   季卫东 (进入专栏)   齐海滨  

   (1)把法律放在与社会的相互关系之中加以考察,强调法律的社会侧面,尤其是法律与社会经济生活的内在联系。指出法律应该以社会为基础,应该是社会共同的、由一定物质生产方式所产生的利益和需要的表现。⑺

   (2)重视研究素材的客观性和可验证性,注重对社会现实进行调查研究,反对本本主义、不尚空谈。在这方面恩格斯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调查堪称典范,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实证分析,而要求对社会现象的必然性作出法哲学的解释。⑴

   (3)通过实践范畴使价值与事实、主观与客观获得统一,这样,一方面可以避免陷入实证主义二元论的泥潭,另一方面则为理性与批评以及法律推理相结合留有余地;正义性、科学性与实用性在马克思主义实践法学理论中的统一的。⑵

   (4)着重从功能的角度对法律进行解释,强调法律相对于一定社会目标的工具性。不言而喻,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法律必然由少数统治者进行社会控制的工具变成全体人民用以保护自己权利的工具,从而成为合理地组织社会的装置。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要点对于我国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具有指导性意义。在此还应当特别强调,如果要概括出马克思主义法律社会学的基本特征,那就是在法学研究中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二、在我国开展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必要性

  

   如前所述,可以得出这样一个印象:在20世纪的社会背景和知识形式中,哪里发生着重大结构性的社会调整与改革,社会矛盾因此而充分展开,整个社会面貌活跃而有控制,呈现出既非死水一潭又非翻江倒海之状,那么该社会的法律制度就必然要适应这种社会变动而作相应的调整与改革,法律社会学也就在斯时斯地应运而生并大显身手。有鉴于此,在构思当前我国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发展这篇举世瞩目的大文章中,开展法律社会学的研究就是应有之义。具体说来,这种必要性可从以下几方面得到论证:

  

   法律功能的扩张与对策选择的复杂化

  

   就世界范围而言,进入20世纪(尤其是二次大战结束)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以及生产力整体水平的迅速提高,现代社会正日益分化、流动化、复杂化和急剧变化着。传统的秩序机制逐渐失灵,社会生活不得不在各个方面更大程度上依赖于具有明示性和普遍性的法律来进行组织和调节。这就是社会的法律化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出现的则是法律的社会化趋势,法律愈来愈以整个社会为其着眼点而发挥着日益扩张的功能。诚如法国学者达维(R·David,1906— )所指出,20世纪的标志“是一种以法为手段来组织和改革社会的新趋势,法已不再被看作单纯的解决纠纷的手段,而逐渐被公民们甚至法学家们视为可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工具。”⑶法律与社会接触面的延展必然会带来一系列新的法学问题,同时法律制度对各种社会矛盾和变化的应对能力也需要作专门研究。法律社会学正是适应这种需要而产生的。

   在我国,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在迅速推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法律建设对于社会发展的多方面重要功能日益为人们所认识。仅就其大端而言:在经济体制改革与经济建设事业中,法律正在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管理的重要杠杆,同时在中观和微观层次上发挥着规范市场秩序与引导经济行为的不可缺少的作用(自1979年以来制定的58个法律,500多个行政法规和949个地方性法规中,有关经济方面的占一半以上⑴):在对外开放与国际交往中,法律被认为是改善投资环境的首要指标和促进贸易往来的必要保障;⑵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加强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既是其核心目标也是其根本手段;在科技文化这一新的领域中,人们也已对法律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功能期待,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规模浩大的普法工作已被作为“社会重点工程”之一;在因现代化发展所造成的急剧社会变迁过程中,以法律为主要方式对犯罪和不良行为等严重社会问题的综合治理已受到全社会的重视;在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方面,法律对预防和解决纠纷、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发挥着愈益增大的功能,如此等等,不一而足。面对这样的形势,在我国开展法律社会学的研究,从法律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民族、宗教、人口、环境、婚姻、家庭、道德、心理、乡规、民俗等各种社会现象和广泛社会问题的最大接触面来研究法律的社会功能,显然是势在必行。

   关于法律功能的科学研究可以从不同的层次上展开。例如,从社会秩序的角度来看,个人(社会构成的最小单位)、个人间的相互行为(社会关系)、组织体(社会关系的有序化)与国家(社会关系的政治化)是构成法律社会学研究的基本要素。所以,对于个人行为的有效制约、秩序的形成和规范的内在化、国家权力的行使与个人权利的保障、社会利益的平衡与综合等等就成为基本的研究课题。而从经济秩序的角度来看,以社会的生产、分配与消费为基轴,研究内容可以包括:企业的组织与行为模式,所有权的社会化方式与劳动关系,国民经济计划与宏观管理,合同、证券、税收、破产等法律制度在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对竞争与垄断、效率与平等、改革与安定等复杂社会经济关系的法律调节、保护消费者利益、防治环境污染与工业发展政策,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的实际效果等等。

   法律社会学的这种研究,可以为我们立法、执法和司法的政策选择提供客观依据,保障法律制度公正有效地适应社会的各种需要,从而有助于形成一种充满活力、反应灵敏而又井然有序的社会状态。法律政策的选择是一种价值判断,社会的意识形态和决策者的主观目的往往具有决定性意义。但政策的社会影响及客观效果则是决策者所不能不充分考虑的。随着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化,仅凭“Jurisprudence”(法律的智慧,也即法学本身)不足以把握法律制度错综复杂的客观效应。法律社会学的长处正在于抛弃清玄之谈,使讨论和决定都落实在经验材料的证明之上。其研究成果揭示了社会的实际状态往往与人们的常识、直感和预期并不一致。而这同时也就自证了法律社会学对于本身在认识法律现象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现代法制与固有法律文化的矛盾

  

   法律文化是历史发展和积淀的产物,是一种源于历史的法律生活的深层结构体系。我国现存法律文化在渊源和内在结构上呈现一种复杂状况:既有民主革命时期法律传统的继承和苏联法律文化的影响,也有中国古代和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渗透与借鉴。这种以传统为主体而呈多样性的法律文化不仅具有内在矛盾,而且与现代化发展所要求的现代法制也很不协调。尽管我国的体制改革与法制建设已经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种种现象表明,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层结构尚未改变。它表现在:制定了大批法律但立法精神并未充分渗透到社会实际生活中去,具有一定现代形式的法律制度和规范远未在社会成员的心目中生根;旧的社会控制手段或已放弃或已失灵,但新的法律系统尚未进入稳定有效的运行状态。许多人依然生活在由习惯势力、伦理规范、行政命令、权威意志以及“土政策”、“土法律”所构成的各种“类法律秩序”之中;人民的权利意识和民主观念已经苏醒并日见强烈,但大多数人还不知道怎样运用法律捍卫和实现自己的权利,在实际参加政治生活时表现消极,市民的政治法律观念与行为存在明显脱节。⑴这种新旧交错的矛盾在某种意义上表现为社会的“失范”状态,的确是我国现代化过程中既不可避免也无需讳言的实际情况。近年来随着“以法治国”观念的高扬,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对法律难免有一种空灵玄远的过大期待。上述问题如果得不到及时而适当的解决,因之而产生的一种幻灭感就会与我国古来轻法厌讼的社会文化习性相结合,侵蚀法制建设的已有成果。

   在这种状况下,法学家不仅要进行法律的规范研究和狭义实证研究,即关心法典上应当作如何规定、实际上又是怎样规定的、规范的逻辑结构和语言含义如何,而且还应当把视点集中到广义的实证研究上来,即关心法官作出判决时受哪些因素影响,为什么会发生驱逐律师出庭的荒唐事态?⑵为什么许多人对公安、审判等执法、司法人员敬而远之,为什么大量的经济合同纠纷回避仲裁、调解、审判等合法程序而宁愿“私了”?现行社会秩序实际上是靠什么维持的、影响法律向社会生活中渗透的因素有哪些?“土政策”与“土法律”产生的原因及其相对合理性何在,以及如何克服传统法律意识和习惯作法的消极影响?等等。否则,再完备的法律也只是一纸空文,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也就无从指靠。

   为此,则需要法律社会学进行多方面的研究:第一,研究我国法律文化的演变与现状。这方面的研究有助于认识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的历史背景以及具体内容、立法的社会反应、法律精神贯入社会生活的关键因素等等。第二,研究实际上制约着人们行为的规范和习惯。研究的目的在于找出克服不符合现代精神的陈规陋习的有效方法。并把有价值的规范要素吸收到由国家制定的法律体系中来。第三,研究使人们的正常法律行为发生扰动和偏差的各种社会因素。通过相关分析发现其中的非理性因果联系,以利于使人们的实际行为结果不致明显地偏离于引导预期。第四,研究比较我国与外国在法律概念和意识及适用法律的方式等层面上的异同,以利于避免涉外经济法律方面的矛盾和贸易纠纷以及加深国际交往中的相互理解。例如我国的“合同”概念着意于长期友好信赖及合作互惠关系的保障。而西方的“契约”概念则强调一次性清算与限制。因此在合同责任上常发生各执一端的争议。如果在法律条文和合同文书的书面意义之外能够互相理解对方的法律感觉,则较易达成谅解。第五,研究国外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发展进程中的经验教训,借鉴它们在处理现代法制与传统文化这一矛盾时的成功尝试。

  

   体制改革与部门法实践的需要

  

   改革无疑是当今中国社会生活的主题,其实质就是要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从而实现全社会的现代化发展。相对于这一目标模式,法制建设不能不具有工具主义特征。而法律与改革的接触面就是部门法的实践。正是在以上背景下,我国法律规定只能是以条文原则性较强为特色。若盲目追求法条的完备、严格、具体,则既难保确切实施,又易束缚改革手脚。例如刑法量刑幅度宽、伸缩余地大;民法目前只具通则且责任条款不十分明确,加之案件汇编制度仍不健全,判例制度还有待于考察和借鉴,所以强调法律解释和适用的客观性与归纳思维就显得尤为必要。但归纳思维所需要的事实材料,如果都由司法人员亲自去收集,显然是缺乏效率和不现实的。面对这种实践需要,法律社会学可以与各部门法学及法律实际部门携起手来进行如下方面的工作:

(1)经济体制的改革当前已进入深化阶段,市场机制的培育和市场秩序的规范已经成为困扰着中国改革的现实课题,而有份量的研究报告表明,⑴深层改革遇到的困难并非依靠某种政策技巧就能快速解开,改革在正规组织领域内至今尚未取得实质性进展。这种进展应当主要表现为组织成员的行为要有统一,明示并在现实中切实生效的规范。市场机制的全面形成和大规模运用必然有赖于超越传统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包括市场深层构造的两个要素:即包含有现代内容的财产权利体系和以合同制度为基础的相对完善的民商法规。这种对改革的重新定义固然极富指导性,但其实践过程却显然更具有艰巨性。且不说在中国可供利用的组织资源和制度借鉴极为有限,当前的改革尝试为制度创新所能提供的经验素材也很难把握。在这样的基础上不仅制定合乎需要的法规具有极大难度,即便有了这种法规,它在不均衡的动态社会条件下和多样性的改革实践中(当然对这种动态不均衡和多样性的合理意义不能夸大)怎样得到实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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