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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

更新时间:2020-12-22 22:41:39
作者: 高力克  
最革命的,最富于理想的,同时也可以说是最贵族的。伯兰德士总称尼采的思想为‘贵族的过激主义’可以算是最恰当名词,不过尼采所指的贵族,并不是传统观念上所指世袭的贵族,乃是尼采自己理想的超人。”

   在陈铨看来,尼采是第一流的思想家,他站在时代的前面,特立独行,对一切制度文化道德宗教,都要重新估定价值,必要时甚至不惜摧毁一切,来创造一个新局面。只有尼采这样的人格和他大无畏的精神,才配批评传统的道德,建设超人的新道德。陈推崇尼采崇尚战争和权力意志的道德思想:人生的意义在于实现权力意志,生活即战争。在战争中,强者才配生存,弱者自然消灭。这一淘汰的过程虽然残忍,却是不可逃避的现象。人类如果还要进步,只有靠这种淘汰的过程。然而传统的道德观念,如怜悯、同情、爱邻居、人我合一,都违反自然,压强扶弱。这样,世界不能进步,人类不能超越,人生就无意义可言。基督教道德如怜悯、仁爱、谦让完全是违反自然的“奴隶道德”,而真正合乎自然的“主人道德”,应是权力意志的伸张,强者行动,弱者服从。陈铨呼吁:“处在现在的战国时代,我们还是依照传统的‘奴隶道德’,还是接受尼采的‘主人道德’,来作为我们民族人格锻炼的目标呢?”

   林同济赞扬“尼采是生命力饱涨的象征”。在林看来,尼采的深刻意义,在于他窥破了欧洲现代文明之“颓萎”的深刻危机,即他最厌恶的“末了人”。“末了人”是末世的末流人,是一切同等化、数量化、庸俗化、享受化、不求品质、不求高度、不求卓绝独立的气概。这一切正是尼采所反对的。“尼采要倾全力以反对这个末了人世界的出现”。

   吊诡的是,尼采哲学本质上是一种“贵族激进主义”的个人主义,它鼓吹“权力意志”、“强权”、“超人”,反对国家、道德、法律,也反对民主和社会主义等启蒙价值。尽管尼采并不是一个偏狭的沙文主义者和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但其惊世骇俗的强权哲学却难逃被法西斯主义利用的命运。而战国策派宣扬尼采思想,旨在以尼采哲学的“权力意志”、“主人道德”、“超人”、战争崇拜、英雄崇拜,改造颓萎的国民精神,激发国民的斗志,重建勇猛尚武的“战国精神”,从而战胜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这样,尼采的贵族个人主义就转变为战国策派国家主义的精神元素。

   关于尼采思想的意义,陈铨在《尼采与红楼梦》的结尾中写道:“文化必须要进步,人类必须要超过,这是六十多年以前,尼采对世界人类的呼声。对于现代的中华民族,这一种呼声太有意义了。尼采的思想,固然有许多偏激的地方,他积极的精神,却是我们对症的良药。”

   战国策派建构“战国精神”的另一思想资源,是18世纪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和浪漫主义。“狂飙突进”运动因德国剧作家克林格尔的悲剧《狂飙突进》而得名,它象征着一种摧枯拉朽的思想力量,其著名代表人物为德国文豪歌德和席勒。郭少棠指出,“狂飙运动”由一个文艺思潮起步,逐渐扩展为一场社会思想运动。它继承了中古的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崇尚直觉感性和狂热情绪,它反对宗教的形式主义,批判贵族封建传统;它吸收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追求生命的力量,反对启蒙运动之机械主义、科学主义和平面的理性主义。它为浪漫主义铺路,并与启蒙思想结合成德意志理想主义,最后为尼采的非理性主义奠下重要的基础。

   伯林(Isaiah Berlin)指出,浪漫主义是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运动,它改变了西方世界的生活和思想,它是发生在西方意识领域里最伟大的一次转折。浪漫主义是原始的、粗野的,它是青春,是自然的人对于生活丰富的感知;但它也是病弱苍白的,是热病、堕落,是世纪病。浪漫主义是对启蒙运动的反动。诚如伯林所言,浪漫主义运动起源于德国,并且在那里找到了归宿。浪漫主义由哈曼肇其端,以反叛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为旨趣。“狂飙突进”运动的精神内核是浪漫主义。哈曼关于不正常的人比正常的人离上帝更近的看法,点明了“狂飙突进”运动的核心内容,传达了肯定个人自我的强烈信念。

   如果说德国浪漫主义是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叛,那么,追随法国启蒙理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自然难免与浪漫主义精神相左。陈铨盛赞“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精神,并以“狂飙运动”和五四运动相比较:狂飙运动奠定了德国文化的根基。五四运动展开了中国文化的新局面。这两个运动都有划时代的意义。德国民族第一次认识他们自己,摆脱17世纪以来的理智主义、法国的古典主义。中国民族第一次感觉时代的新潮流,推翻数千年来的传统思想。但二者的差异在于:“狂飙运动是感情的,不是理智的,是民族的,不是个人的,是战争的,不是和平的,德国民族,在政治文化外力支配之下,他们要认识自我,发展自我,摆脱一切的束缚,中国的五四运动,也有同样的目的,然而我们所走的路线,却刚好背道而驰,狂飙运动是合时代的,五四运动是不合时代的。因为合时代,所以经过一番运动,德国全国上下,生气蓬勃,努力创造,奠定新文化的基础。因为不合时代,所以五四运动以后,或者误入歧途,或者意志沉沉,或者彷徨歧路,全国上下,精力涣散,意志力量,不能集中” 。陈进而指出,五四运动不及狂飙运动的成功,原因在于五四运动的领袖未能认清时代。五四运动的第一个错误,是把战国时代认为春秋时代;其第二个错误,是把集体主义时代认为个人主义时代;其第三个错误,是误认非理智主义时代为理智主义时代。

   陈铨崇尚浪漫主义,尤推重歌德的巨著《浮士德》,将“浮士德精神”归为代表浪漫主义的一种新人生观。在陈看来,“浪漫主义运动,在西洋历史上,乃是一种新的人生观运动,浪漫主义者,他对人生的意义,有无限的追求,因为人生意义无穷,永远追求,永远不能达到,这就是浪漫主义的精神。……歌德的浮士德的态度,就是浪漫主义的态度,——他有无穷的渴想,内心的悲哀,永远的追求,热烈的情感,不顾一切的勇气。”陈进而以浮士德精神比照中国文化,批评中国数千年以来贤人哲士“乐天安命”、“知足不辱”、“退后一步自然宽”的教导。他强调,浮士德的精神是动的,中国人的精神是静的;浮士德的精神是前进的,中国人的精神是保守的。在现今生存剧烈竞争的战国时代,中国最需要努力奋斗、不顾一切的精神。而浪漫主义者无限的追求,更可予中国静观的哲学以根本纠正。

   “战国策”思潮是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法西斯主义的回应,它具有强烈的强权崇拜和崇武尚力的右翼倾向。尤有进者,除了推崇尼采,有人甚至鼓吹希特勒精神。何永佶公然宣扬:“我们如求怎样立身立命,不可不读希特拉的《我之奋斗》。不管他对不对,他的种种行动,我们不赞成,希特拉之所以能有今日,完全因为他有很坚强的‘使命’和‘天召’之意识。”

   “战国策”思潮具有浓厚的战时意识形态的特征。战国策派鼓吹的“战国时代的重演”的历史形态理论、穷兵黩武的“列国酵素”、尼采“权力意志”的超人哲学、“狂飙运动”的浪漫主义、国家崇拜、战争崇拜、英雄崇拜、浮士德无限追求的新人生观,以及其以狂飙运动对五四运动的批判,表征着抗日战争和世界大战时期中国国家主义的右翼激进化,其“战国文化”具有强烈的反启蒙和反伦理的色彩。

  

德意志浪漫主义的派生物

   以赛亚·伯林将民族主义归为浪漫主义反叛的派生物。这当然首先指德国而言,德国是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的故乡。伯林指出:“第一批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德国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证:受伤害的文化自豪感与一种哲学和历史幻象结合在一起,试图消弭伤痛并创造一个反抗的内在中心。”伯林强调,民族主义是民族意识的一种“发炎红肿”的状态,导致民族主义发生的通常是创伤感,是某种形式的集体耻辱。日耳曼的事例即如此,因为他们一直处在西欧伟大复兴的边缘。这无论对个人还是社会而言都是一种最具伤害性的体验。

   “压弯的树枝”也许是对民族主义的最形象和最深刻的概括。在伯林看来:“民族主义的兴起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这是一种从外族统治下解放出来之后自发的心理伴生物,就像席勒的‘压弯的树枝’理论所说的,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民族个性的社会受到压迫和屈辱时自然生出的反应。”民族主义是饱受压迫屈辱的弱小民族对外族侵凌压迫的反抗,一如“压弯的树枝”,压迫愈深,反弹愈烈。

   在20世纪中国国家主义的演变中,梁启超、醒狮派和战国策派代表了三个时代,他们都以德意志国家主义为灵感的源泉。随着民族危机的深化,中国国家主义思潮经历了一个右翼激进化的过程。德国国家主义具有国家有机体论、国家至上、威权主义、全能国家、反个人主义、反启蒙主义等特征,这些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在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中听到回响。晚清梁启超取资伯伦知理的国家理论,建构了其“新民说”的国民民族主义,从而揭示了中国文明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主题。“五四”后兴起的醒狮派的国家主义,主张“内求本国之进步,外御异族之侵凌”,反对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具有调和国家主义与自由主义及启蒙传统的倾向,其德国思想资源主要来自“国家主义之父”费希特的国家学说、李斯特和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但其摒弃了具有攻击性的尼采超人哲学和日耳曼军国主义、沙文主义。抗战时期的战国策派则从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尼采超人哲学、狂飙运动、浪漫主义和歌德《浮士德》中吸取灵感,旨在建构重力轻德的“战国文化”和“战士精神”,具有强烈的反启蒙的非理性主义和强权主义色彩。

   尼采在现代中国的命运颇堪玩味:五四启蒙者倡言尼采的贵族个人主义而实行伦理革命,追求个人的解放;醒狮派揭橥国家主义而摈弃尼采主义,以剥离国家主义与强权主义的联系;战国策派则取尼采超人哲学补国家主义,以改造“大一统文化”而建构新“战国文化”。如果说新文化人为启蒙而倡尼采,旨在以个人的尼采实行伦理革命;那么,战国策派则为救亡而倡尼采,意在以民族的尼采实现国家复兴。明乎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与五四新文化人同好尼采的战国策派,会批评五四运动的个人主义思潮。

   毋庸置疑,国家主义先天具有反启蒙主义的倾向,它表征着德法文明的深刻冲突。诚如格奥尔格·G.伊格尔斯(Georg G.Iggers)所言:“德国政治民族主义是在法国革命战争和拿破仑胜利之后反对法国统治德国的斗争中兴起的,这一斗争增加了德国政治思想中的反启蒙运动倾向。” 这样,取资德国民族主义的中国国家主义思潮亦难免其反启蒙主义色彩,这尤其表现为中国国家主义愈演愈烈的右翼激进化倾向。无独有偶,被战国策派批评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亦为一场深受法国启蒙运动影响的思想革命。战国策派以德国狂飙运动批判五四运动,适与德国浪漫主义对法国启蒙运动的反叛,一脉相承。

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的关系,是西欧民族主义和德国民族主义的分水岭。郭少棠指出,民族国家的建立应包括三个阶段:民族的解放、民族的统一和民权的建立。以建立民族国家为宗旨的民族主义,亦应包括这三个阶段的目标。在西欧现代史上,民族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密切,法国大革命刺激起欧洲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政治运动。在民族国家成长的第一阶段,个人的解放与民族的解放往往并行不悖。当民族国家完成统一的第二阶段之后,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仍待解决,民权的发展成为民族国家成长的第三阶段,它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的关系。若两者协调支持,则统一的民族国家尊重自由价值的机会很大,此以英法模式为代表。若两者貌合神离,统一的民族国家则难以实现自由主义的价值,此以德国类型为代表。西欧式自由主义经启蒙思想和法国大革命传入德意志,一直无法在帝国政治文化传统的土壤上生根。在1848年革命中,领导革命的自由主义者无法一并解决自由民主与民族统一的问题。革命失败以后,民族主义转而为保守主义势力所控制。这是德意志民族国家成长的悲剧。(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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