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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力克:中国现代国家主义思潮的德国谱系

更新时间:2020-12-22 22:41:39
作者: 高力克  
未几而全国风行。所以国家主义是被压迫民族之自然反应的结果。”

   陈启天则崇尚费氏所推行的国家主义教育,将其归为德国崛起的原因所在:“当一八〇七年普败于法,菲斯的(Fichte)欲以教育上的国家主义再兴德国,而普国国家学校制度完全成立。教育经费由国家担任,学校事务由国家经营,以求教育可完全普及,此非以传教为目的之教会学校与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的私立学校所能办到。日本仿效德国,以教育为国家的任务,而采用极端的中央集权制度;虽偏于整齐划一,而非如此不足有造于日本的崛起,可与列强并驾齐驱”。

   醒狮派对德意志国家主义的亲睐,源于德国崛起的“后来者居上”的精神感召,国家主义被归为德国的自卫之道和富强之道。19世纪,德国藉国家主义凝聚民族而完成国家统一,并以其国家主导的发展模式和国家社会主义的经济社会政策,迅速完成国家统一和工业化而跻身欧洲列强,至20世纪初更是赶超英国而成为欧洲头号强国。因而,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模式对于寻求民族复兴的中国国家主义者来说具有无与伦比的吸引力。

   在德国现代化史上,国家主义伴随着德国的崛起。在德国国家主义的演进中,哲学家费希特和经济学家李斯特、瓦格纳的思想一脉相承,而“铁血首相”俾斯麦则将国家主义成功运用于其建立由普鲁士领导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大业之中。弗里德里希·李斯特(Freidrich Liszt)是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他以主张与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相左的国家干预和贸易保护主义而著称,其理论对促成德意志关税同盟的建立和推动德国的经济统一及工业化贡献甚伟。阿道夫·瓦格纳(Adolf Wagner)是19世纪德国最著名的财税学家、社会政策学派财政学的集大成者,他关于国家具有发展文化教育和增进社会福利之功能的“社会国家”理论,对于德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影响深远。

   李璜对费希特、李斯特、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理论和“铁血首相”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推崇备至。他指出:“最早提倡国家主义的德国哲学家非斯特(Fichte 1762—1814)便主张以国家这个机体来实现社会的正谊。他所谓两种社会上的正谊,即是经济上的平等与精神上的平等。……他做了《告德国国民书》这本书,对于德意志国的统一影响很大。而且便是国家社会主义的导师。”关于李斯特的经济学理论,李璜强调:“李斯特(List)是国家经济(economie nationale)的提倡者。德意志一八三四年的统一关税,实行保护政策,便是实现他二十余年所坚持的主张。他所主张的根本的意思是:‘一国经济权不能独立操纵,便算不得独立的国家。’……前一条便是收回关税,后一条便是保护贸易。中国今日的经济政策尚有更重要于此者的吗?”李璜进而介绍瓦格纳的财税学理论:“华格楼尔(Wagner)所谓国家社会主义的两件事:即以国家能力去用资产者的钱来抬高工人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去用抽税的方法以免财富集于少数之手。至于在生产方面,则由国家专以公利为标准,而来经营林、水、路、矿诸大实业,而以其他小实业俾国民自由经营,以便尽分工合作的能事。这种主张在德国立刻得着俾斯麦克的赞成,而实现于其社会政策上面,由国家提倡企业,为工人设保险机关,使德国工业发展有一日千里之势,而德国工人生活亦较他国为抬高数倍”。

   在欧战后的反帝语境中,醒狮派在阐扬国家主义理论的同时,也对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尼采强权哲学进行了批判,以为国家主义正名。关于国家主义和军国主义之关系,曾琦强调,国家主义有时演变为军国主义,这是其流弊而非其本身之罪。军国主义之发生,有其必需之条件:精神方面,须有主张强权之学说和歌颂战争之学说;物质方面,生活必需品和工业原料品缺乏。德国即先具备上述条件而后有军国主义之发生。对于尼采强权哲学,曾指出:“尼采之‘超人哲学’,主张世界上惟强者有‘生存权’,弱者应归淘汰,实大足以养成军国主义。……尼采之所谓超人,非吾国之所谓圣人,乃指智识超越而孔武有力者也。彼主张弱者堕地,应再践之以足,而不应援之以手。且反对耶稣之倡博爱,谓为‘奴隶道德’。此种极端的强权学说,在德国已普遍化而成为国民性。德人咸自命为‘天之骄子’而以‘征服弱国’、‘统一世界’为德人应负之使命”。

   陈启天以“新国家主义”为中国的国家主义冠名,以区别于欧战中德意志帝国的国家主义。他强调:“所谓新国家主义者与向之国家主义迥异。在消极方面与帝国主义、武力主义、夸大、狂溺仇恨等主义、宗教主义、无抵抗主义、顽固主义相反;而在积极方面与世界主义、人道主义、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国家主义、个人主义、平民主义相辅而为其基础也。”陈的“新国家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并试图调和世界主义、个人主义、民主主义诸启蒙运动的现代价值。

   醒狮派的国家主义对德国国家主义的借鉴,主要接受了费希特的抵抗型民族主义和李斯特、瓦格纳的国家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俾斯麦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表达了其振兴民族、追求国家独立和富强的强烈政治诉求。而他们对德国式的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尼采的强权哲学,则持相当的警觉和批判态度。同时,醒狮派也反对来自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其国家主义立场无疑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天然敌人。国家主义者反对其国家至上的右翼立场,使其最终滑向了威权主义。

  

战国策派的国家主义

   在抗日战争的烽火年代,西南大后方知识界兴起了一股“战国策”思潮。1940年4月,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留美派教授林同济、陈铨、雷海宗于昆明创办《战国策》半月刊,“战国策派”由此得名。1941年12月,林同济等人又于重庆《大公报》开辟《战国副刊》。其时在这两刊上撰文的还有贺麟、何永佶、郭岱西、沈从文等学者。“战国策派”主要成员有林同济、陈铨、雷海宗、贺麟等人。

   “战国策”思潮是中国民族危机空前深化的产物。面对日本侵凌的亡国灭种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惨烈国际局势,战国策派对中国历史文化和人类文明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其目标在于战时文化之重建。大战中的“战国策”思潮再次乞灵于德国思想,他们从费希特、斯宾格勒、尼采、歌德的思想和狂飙运动、浪漫主义中吸取灵感,进而寻找中国救亡和复兴的精神力量。

   战国策派的基本主张,是建基于“文化形态史观”(或“形态历史观”)的“战国时代重演论”。林同济的“文化形态史观”主张:“在过去历史中,凡是自成体系的文化,只须有机会充分发展而不受外力中途摧残的,都经过了三个大阶段:(一)封建阶段,(二)列国阶段,(三)大一统帝国阶段。”雷海宗认为,人类历史虽多元发展,然而其历史进化之大步骤的共同点,则构成了历史的形态。各种文化的发展,都经历了封建时代、贵族国家时代、帝国主义时代、大一统时代、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五阶段。雷的历史形态论与林的大同小异,不同之处,是雷将“大一统帝国阶段”分为“帝国主义时代”和“大一统时代”,并在其后增加了“政治破裂与文化灭亡的末世”。

   林同济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战国时代的重演”,“我们须要‘倒走’二千年,再建起‘战国七雄’时代的意识与立场”。雷海宗亦认为,今日欧美在重演商鞅变法以下的战国历史或罗马与迦太基第二次大战以下的地中海历史。欧美历史的最后归宿也必为一个大一统帝国。

   在林同济看来,中国文化处于两千年来大一统皇权阶段,而西方文化则处于列国阶段的高峰,即战国时代。列国阶段是一切文化体系最活跃、最灿烂、最紧张而又最富创造性的阶段,它产生了“个性的焕发”和“国命的整合”两大思潮。个性潮流代表“创造冲动”,国命潮流代表“秩序要求”,两者相克相成。中国百年来的基本问题,是为求适应西方文化以新生的难产。难产的原因,归根结底在于“大一统文化”与“列国文化”的深刻冲突。西洋问题的核心,是如何调剂其五百年来列国阶段内个性焕发与国命整合两潮流的激荡,其病在“活力乱奔”。中国问题的核心,则为如何起治二千年大一统皇权下官僚传统之僵化的积弊,其病在“活力颓萎”。因而,“救大一统文化之穷,需要‘列国酵素’!” 而“列国酵素”最丰富的渊源,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洋;其最亲切的渊源,则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

   林同济认为,民族主义是任何文化演进到列国时代的产物。民族主义源于一种原始的种族观念,后来因列国时代之个人意识和政治组织两个伟大潮流的洗礼,而形成了一种富有自觉性和组织性的民族主义。在列国时代,由于个人意识的伸张运动,逐渐而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提倡;由于政治组织的强化运动,逐渐而有国家主义、国家极权的努力。这两个运动相克相成。19世纪中叶为西洋列国时代两大潮流的分界:前乎此,个人主义优越;后乎此,集体主义抬头。林预言,20世纪可能是“大战的世纪”,即“大争之世”。极权国家的诞生是大战的另一面。“大争之世”将导致“大力国主义”之超级国家的诞生,它或许是德国日本的胜利,或许是美国的胜利。

   林同济和雷海宗的“历史形态学”源于德国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的历史哲学。斯宾格勒是文化形态史学的创始人,他以1918年出版的惊世骇俗的《西方的没落》而闻名遐迩,其文化形态史学主张文化演化的周期性,即历史形态,具有强烈的历史循环论和宿命论色彩。林同济和雷海宗皆为斯氏历史哲学的信奉者,雷氏1930年代曾于清华大学历史系讲授斯氏的《西方的没落》,并借鉴斯氏学说建构了其中国历史体系。林同济指出:“历史形态学或统相学是利用一种综合比较方法来认识各个文化体系的‘模式’或‘形态’的学问。……斯宾格勒曾应用这方法写出他的《西方的没落》的杰作。”林借用斯宾格勒的历史形态学方法阐释春秋战国以迄秦帝国的中国古代历史,建构了“春秋—列国—大一统”之“历史形态”模式,从而赋予其普适性的文明史形态的意义,以凸显世界大战之“大战国时代”的历史意义。历史形态学的“战国时代论”以一种更激进的形式,揭示了中国文明从“天下”到“国家”的历史主题。

   新战国时代需要与之相应的伦理改革。林同济进而倡言以“忠”为本的“大政治时代的伦理”。他强调,现代世界是一个竞争的大政治时代,竞争的依据最重要的是“力”,而不是“法”与“德”。竞争的单位,最主要的、最不可缺的、最有效的是国家,而不是个人、家庭、教会或阶级。最主要的竞争是国力与国力的竞争。在此种以全体化国力为竞争单位的世界,最重要的是每个人民都要成为国家有机体的一份子。个个“人民”都得练成一个得力的“公民”。公民伦理,“忠为百行先”。“一切的公德,一切的政治德行之中,忠为第一。……大政治时代的忠,绝对忠于国。惟其人人绝对忠于国,然后可化个个国民之力而成为全体化的国力。忠是国力形成的基础,形成的先决条件”。林并不讳言以国家利害为标准的“大政治时代伦理”的“反伦理”倾向。

   战国策派之战时文化重建的目标,是反思和改造中国文化传统的积弊,建构新战国时代的“战国文化”和“战士精神”。其文化重建的重要步骤,是引入尼采思想来改造中国文化精神。

文学家陈铨为德国克尔大学博士,主攻德国文学和哲学及中德文学比较研究。陈为尼采超人哲学的大力宣扬者,他撰写了《从叔本华到尼采》一书,并在《战国策》等刊发表《尼采的政治思想》、《尼采的道德观念》、《尼采与红楼梦》等介绍尼采思想的系列文章。陈指出:“假如战争是人类进化不可少的工具,那么民主政治和社会主义,自然不适于战争,得不着尼采的同情。至于现代国家,政治的组织,法律的规定,使天才不能发展,领袖不得自由,在尼采看来,也在推翻之列。尼采的政治思想,可以说是近代政治思想家中,最前进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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