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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更新时间:2020-12-22 20:50:46
作者: 何忠礼  

   这种情况并不仅仅出现在卢多逊一人身上,一般被贬官员也大多如此。著名文学家王禹偁(954—1001)曾贬居商州(陕西商县),苏轼(1037—1101)曾贬居黄州(湖北黄冈)。从两人在谪居期间所作的诗篇,同样可以看出他们在那里的生活也称得上悠闲自得,否则哪里会有“数声猎猎酒醺醺,斫上高山入乱云。自种自收还自足,不知尧舜是吾君”等诗篇和自称“东坡居士”的雅号。

   元祐八年正月,宰相吕大防及有关官员告诉哲宗:“前代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唯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此宽仁之法也。”此言虽与事实稍有不合,但罪止流放以外,对知识分子特别是士大夫不施徒刑和肉刑却是事实。据侯延庆《退斋笔录》载:

   神宗时,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確奏知。上曰:“昨日批出斩某人,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上曰:“此事何疑?”確曰:“祖宗以来未有杀士人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便做不得一件!”惇曰:“如此快意事,不做得也好。”

   宋朝不仅对士大夫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就是对一般读书人和知识分子,也能“待之以礼”。据朱熹从父朱弁回忆:

   予在太学时,见人言,仁宗时蜀中一举子献诗于成都府某人,忘其姓名,云:“把断剑门,烧栈阁,成都别是一乾坤。”知府械其人付狱,表上其事。仁宗曰:“此乃老秀才急于仕宦而为之,不足治也,可授以司户参军,不厘事务,处于远小郡。”其人到任不一年,惭恧而死。

   以上所举例子,可能比较极端,真实性还有待进一步考证,但在整个宋朝,朝廷不仅对士大夫而且对一般知识分子基本上做到不杀不辱,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却是事实。例如,建炎元年八月,太学生陈东和乡贡进士欧阳澈因上书言事而惨遭杀害。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对此作了自我批评,下诏为两人平反赠官,并对臣僚言:“始罪东等,出于仓卒,终是以言责人,朕甚悔之。今方降诏求言,当令中外皆知此意。”绍兴四年十月,高宗再次下诏:“故赠承事郎陈东、欧阳澈并加赠朝奉郎、秘阁修撰,更与恩泽二资,赐官田十顷。”他说:“朕初即位,昧于治体,听用非人,至今痛恨之,虽已赠官推恩,犹未足以称朕悔过之意。可更赠官、赐田。虽然死者不可复生,追痛无已。”作为一个帝王,因为杀了两名知识分子,一再进行自责,使用“朕甚悔之”“昧于治体”“至今痛恨之”等用语,并努力加以补救,也可谓是史无前例。元代史臣以为:“建炎而后,土宇分裂,犹能六主百五十年而后亡,岂非礼义足以维持君子之志,恩惠足以固结黎庶之心欤。”赵宋最高统治者的这种态度,无疑强化了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结 语

  

   宋朝最为后人诟病的是其军事力量弱小,因而在与辽、金、蒙(元)战争中屡遭失败,不断签订丧权辱国的和约,最后为元朝所灭亡。今天的宋史研究者,由此多将宋朝军事力量不强的原因主要归结于长期推行“重文抑武”这一基本国策所致。这个观点,虽然有一定道理,却有些偏颇。因为这仅仅看到宋朝自身的原因,而没有看到众多的外部原因。

   那么,宋朝军事力量不强的外因是什么?

   第一,五代时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以后,使刚刚建立起来的北宋一开始便失去了阻挡“胡马南牧”的屏障,不断产生边患。

   第二,终宋之世,今青海、甘肃、宁夏、内蒙古和四川西部的大片土地,皆落入吐蕃和西夏之手,从而断绝了西北方战马的主要来源。在冷兵器时代,骑兵的强弱,往往会影响到战争的结局。宋朝多次被辽、金、西夏等国打得大败,无不与骑兵弱小有关。

   第三, 宋朝先后遇到的对手契丹、女真和蒙古,与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比较,有很大不同:一是匈奴、突厥皆为草原民族,他们入侵汉人聚居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掠夺子女玉帛和粮食,所以汉、唐可以借“和亲”和赠送财物阻止其深入。可是契丹和女真在崛起以后,由于受到中原先进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已部分走向定居。蒙古在征战金朝的过程中,也汉化日深。所以这三个民族的统治者都怀有入主中原、统一全国的雄心,仅靠“和亲”和赠送财物,已经起不到使其退兵的作用。

   第四,匈奴、突厥上层后来都发生严重分裂和内乱,给汉、唐政府以各个击破的机会。但契丹、女真和蒙古贵族内部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对全局有影响的分裂,故宋朝对他们始终无隙可乘,这也是宋朝的不幸。

   宋朝军事力量不强,外部环境恶劣,边患又特别严重,但立国时间却长达320年之久,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国祚最长的一个朝代。“靖康之变”,宋朝虽然失去了淮河到大山关以北的大片土地,但仍然控制着两浙、两淮、江东西、福建、江西、四川、荆湖南北、两广诸路的200余个州郡,使那里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继续得到发展。蒙(元)铁骑南下后,在不足20年的时间里,先后灭亡了军事上曾对宋朝构成严重威胁的西夏和金,并不断对宋进行挑衅。端平元年(1234),南宋入洛收复三京之师遭到蒙古军队的伏击而失败,从此蒙军断断续续地发动了对南宋的战争。南宋军民为了保卫自己的国家,与这个军事力量空前强大、令西方人也“谈蒙色变”的蒙古铁骑进行了长达45年之久英勇顽强的战斗,直至崖山之战失败,才最终落下帷幕。

   笔者所以不厌其烦地讲述上面这段历史,就是要说明一点:从历史上看,尽管宋朝在军事上内外不利因素很多,却能长期抵御外族入侵,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与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和众多知识分子深厚的家国情怀密不可分。这种“共治”意识和家国情怀,形成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这种文化软实力又化作南宋军民不屈不挠的浩然正气和忠君爱国的核心价值观,他们为了保卫国家甚至最终献出自己的生命。

   当然,以士大夫为主体的宋朝知识分子也有优劣之分,不能一概而论。他们当中的某些人也存在着知识分子最容易产生的毛病,即能说不能做的“清谈”作风、党同伐异的朋党习气,口是心非的恶劣行径。至于贪污腐败、徇私枉法者,也不在少数。虽然这些并非宋朝知识分子的主流,但在此也必须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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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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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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