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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更新时间:2020-12-22 20:50:46
作者: 何忠礼  
拒绝征召,不愿投奔元政权的士大夫,也包括因为敌我力量悬殊,被迫弃城逃跑的一部分士大夫。他们虽然没有选择为国捐躯,但很多人转身于学术研究,在其著作的字里行间,无不寄托了对故国的哀思,并为传承中国优秀文化和宣扬爱国思想作出了贡献。著名学者王应麟(1223—1296)、黄震(1213—1280)、胡三省(1230—1302)等人,可以视为其中的代表。

   王应麟终官礼部尚书。元军逼近临安府时,逃归故乡庆元府鄞县(浙江宁波鄞县)。在隐居的22年间,将其平生所学全身心地浸淫于著述之中,据《宋史》本传所载,其所撰著作有23种之多,传至后世的尚有《玉海》《困学纪闻》《小学绀珠》《姓氏急就篇》《四明文献集》《通鉴答问》《汉制考》等15种。多数人认为,著名的启蒙读物《三字经》也出自他之手。由于王应麟的辛勤耕耘,为后世保存了大量优秀的中华文化,也变相保存了华夏国祚。故南宋虽亡,中国并没有亡。

   黄震终官直宝章阁、浙东提举常平。德祐二年(1276)春,临安沦陷,黄震见国事已不可为,便自绍兴府逃归,隐居于鄞县宝幢山下。为躲避元朝征召,“誓不入城府,所居日湖图籍、器物,争掠取亦不问”。对于黄震在此后五年的隐居生活,同为遗民的谢翱赋诗记载,有云:“甬东寺里逢陈若,双袖龙钟行带索。问知黄公旧避逃,宝幢山下坐丛薄。日惟一食祷先灵,不愿拾得不死药。仰天呼号得正终,一往不复至城郭。公初著书女立旁,公死母亡家濩落。”读后令人动容。黄震一生著述较多,流传至今的有《黄氏日抄》《古今纪要》《修史传》《古今纪要逸编》四种。在《古今纪要逸编》(又名《理度二朝纪要》)中,黄震总结南宋“致变”亦即灭亡的原因,作为惨痛教训留给后人。书中不时发出“尚忍言之,痛不忍言而言之”,“国事遂有不忍言者矣” 等慨叹,表现了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亡国遗恨。

   胡三省终官奉议郎、知江陵尉。德祐元年正月,随贾似道北上抗元,师溃,间道归故乡宁海(今属浙江)。在胡三省的著作中,以《资治通鉴音注》(97卷)最负盛名。该书初成于南宋末年。德祐二年,浙东兵乱,书稿全失,遂发愤重新著述,直到至元二十二年(1285)才再次撰成。书中,对故国的怀念,也与黄震一样,溢于言表。如《新注资治通鉴序》写道:“世运推迁,文公儒师,从而凋谢。吾无从而取正,或勉以北学于中国。嘻,有志焉,然吾哀矣。”反映了他对元朝的不满。序文最后,不书“至元”年号,而书“旃蒙作噩”(即乙酉年),也有深意。注中凡称宋,皆曰“本朝”或“我宋”,所释地名,皆用宋朝州名,唯在卷197对盖牟城的注释,作“大元辽阳府路辽东城下”。说明即使入元近10年以后,胡三省仍以宋遗民自居,拒绝承认有元为正统。

   另一类,是在蒙(元)军队大规模围攻下,眼看前途无望,或城破被执,为苟且偷安,又受到高官厚禄引诱,投降并出仕元朝的士大夫。从历史记载来看,这类士大夫的人数虽比前面提到的第一类士大夫为多,但比第二类士大夫要少得多。他们中的极大部分人,自知大节有亏,心生愧意,此后便默默无闻终身,死心塌地追随元政权的人只是少数。

   当然,也不排除有主动投靠蒙(元),出卖民族利益,为虎作伥的士大夫。不过,这种人可以说少之又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综上所述,宋代士大夫的表现,或者在施政过程中关心民瘼,或者不顾个人安危,敢于反对帝王的腐朽性和非礼行为,或者在外族入侵的生死存亡关头表现出爱国言行,都值得后人敬仰。从中可以看到,他们热爱的是宋朝这个国家,不是帝皇,帝皇只是作为国家的象征才得到崇敬而已。对此,我们不妨通过一件事进一步加以印证:孝宗死时,光宗因患心病,拒不主持丧礼,造成政局不稳,社会动荡,“朝士有潜遁者,近倖富人,竟匿重器,都人皇皇”。在赵宋国家遇到巨大危机的时刻,乾道二年(1166)进士、同知枢密院事赵汝愚(1140—1196)在征得太皇太后同意后,毅然联合外戚韩侂胄、宗室赵彦逾等官员,强迫光宗“内禅”嘉皇赵扩(宁宗)为帝。这场所谓的“内禅”,实质上是在合法外衣掩盖下的宫廷政变。当时,赵汝愚考虑的不是如何向光宗“尽忠”,而是如何维护赵宋国家的安定。这个举动,与前面监察御史方庭实所说“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完全相一致,都是士大夫“共治”意识的具体表现。

   宋代士大夫的这种“共治”意识,增强了他们对国家的热爱和责任感,产生了深厚的家国情怀,使宋政权有了比较强大的向心力。

  

   宋代士大夫“共治”意识形成的原因

  

   那么,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是如何形成的?笔者认为,这恐怕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深受儒家思想的教育,以忠君爱国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在部分士大夫中已经深入人心。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宋代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最为高涨。北宋神宗朝(1068—1085),“以道德名世”的学者张载(1020—1077),针对当时的国情,向知识分子提出了一个崇高的历史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番掷地有声的话,在宋代知识分子中引起了强烈共鸣。朱熹(1130—1200)说,“此道自孟子后千有余岁,若天不欲此道复明,则不使今人有知者。既使人有知者,则必有复明之理。”南宋后期状元丞相文天祥(1236—1283),也不忘将此话写入其殿试策中,并表明要“以一不息之心充之”。文天祥的同榜进士、两人因气节相似而有“文谢”之称的谢枋得(1226—1289),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认为,张载的这一教导,“正在我辈人承当,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文之士,皆大言无当也。”

   论者或问,张载在当时既非特别著名的儒家学者,也谈不上是朝廷重臣,此话因何能够获得如此热烈的响应?这当与宋朝从立国之日起就重视儒学、不断表彰忠义和孝道有关。在学校教学和科举考试中固不待言,就是在各种史书典籍、法律条文、乡规民约、治家格言、启蒙读物、话本小说、民间故事、祠堂祭祀中,也都无不渗透着儒家的道德观。

   地方官下车伊始,必定要将修贡院、兴学校、教化百姓、祭祀先贤作为先务。除州县官外,致仕官员、乡绅、学者和塾师,也都会投入各种教化活动之中。由于孔孟思想对知识分子的长期熏陶,使得以忠君爱国为导向的核心价值观逐渐深入人心,贪污腐败、巧取豪夺、不顾名节的行为受到鄙弃。他们在和平年代,对民生、对社会常常会竭尽其力,以不辜负平生所学;一旦国家有难,勇敢者挺身而出,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文天祥在就义前,作绝笔赞云:“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充分表明了他所以慷慨就义,就是为了实践孔孟“成仁”“取义”的教导。懦弱者,也保持了一定的气节,他们赋诗明志,隐居不仕,誓不做“贰臣”。

   二是宋代科举既选拔了人才,又收拾了士心,进一步养成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

   前面已经提到,改革后的宋代科举,因为科场条制严密,取士公平,所以深得赞誉。故欧阳修以为:

   窃以国家取士之制,比于前世,最号至公,盖累圣留心,讲求曲尽。以谓王者无外,天下一家,故不问东西南北之人,尽聚诸路贡士混合为一,而惟材是择。又糊名、誊录而考之。使主司莫知为何方之人,谁氏之子,不得有所憎爱薄厚于其间。故议者谓:国家科场之制,虽未复古法,而便于今世,其无情如造化,至公如权衡,祖宗以来不可易之制也。

   通过科举改革,宋代不仅做到了公平取士,还于开宝二年(969)、绍兴二十七年五月,先后下诏为远方寒士提供“往来给券”或“仍给口券”的优待。凡经过一次省试的举人,可以免除个人的差役负担,并享受“公罪听赎”的法律待遇,对多次应举不第的举人,则赐予特奏名进士。从仁宗嘉祐四年(1059)起,奏名进士在殿试中不再被黜落,只是录取名次有所不同而已。至于进士出身者入仕后,比以恩荫出身的官员升迁更为快捷。如此等等,都无不为贫苦出身的优秀知识分子踏上仕途,从而改变自己命运铺平了道路。如前文提到的太宗朝名相张齐贤,自幼“孤贫”。仁宗朝名相杜衍,是个遗腹子,“其母改适河阳钱氏”,“乃诣河阳,归其母。继父不之容,往来孟、洛间,贫甚,佣书以自资”。著名政治家范仲淹及第前的处境,与杜衍十分相似。《救荒活命书》作者董煟,也是个晚年才得志的穷书生。如果生活在同样以科举取士的唐代,这些人根本就没有考取进士的可能,他们对国家也不会有多少感情。唐末黄巢大起义,落第进士纷纷前往投奔,就是一个明证。

   孟子有言:“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在中国历史上,向有“士为知己者死”的传统,宋朝科举制度中采取的种种措施,使广大知识分子尤其是贫困家庭出身的子弟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和梦想,这些都有利于其“共治”意识和家国情怀的养成。

   三是最高统治者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强化了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宋代是中国封建社会里知识分子最自由、最受国家尊重的时代。据史籍记载,建炎元年(1127)七月,被俘虏北去的徽宗,命返回南宋的图片门宣赞舍人曹勋寄语高宗:“艺祖(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官,违者不祥。”后来,陆游在《避暑漫抄》中对此作了更加详细的记载,其谓:

   艺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门钥封闭甚严。因敕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靖康之变,金人入庙,悉取礼乐祭祀诸法物而去,门皆洞开,人得纵观……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一云: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至建炎中,曹勋自北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某处,恐今天子不及知云云。

   今天某些学者对曹勋所言“誓约”的真实性,颇多怀疑,有人认为,誓碑之事,纯属子虚乌有,是根本不存在的,实为高宗和曹勋“共同编造”的谎言。但是,曹勋明确指出,宋朝从立国之初起就有誓碑这件事,是徽宗亲口对他说的,后来又被曹勋收入其文集当中,这与一般小说家仅凭道听途说有所不同。言其为曹勋与高宗“共同编造”的谎言,实为臆测之词。试问,两人编造这个“谎言”的目的何在?难道高宗要借此捆绑自己的手脚不成?至于以宋代偶然也有杀戮之事发生,以证明“誓约”之伪,那是犯了绝对化的毛病。正如先师徐规教授所说:“所谓‘不杀’,决非绝对不杀,这是无毋多论。”因此,要想彻底否定“誓约”的存在,尚缺乏确凿的证据。退一步说,即使没有这块誓碑,不轻易诛杀以士大夫为主体的知识分子,已为无数事实所证明。别的姑且不论,就以宰相而论,唐朝宰相先后被杀者达二十余人,包括谏官在内的一般士大夫,更是动辄遭到杀戮。可是在宋朝,没有一个宰相和谏官被杀(最严重的不过是流放)。即使是一般知识分子,被杀的也极为罕见。再以贬官流放而言,也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在为数不多被流放的宰相中,太宗朝的卢多逊(943—985)是其中的一位,因卷入了当时的政治斗争,于太平兴国七年(982)四月被流放到崖州(海南三亚崖城镇)。卢多逊远离京师,僻居海南一隅,从一个宰相沦为一个迁人,政治上的失落感和心理上的痛苦不难想见。但是,其流放生活却颇为自适,从卢多逊所作的《水南村》一诗中可以看到这一点。诗云:

   珠崖风景水南村,山下人家林下门。

   鹦鹉巢时椰结子,鹧鸪啼处竹生孙。

   渔盐家给无虚市,禾黍年登有酒尊。

远客杖藜来往熟,却疑身世在桃源。(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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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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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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