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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更新时间:2020-12-22 20:50:46
作者: 何忠礼  
凡民所失,悉奏除之”。薛奎改官知莆田县,奏免当地自五代以来的咸鱼、蒲草钱等苛捐杂税。在知成都府时,当地有民妇诉子不孝,其子声言因穷无力赡养。薛奎便以己俸赠予,“与之戒曰:‘若复失养,吾不贷汝矣!’其母子遂如初”。此外,他平反冤狱多起。乍看起来,薛奎并没有做出惊天动地的事迹,但作为一个地方官,能处处考虑到百姓的利益,实难能可贵。

   杜衍(978—1057),越州山阴人(浙江绍兴),大中祥符元年(1008)进士第四名。历任知县、知州、都转运使等地方官。每到一地,都以澄清冤狱、减轻农民负担、打击富商大贾猾吏为己任,深受百姓爱戴。同时,对于仁宗十数次的“内降恩”,都搁置不行,仁宗对他也无可奈何。杜衍后来虽官至宰相,但“清介不殖私产”,致仕后“退寓南都凡十年,第室卑陋”。卒前,“戒其子努力忠孝,敛以一枕、一席、小圹庳冢以葬”。

   龚茂良(1121—1178),福建莆田人,绍兴八年登进士第。出任江西运判兼知隆兴府时,适逢江西连年大旱,高宗派其前往推行荒政。茂良首先命郡县免去农民历年积税,禁止地主追捕逃荒农户,并发廪赈赡饥民。时疫疠大作,又派医生治救,“全活数百万”。稍后,茂良对高宗道:“潢池弄兵之盗,即南亩负耒之民。今诸郡荒田极多,愿诏监司守臣条陈募人,从便请耕,民有余粟,虽驱之为寇,亦不从矣。”他认为,贫穷和饥饿是使农民变成强盗的根本原因,提出发展农业生产,改善农民生活,以防止民变的发生,将以民为本和维护封建秩序有机结合。

   林大中,婺州永康(今属浙江)人。通过在太学苦读,登绍兴三十年进士第,授官知抚州金溪县。上任不久,“郡督输赋急,大中请宽其期。不听,纳告敕投劾而归”。一个刚刚由科举踏上仕途的人,为了抗议州郡官员督赋之急,竟宁愿挂冠而去,这种情况可以说少有其匹。复职后,迁守侍御史兼侍讲,又多次为百姓沉重赋税负担请命。“江浙四路,民苦折帛和买重输”,经过大中上疏,力言其弊,“朝廷以其言,为减所输者三岁”。

   董煟(?—1217),江西鄱阳人,绍熙四年(1193)进士。出任知温州瑞安县(今属浙江)时,适逢当地发生严重灾荒,董煟通过赈济、赈粜、赈贷等措施,使流民得到安置,灾民得以救济。稍后,又根据救荒实践,结合历代救荒经验,写成《救荒活命书》,共三卷五万余字,全面系统地提出“救荒五法”。他在本书《自序》中说:

   臣闻水旱霜蝗之变,何世无之,然救荒无术,则民有流离饿莩转死沟壑之患。臣不才……困处闾阎,熟睹民间利病与夫州县施行之善否。心口相誓,异时获预从政,愿少摅活民之志,于是编次[本书]……以备缓急观览,名曰《救荒活民书》。然半生寄蹇,晚叨一第,而忧患薫心,齿发疏落,深恐蒲柳之资,不任风雪,则臣之素志无由获伸。谨缮写进呈……傥或可备采择,乞赐睿旨,颁行州县,庶几上助九重,惠泽黎元之万一云。

   《自序》字里行间,充满了董煟爱国忧民之情。这也是一个出身贫寒的知识分子一旦以科举入仕后、力图实现自己早先夙愿之生动一例。

   以上人物的言行,似可作为宋朝士大夫参与“共治”天下的一种表现。

   其次,敢于反对帝王的腐朽性和非礼行为。

   北宋建立后,太祖兄弟及其继承人吸取汉唐以来外戚、宦官、宗室、权相、武人专权,后妃干政,帝王生活奢侈腐朽,造成社会混乱、政局更迭的历史教训,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根本性质的治理国家“万世大法”(国法),以及赵宋皇室内部必须遵循的“正家之法”(家法),时人统称为“祖宗家法”或“祖宗之法”。

   吕夷简(978—1044),真宗咸平三年(1000)登进士第,仁宗天圣年间(1023—1031)擢为宰相。在监修真宗朝国史时,又从太祖、太宗《两朝国史》和《德音》《圣政》等书中所载太祖、太宗、真宗三朝的“祖宗家法”,撰成《三朝宝训》一书。后来各朝虽续有《宝训》修撰,但《三朝宝训》仍是历朝帝王在经筵讲读的主要典籍。

   元祐八年(1093)正月,哲宗在迩英阁召宰臣、执政暨讲读官讲读《宝训》毕,宰相吕大防(1027—1097)等人向哲宗简略介绍了“祖宗家法”的主要内容,其中包括“事亲之法”“事长之法”“治内之法”“待外戚之法”“尚俭之法”“勤身之法”“尚礼之法”“宽仁之法”,以及“不尚玩好,不用玉器,饮食不贵异味,御厨止用羊肉”等家法。不过,吕大防在此未提及“待宗室之法”“待宦官之法”“待武人之法”“待文臣士大夫之法”“待台谏官之法”等国法。

   既然宋朝的帝王、后妃、外戚等人受到一系列“祖宗之法”约束,那么士大夫就可凭此对他们实行监督,即使帝王家事也不例外。这种情况,在其他朝代几乎不可想象。下面谨略举数例以见一斑。

   仁宗生母李宸妃,本是真宗后宫宫女。仁宗出生后不久,即被真宗刘皇后据为己子,终刘后之世,仁宗对此浑然不知。仁宗继位后,刘后成为太后,李氏则依然处于先朝嫔御之列而默默无闻。明道元年(1032)二月,李氏病故,临死前夕,才进位宸妃,后世遂据此演绎出“狸猫换太子”的故事。

   在如何对待李宸妃的丧礼上,宰相吕夷简与刘太后发生了激烈争论。刘太后“欲以宫人礼治丧于外”,夷简提出“礼宜从厚”。当时刘太后与年幼的仁宗并听政,一闻此言,“遽引帝起”。然后,独坐帘下再召夷简问:“一宫人死,相公云云,何欤?”夷简回答道:“臣待罪宰相,事无内外,无不当预。”太后还想隐瞒实情,怒道:“相公欲离间吾母子耶?”夷简便大胆揭露真相,并从容说:“陛下不以刘氏为念,臣不敢言,尚念刘氏,则丧礼宜从厚。”太后遂感悟,同意以一品礼治葬李宸妃。夷简又对主管葬礼的官员罗崇勋道:“宸妃当以后服殓,用水银实棺,异时勿谓夷简未尝道及。”崇勋如其言。刘太后死后,燕王告诉仁宗:“陛下乃李宸妃所生,妃死于非命。”仁宗知情后大为悲痛,打开宸妃梓棺,“亲哭视之”。见妃肉色如生,服太后冠服,以水银养之,叹道:“人言其可信哉!”在夷简的干预下,皇室内部一场可能产生的内讧及时得到预防,对政治稳定起到一定作用。

   刘太后是有宋一代权力欲最强的后妃,她听政后,处处欲以帝王自居。一日,她试探性地问进士出身、时任右谏议大夫、参知政事的鲁宗道(966—1029):“唐武后何如主?”宗道回答道:“唐之罪人也,几危社稷。”刘太后听了,一时语塞。后来,她提出要依天子礼,为刘氏立七庙,与仁宗外出时,“欲以大安辇先帝行”,以及要朝廷讳其父名等种种非礼要求,皆因臣僚反对而止。

   天圣七年(1029)冬至,仁宗率百官上皇太后寿于会庆殿,受到进士出身的秘阁校理范仲淹(989—1052)的反对。他上疏道:“天子有事亲之道,无为臣之礼;有南面之位,无北面之仪。若奉亲于内,行家人礼可也。今顾与百官同列,亏君体、损主威,不可为后世法。”后来,随着仁宗年岁增长,范仲淹及与范仲淹同年举进士的滕宗谅(990—1047)等众多官员又直接上疏太后,请其“还政”。对于这些谏言,如果换成隋唐或明清,上疏之人很可能会遭到罢黜,甚至有性命不保之虑,但范仲淹等人都能泰然处之,从而进一步阻止了刘太后的非分之想。

   南宋诸帝,以理宗在位时间最长,有40年之久。理宗到其晚年,昏愦腐朽日甚,重用宦官董宋臣、佞臣丁大全等人,追求奢侈享乐,内忧外患接踵而至,情况与北宋末年徽宗可有一比。士大夫看到这种现象,无不忧心忡忡,纷纷进谏。

   理宗好色,后宫成群。淳祐年间(1241—1252),“禁中排当频数,娼妓傀儡得入供应”,有夫人号者达千人,对她们“泛赐无节”,造成国库空虚。理宗虽然有那么多嫔妃,仍然不感满足,还经常将民间妓女召入宫。进士出身工部侍郎牟子才(?—1265)上疏,以弹劾董宋臣的名义批评理宗:“此皆董宋臣辈引诱,坏陛下三十自修之操。”理宗自知理亏,命人转告子才:“纳忠不妨,但勿散副本。”子才出知太平州,建李白祠,刻高力士脱靴图于石上,并撰赞语,言唐室之乱,始自玄宗好色,重用宦官所至,影射理宗之意非常明显。董宋臣向理宗哭诉,挑拨道:“牟某在当涂骂官家。”理宗听了虽然很不高兴,但因为找不出子才的过失,只得不了了之。进士出身监察御史吴昌裔(1183—1240)上疏理宗,以为:

   (当今社会)近类宣(和)、靖(康)之时,安危乐亡,直可澟澟。臣谓药不瞑眩,不足以起沈痼,医不仓扁,不足以弭外邪。欲望陛下去谗远色,以扶植人才;克己节用,以爱养邦本;罢营缮土木之费,专以修车备器为事;省闲慢文书之务,一以备边御寇为急。而又君臣上下兢兢业业,日以小民祈天永命为心,凡中外蠧国害民之政,一切寝罢。如此,则可以回天怒而销敌祲矣。

   奏疏将当时弊政说得淋漓尽致,批评矛头条条直指理宗本人。

   但是,不管群臣如何上疏,理宗表面上接受,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于是,臣僚上疏纷至沓来,可以说一个比一个尖锐。进士出身太常少卿徐侨甚至直接入宫面奏理宗。理宗见他“衣履垢敝”,同情地对他说:“卿可谓清贫。”徐侨回答道:“臣不贫,陛下乃贫耳。”理宗不解地问:“朕何为贫?”徐侨说:

   陛下国本未建,疆宇日蹙,权幸用事,将帅非材,旱蝗相仍,盗贼并起,经用无艺,帑藏空虚。民困于横敛,军怨于掊克,群臣养交而天子孤立,国势阽危而陛下不悟。臣不贫,陛下乃贫耳……今女谒、阉宦相为囊槖,诞为二竖,以处国膏肓,而执政大臣又无和、缓之术,陛下此之不虑,而眈乐是从,世有扁鹊,将望见而却走矣。

   听了徐侨这番十分尖刻的话,理宗并未动怒,而是“感动改容,咨嗟太息”。这次他总算有了一些行动,“手诏罢边帅之尤无状者,申儆群臣以朋党为之戒,命有司裁节中外浮费”。同时,“赐侨金帛甚厚”,但徐侨固辞不受。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大臣对帝王的谏言甚多,本不足道,可是像吕夷简、范仲淹、牟子才、徐侨等人不顾个人得失,敞开心扉,直言极谏,却极为罕见。究其原因,正是“共治”意识已经体现在他们身上。

   最后,有着比较深厚的家国情怀。

   一个朝代,是否得民心,不仅表现在和平年月人们对它的态度,更表现在亡国前后人们对它的救亡。宋代士大夫在国破家亡危急时刻的表现,既反映了宋朝是一个比较得民心的朝代,也反映出士大夫比较深厚的家国情怀,具有“君臣一体,荣辱共之”的思想感情。

   综观南宋亡国前后的历史,可以看到士大夫主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一种是坚持斗争,宁死不屈,直至杀身成仁,壮烈殉国。《宋史·忠义传》《昭忠录》和《宋史·瀛国公》等史籍所载殉难者中,仅进士出身、官知州以上士大夫就有近百名之多。民族英雄、状元丞相文天祥是其中代表人物。在国家处于危亡的紧急关头,他率先起兵勤王。临安陷落后,又转战浙江、福建、广东等地坚持抗元战争。失败后,被囚禁大都长达三年零两个月之久。在囚禁期间,不顾各种威逼和利诱,誓不出仕,最后慷慨就义。此外,还有已经致仕的左相江万里(1198—1275),面对滚滚而来的蒙古铁骑,誓不做顺民,“赴水死”。左相陆秀夫(1236—1279)和咸淳四年状元、右丞相陈文龙(1232—1276),战败后“投海死”。签书枢密院事高应松(1212—1276),“从瀛国公至燕,绝粒不语,越七日卒”。两淮安抚制置大使李庭芝(1219—1276),战败不屈而死。知池州守赵卯发夫妇自缢死,留下的遗书谓:“君不可叛,城不可降。夫妻同死,节义成双。”此外,还有知渠州张资、知常州姚訔、知饶州唐震、知衡州尹谷、知安吉州赵良臣、知信州谢枋得(1194—1286)等多人,在抗元战争中或战死,或失败后不屈死,或自经死,或举家自焚死,或绝食死,或赴水死,表现出了与国家共存亡的气节和决心。

第二种表现是隐居山林、家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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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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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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