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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忠礼:论宋代士大夫的“共治”意识

更新时间:2020-12-22 20:50:46
作者: 何忠礼  
最后一类是私人创建,具有学校规模,有多名教职员的教学场所。后世所言之书院,一般指的是第三类书院。唐、五代时,各种书院总数曾达到70所,然而后来大多毁于兵燹。

   宋有天下后,应天府书院、石鼓书院、睢阳书院等旧有书院逐渐得到恢复,新的书院不断建立。但是,庆历以后,朝廷将办学重点放到兴建地方州县学上,对于书院则较少过问。熙宁七年(1074),又下诏将书院钱粮拨入“州学已差教授处”,于是读书人大批涌向师资、廪给较为优厚的州县学读书,书院发展趋缓。整个北宋,书院总数只有45所。到了南宋,随着理学的形成,理学各派为占领学术阵地,扩大本学派影响力,便广泛开设书院,收徒讲学。如朱熹兴复白鹿洞书院,并一度出任主讲;张栻在岳麓书院执教;陆九渊在应天精舍和白鹿洞、象山书院讲学;吕祖谦尝为丽泽书院山长;杨简在杜洲书院讲学;等等。由此,书院的兴办被推向高潮。据有关学者统计,整个南宋曾先后开设了473所书院,它们与州县学一样,培养了大批知识分子。

   私塾村校的规模,一般都不大,因为收费低廉,可以就近入学,所以深受贫寒子弟欢迎。北宋中后期,正如上文所说,私塾村校已遍及穷乡僻壤,有的乡先生弟子可达几百甚至上千。南宋则更多,如南剑州(福建南平),“家乐教子,五步一塾,十步一庠,朝颂暮弦,洋洋盈耳”。在城里更是如此,如临安府城内外,“自有文武两学、宗学、京学、县学之外,其余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遇大比之岁,间有登第补中舍选者”。在私塾村校读书,虽属启蒙教学,但其中的学生后来成为名臣和学者的不在少数,如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王禹偁、范仲淹、欧阳修,真宗、仁宗两朝名相吕蒙正、张齐贤、王随,南宋进士第一人张孝祥和王佐、文天祥等人,皆曾受业于乡先生。由此看,说私塾村校是培养知识分子的摇篮,也不为过。

   宋代自开国起,就以“重文抑武”作为基本国策。官员主要通过科举考试选拔,为了不使选举权像唐代那样为大贵族、大官僚所垄断,造成皇权旁落,朋党形成,也为了纠正唐代科举考试中的种种弊端,做到公正、公平取士,太祖太宗及其继承人对科举制度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做到应试不问出身,录取不论贫富,“一切以程文为去留”,即实行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至此,科举制度进入鼎盛时期,凡经济条件尚可,又稍具文墨之士,都希望通过科举求得一官半职。志向高远者,则希望由此踏上仕途,实现人生抱负。致使朱熹不得不承认:“居今之世,使孔子复生,也不免应举。”陆九渊也以为,“科举取士久矣,名儒巨公,皆由此出,今为士者,固不能免。”

   有宋一代,读书应举人数之多,达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如太宗至道三年(997),有近10万人参加发解试(乡试),英宗治平元年(1064)更增加到40万人以上。南宋初年,由于金兵南下,赴举人数一度锐减,但随着偏安局面形成,又迅猛增加。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福州每岁就试之士,不下万四五千人”,“建宁府亦不下万余人”,分别占了两州总人口的1.4%和1%左右。宁宗嘉定三年(1210),权礼部侍郎章颖在奏疏中说,当时参加发解试的士人,“大郡至万余人,小郡亦不下数千人”。虽然由于史料缺载,我们无法统计出当时全国的发解人数,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按人口比例或绝对数,南宋都比北宋多。

   以上各个途径造就的成千上万知识分子,最后形成一支人数庞大的科举大军,他们通过发解试、省试和殿试的层层筛选,每隔三年,从中产生三五百名进士,踏上仕途后成了士大夫。这些来自各阶级、各阶层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既是治国理政的主体,又是推动文化繁荣发展的中坚。所谓知识分子的良知,主要也体现在他们身上。

  

   宋代士大夫“共治”意识的产生及其在政治上的表现

  

   前面说到,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群体,成分十分复杂,所以他们在政治上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本文所论述的重点,只限于其主体,即具有相当文化知识、学术水平并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的宋代士大夫。

   众所周知,宋朝是一个“重文抑武”的朝代,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上非常活跃,武人却处处受到抑制,这与前代有很大的不同。以唐代论,知识分子往往是武人的附庸,如一代诗人杜甫,屡试科举不中,只能投靠剑南节度使严武,被奏授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潦倒终生。著名文学家韩愈虽在贞元二年(786)登进士第,却“三试于吏部无成,则十年犹布衣”,只得先后成为宣武节度使董晋、武宁节度使张建封的宾佐。宋代士大夫政治上的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维护封建秩序,尽到臣子对帝王和国家的责任,这一点与其他朝代的官员没有什么两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也无可非议;另一方面要尽力维护黎民百姓的基本生活,努力贯彻民本思想,并与帝王的腐朽性展开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知识分子的良知。这种表现,其他朝代的士大夫不是没有,但以宋代士大夫为多。

   长期以来,人们受到明、清两朝极端专制主义统治的影响,推而广之,习惯于给任何朝代的帝王都冠以“专制独裁”的帽子,对宋朝当然也不例外。例如,有人借唐代宰相可以与帝王“坐而论道”、在宋朝却只能站着议事这一点,作为皇权被强化了的例子。可是,只要深入分析有关史料,再对照宋代政治的实际状况,就会发现这一结论大可商榷。据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五载:

   先是,宰相见天子,必命坐,有大政事则面议之,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但入熟状,画可降出即行之。唐及五代皆不改其制,犹有坐而论道之遗意焉。(范)质等自以前朝旧臣,稍存形迹,且惮上英武,每事辄具札子进呈,退即批所得圣旨,而同列署字以志之。尝言于上曰:“如此则尽禀呈之方,免妄误之失矣。”上从之。由是奏御寖多,或至旰昃,赐茶之礼寻废,固弗暇于坐论矣。后遂为定式,盖自质等始也。

   “札子”者,实为官员用文字写成的简短奏章,它与一般奏议在提交方式和内容上有所不同:前者文字不长,内容比较简要,上殿时直接面呈帝王;后者内容丰富,文字大多冗长,需经通进银台司转递。唐、五代时,尚无“札子”这个名称。从上述记载中可以知道,首先提出以札子代替“坐而论道”的是宰相范质(911—964),不是太祖。范质之所以不愿与太祖坐着议政,是因为他作为前朝遗臣,心存形迹,为避免应对失误,才想出这个免坐之法。自此以后,一些官员仿效此法,上朝时也具札子以进。由此造成“奏御寖多”,太祖无暇与大臣从容面叙,只得取消赐座议政之制,“后遂为定式”。可见,这与加强皇帝权力并无直接关系。事实上,后来凡在宰执大臣单独觐见皇帝时,赐座、赐茶仍是常态,对年迈老臣更是允许其子弟“扶掖以进”。因此,没有必要对《长编》的这一记载作过度解读。

   但是,南宋人邵博在其《闻见后录》中,根据李焘所云,结合民间传说,写下一则笔记谓:“一日,宰执范质等犹坐,艺祖曰:‘吾目昏,可自持文书来看。’质等起,进呈罢,欲复位,已密令中使去其坐矣。遂为故事。”太祖如果真想废除赐座之制,只要一开始不设座席就可,何需借“目昏”以玩弄这种雕虫小技?这绝非作为一代明主的太祖所为,所以纯属小说家言,不可凭信。

   笔者认为,宋代没有君主独裁,士大夫与君主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关系相当密切,以至有“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

   “共治”一说,最早出自太祖所谓“国家设科取士,本欲求贤以共治天下”一语。但是,此说容易与汉宣帝当年所谓“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这句话相提并论,引起歧义。所以,我们还需寻找更加确切的根据。这就是熙宁四年三月某日,枢密使文彦博(1006—1097)与神宗的一番对话。当时,王安石(1021—1086)与文彦博围绕变法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文彦博反对新法,对神宗道:“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道:“更张法制,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彦博曰:“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那么,文彦博此语,是他的一己之见,抑或是宋代政治的状况?下面,我们不妨通过两则史料作一考察。

   其一,绍兴八年(1138)十二月,监察御史方庭实上疏高宗,反对向金人屈辱求和,其中有言:“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

   其二,咸淳三年(1267),监察御史刘黻上疏反对度宗的内降恩,认为帝王不能有私恩,提出:“天下事当与天下共之,非人主所可得私也。”

   透过这两则史料,我们得到一个明确的信息:既然天下(宋政权)为“全民”所共有,那么天下事就不能由帝王一人说了算,这与文彦博所谓“为与士大夫治天下 ”的说法有相同之处,难怪神宗听了也不以为逆。

   历史事实表明,宋朝虽然仍是一个封建社会,但表现帝王个人意志的“皇帝独裁”却受到弱化。随着士大夫“共治”意识的产生,他们中的许多精英分子不仅奉公守法,勤于政治,怀有一定的民本思想,而且在政治上发挥了更多的主动性,有时甚至可以与帝王的个人意志相撷抗。士大夫的这种表现,恐怕不能仅凭实施所谓“包容政治”得以实现。

   那么,宋朝士大夫的“共治”意识和家国情怀在政治上有哪些具体表现?对此,本文拟从三个方面论述。

   首先,宋朝许多士大夫在施政过程中,能够较多地考虑生民的休戚利病,反映了他们的某种民本思想。

   宋朝有良知士大夫,无论居庙堂之高,或处江湖之远,为改善民生,维持社会安定,往往不计较个人荣辱得失,敢于有所作为。有关例子并不少见,仅略举数例于下。

   张齐贤(942—1014),曹州冤句(山东菏泽)人,太平兴国二年(977),登进士第。历仕太宗、真宗两朝,是宋朝名相。张齐贤初入仕,任大理评事、通判衡州。当地法律严苛,只要被定性为“劫盗,论皆死”。他认为,这无疑是草菅人命,遂逐一复审,有五人得以免死。北宋政府从湖北到广西桂林,沿河设置了多个“水递铺”,承担水上运输差役的民户多达数千户,他们“困于邮役,衣食多不给”。后经张齐贤论奏,有一半民户得以免除这项差徭。

   张齐贤升任江南西路转运使后,又采取多项措施解民困、济民贫。太宗朝前期,“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路死者十常五六”。他发现其中多有冤情。“因力言于朝,后凡送囚至京,请委强明吏虑问,不实,则罪及原问官属,自是江南送罪人者为减大半”。其中,不知有多少人因他的提议得以免于冤死。

   张齐贤给太宗的一道奏议,充分反映了其以民为本的思想,并表示自己所以这样做,也符合最高统治者的长远利益,其谓:

   人民本也,疆土末也。五帝三王未有不先根本者也……臣虑群臣多以纤微之利,尅下之术,侵苦穷民,以为功能。至于生民疾苦,见之如不见,闻之如不闻,敛怨速尤,无大于此。伏望慎择通儒,分路采访……凡前日赋敛苛重者,改而正之,因而利之,使赋税课利通济,可经久而行,为圣朝定法。除去旧弊,天下诸州有不便于民者,委长吏以闻,敢循故常者,重置之法。使天下耳目皆知陛下之心,戴陛下之惠,以德怀远,以惠刑民,则远人之归可立而待也。

薛奎,绛州正平(山西新绛)人,淳化三年(992)举进士。历仕太宗、真宗、仁朝三朝,终官户部侍郎、资政殿学士判尚书都省。薛奎在几十年的仕履生涯中,所至兴利除弊,关心民瘼,政绩颇有可观。如在仪州推官任上,命丁夫运粮至盐州。由于久雨,粟麦皆腐烂而不能食。薛奎告诉转运使卢之翰:“请纵民还州而偿所失”。起初卢之翰不同意,“欲劾奏之”。薛奎以为:“用兵久,人疲转饷,今幸兵食有余,安用此陈腐以困民哉。”“之翰意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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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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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际社会科学杂志》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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