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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 毅:政治媒介化的历史考察——评马建标《权力与媒介:近代中国的政治与传播》

更新时间:2020-12-21 13:27:24
作者: 王毅  
在这一时期,除陈独秀的社论外,以邵飘萍为代表的一批新闻人的发声也是另外一股重要力量(页209)。

  

   在第七章“权力、媒介和舆论”中,作者从吴佩孚作为一位地方军事将领的身份与其实际所拥有的影响力不相匹配这一问题入手,指出原因在于吴佩孚熟知当时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社会心理需求,遂利用电报这一传播媒介,将自己塑造成爱国将领并广为传播。他虽身处偏远的衡阳,却成为五四运动后叱咤中国政坛的风云人物(页229-30)。作者认为吴佩孚善于利用“公电”,将其政治理念经过包装后向社会传递。此外,吴佩孚还尤其重视顺应社会舆论。在风起云涌的新文化运动大有席卷全国之际,执掌北京政权的段祺瑞、徐树铮等皖系军阀头目对此表现出排斥、遏制、打压的态度。而吴佩孚选择了顺应民意,由此成为当时被民众寄予厚望的政治强人。作者还关注到吴佩孚对于外国驻华记者营造舆论的重视。一时间,美国记者甘露德(Rodney Y.Gilbert)与侯雅信(Josef W. Hall)都成为他的座上宾。在作者看来,吴佩孚能够因应新文化运动而实现自我身份的转变是其得以走到政治舞台中心的关键所在(页250)。从吴佩孚的政治发迹过程中,我们又可以看到,其身份转变背后的推手离不开对于新式传播技术与社会舆论的应用。由此不难看出,《权力与媒介》一书为我们重述近代中国历史提供了一种全新视角。以跨学科的视角,将历史研究与传播学理论结合,聚焦资讯传播与近代中国“权势转移”的复杂关系和独特面相,可谓本书最大亮点。全书以鲜活的历史个体经历为切入,呈现不同的微观个体如何依靠新式传播技术及媒介攫取权力,影响政治,并对国家统治中枢发起强有力的挑战,建构起中心权力之外的传播媒介网络,形成推动近代中国政治演进的重要因素,进而成为“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亲历者与参与者。

  

二 新式传播手段与近代中国变革

  

   如何理解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然而,无论以何种视角来看待这一问题,其讨论核心大体都离不开中国现代化历史趋势背后的推动因素。从社会结构的变化切入曾为我们理解这一趋势的动因提供了很大帮助。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指出,明清之际,商业化发展、人口数量激增所引发的士农工商阶层的社会经济地位变化,是导致中华帝制晚期出现社会变迁的某种历史根源[iii]。这一论断提示我们,考察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或许离不开对权力中心的政治变革的关注,但来自基层社会的由量到质的变化,以及身处国家边缘的各种力量对权力中心造成的挑战,同样值得高度关注。

  

   多重复杂的因素汇聚到一起,形成近代中国发展的历史洪潮。跨学科视角的引入无疑是深入探究这一复杂历史行之有效的方法。孔飞力(Philip A. Kuhn)以1768年在中国发生的一场由妖术引发的大恐慌入手,试图呈现清廷皇权与官僚体系就资讯传播展开的博弈,进而呈现权力与媒介的繁复互动关系[iv]。本书作者从中获得灵感,认识到资讯传播无论对个体行为、社会心态,还是政治权力的改变,都是一个重要因素。而专注资讯传播研究的传播学在二十世纪40年代的美国形成学科,到80年代经施拉姆等人介绍传入中国大陆。作为一门新兴交叉学科,无论是在基础理论、实践应用,还是历史研究,均有很多值得探讨的空间;其中传播史研究一直是传播学研究中重要的一环。

  

   《权力与媒介》当属近代中国传播史的研究范畴,这一历史演进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政治变迁,在现有的历史叙述中鲜有系统论述。

  

   作者从传播学的视角出发,试图发掘推动近代中国变革的媒介因素。若以全球传播史视域来看,近代传播技术伴随着西方殖民扩张与宗教传播活动,向全世界扩散蔓延,并改变人们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与政治行为。在《权力与媒介》一书中,近代中国历史的开端因传播学视角的引入而被赋予新的含义,这不仅仅是近代历史起始的时间有别于中国史学界通常认定的历史分期,同时也改变了传统政治史以权力为中心的叙述方式。

  

   纵观中国历史,帝国边缘的变革萌芽与朝廷中枢的墨守成规之间形成张力,并非清代中后期所独有的现象。在明代中晚期,随着全球贸易时代的来临、江南市镇的繁荣,以及阳明心学的出现,这些发生在帝国边缘的变革萌芽一定程度上突破了朝廷“海禁朝贡体制”的禁锢[v]。然而,这场“晚明大变局”虽然声势浩大,终究却未能形成对中国传统政治的颠覆性挑战。任何一次权力更迭或社会重大变革固然由多方面因素导致,但“中心—边缘”这一概念却不失为理解近代中国政治变革内在机制的独特视角。

  

   《权力与媒介》一书则进一步提出,新式传播媒介的出现及传播技术的应用是帝国边缘的变革萌芽得以在真正意义上撼动近代中国政治格局的关键因素。报纸、电报、记者、出版社、大学、通讯社等在不同时间点登上近代中国的舞台,共同构筑了庞大的媒介网络,这些新式传播媒介如何诞生、如何影响权力的运作?

  

   (反过来看,各色人等又是如何利用媒介换取政治权力和社会资本? )围绕这些问题,形成了近代中国权力与媒介复杂的互动关系。作者认为这些媒介在传播知识的过程中改变了上至社会精英、下至普罗大众的思想观念。人们的交往方式和活动方式在形态、规模和速度上都发生着变化,在此过程中,规范人际关系的权力运作方式也发生了变化。

  

   作者显然注意到,当帝国的权力中心难以撼动时,疆域的边缘地带或许就成为权力链条中最薄弱也最容易渗透的环节。事实上,自晚明起,以利玛窦(Matteo Ricci)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便开始了在中国传教的尝试与探索。然而,罗马天主教会奉行自上而下的传教传统,试图通过说服朝廷的权力中枢(也即皇帝本人),来确保传教工作的顺利进行。此后的天主教传教士,从汤若望(Johann A. S. von Bell)到郎世宁(GiuseppeCastiglione)均无不例外地选择这条路线。尽管这些传教士可以亲近皇帝,进而在某种程度上步入朝廷的权力核心,但由此也被吸纳为服务于皇权意志的一份子,致使传教工作无一例外地以失败告终。

  

   基督新教则反其道而行之。在十九世纪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以马礼逊、米怜(William Milne)为代表的英国传教士曾经作为大英帝国殖民体系中的一环,尝试从满清统治疆域的边缘地带进行突破。这一时期,西方新型印刷技术在宗教传播中的应用,成为西方早期殖民活动中除炮舰与贸易之外的又一至关重要的推动因素,也为新教提供了传播工具;在此基础上便有了作者所说的一群“徘徊在帝国边缘的异类”,在某种程度上撼动了清廷固有的权力运转方式及政治格局分布。新教传教士的传教活动仅仅是一个开端,作者在全书中试图印证近代中国的历史变革恰恰是在地理空间与政治空间的边缘最先萌发,进而最终影响到权力中枢。

  

   然而,边缘何以能够挑战中心,又是如何一步步最终改变中心的? 《权力与媒介》提示我们把目光聚焦到新式传播媒介的应用上,而这一点则受到了传播学研究的启发。在媒介理论方面,加拿大经济史学家、传播学者英尼斯(Harold A. Innis)颇有建树,他将传播媒介的政治动能总结为新文明的出现离不开新兴传播媒介的推动作用,并指出每种新兴媒介所具有的优势将会成为产生新文明的动因[vi]。事实上,自十九世纪起维系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权力运转的一个关键因素,正是一个以伦敦为中心的国际传播网络。它的建立得益于媒介技术的进步、世界资本市场的形成。对于这个“日不落帝国”而言,依托这一传播体系确保了从帝国中心伦敦到遥远的帝国边陲,甚至世界各个角落的资讯流通。在历史学家魏定熙(Timothy B. Weston)看来,尽管这是一个松散的传播体系,客观上却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确保资讯流通,进而维系大英帝国在全球范围内有条不紊地行使权力与推动殖民贸易的必要因素[vii]。

  

   随着这一传播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中国不仅被纳入了世界的历史进程中,同时也对其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而《权力与媒介》一定程度上也在试图探讨传播媒介的政治动能,但作者显然在尝试以另一种视角,从近代中国的情境出发,以此呈现传播媒介的发展与应用如何在当时与政治产生互动。在这个过程中,个体在宣扬个性表达、试图摆脱政治束缚的同时,不仅改变了个人命运,也影响了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

  

   当时,随着香港、上海等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陆续成为资讯发布中心,北京作为晚清政府权力中心的地位一定程度上被逐步削弱(页54-55)。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东南沿海的通商口岸逐渐取代清廷都城,成为近代中国的中心。这一“权势转移”与近代报刊的创办和发展密不可分。而那些徘徊于权力边缘的人物所依赖的正是报刊等新式传播媒介及手段,并以此建构某种独立于皇权之外的舆论话语。在作者看来,诸如《循环日报》、《申报》、《万国公报》等刊物规模化、批量化地传播了欧美新学识、新观念,又经一批身处帝国边缘的社会精英推动,转变为变革图强的社会意识,并将其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进而跨越了精英阶层的诉求与社会运动爆发之间的鸿沟。而在中国融入世界的历史进程中,这种思想启蒙成为随后推动历史变革的内在动因(页13)。

  

   这一发展离不开传播技术的进步。自十九世纪以来,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印刷技术上已经领先全球,宗教传播无疑得益于这一传播技术的应用。历史学家芮哲非(Christopher A. Reed)在关于近代上海印刷技术与资本的研究中提到,尽管当时传教士在中国的活动地域极其有限,且人力资源极为匮乏,但印刷技术确保他们以高效方式实现思想的传播,并最终形成了以上海为中心的近代印刷资本主义产业[viii]。《权力与媒介》则呈现出传播技术进步所影响的主体不仅是那些权力的挑战者,同样也改变了权力的拥有者。依托传播技术的发展,清廷的文化传播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快速推进。全新的资讯流通方式,凝聚并塑造了民族认同,进而促使中国向近代民族国家转变。正如作者在全书开篇所指出:“对现代国家而言,传播的政治魅力在于它可以通过消息的传播,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继而凝聚人心,培养人们的国家认同感。”(页1)


三 资讯传播视域下对政治史叙述的反思

  

《权力与媒介》一书呈现的近代中国思想启蒙图景是一个最早起源于精英阶层,经由近代媒介的传播传达给社会大众,并最终形成某种社会共识的过程。这正是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显性影响因素之外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这个观念最早来源于理论家福柯(Michel Foucault)对权力的理解,他指出权力不仅是宏大的公开场面的展现,如制度、暴力、阅兵等,还要注意到微小的、隐秘的空间中权力的作用状况,正如权力像水分子的毛细管作用渗入每一个日常生活的角落,而每个角落都可能受其影响[ix]。王泛森借用这个概念进一步阐释了权力对清代政治与文化的影响。(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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