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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守英 熊雪锋:《民法典》与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更新时间:2020-12-21 09:12:21
作者: 刘守英 (进入专栏)   熊雪锋  

   (二)民事单行法的法治回应与缺陷

   在解决市场经济进程中的问题时,中国先行依靠行政力量进行的权利保护与实施,即通过中央政策文件、暂行条例、行政监管等对市场经济相关事项进行规范,随后将政策和条例正式确认为法律。民事立法方式是制订民事单行法,通过民事单行法针对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和回应市场经济的法治需求。一是产权界定与保护。陆续出台了《物权法》《民法总则》等重要法律,建立了产权界定、保护与实施的基本规范,确定物的归属、保护权利人的财产权利,强调发挥财产权的效用及产权平等保护从而奠定市场经济的产权基础。在具体的产权领域,以《专利法》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确认和保护,以《土地管理法》等实施土地产权保护与利用等;二是规范市场交易规则。通过《合同法》《担保法》等法律法规对合同签订及履行、债权担保的设立及履约等市场交易活动进行规范,形成了市场交易的基本规则。此外,通过《产品质量法》《反垄断法》等法律构建市场监管法治体系,重点进行垄断行业监管、准入监管;三是市场秩序。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价格法》等法律,在公平竞争、产品质量等方面规范市场主体行为、维护竞争秩序,通过《侵权责任法》等法律对侵权行为进行预防和惩处。

   “以问题为导向”的民事单行法立法模式在改革开放中对于确认和保护民事权利、构建市场经济法治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些法律法规在产权界定与保护、市场体系和交易规则以及市场秩序等各个领域进行了基于政策反馈的规范,回应了市场经济完善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法治需求,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法治不完善导致的市场失效。

   然而,“民法”是由一整套概念、原则、制度构成的逻辑严密的规范体系,按照“先尝试、再立法”以及“成熟一部,制定一部”等原则制定的单行法体系化程度不够。由于不同时期制定法律的指导思想不一致,且缺乏统一的规则体系和立法逻辑,既有单行法规定的民事权利零碎散乱甚至存在矛盾冲突,这些缺陷导致司法执法和法律适用的困境。其一,民事单行法残留计划经济体制的因素,难以适应现代市场经济。例如,1986年的《民法通则》规定“民事活动必须遵从国家计划”,不承认民营经济、私营经济及现代企业制度,其中的计划原则直至2008年才被废止。再如,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仍然采取了“国家、集体和个人”的“三分法”产权架构,保留了国家和个人财产权利的政治差别;其二,民事单行法体系的内部存在矛盾与冲突。一是形式上不一致。单行法“各自为政”,对同一概念采取了不同表述,例如,就利用国有土地从事建造行为的权利,《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使用的是“土地使用权”,《物权法》使用的是“建设用地使用权”。根据物权法定原则,同种物权名称应当是同一的,单行法采取不同的概念来表达同一土地利用关系,直接导致彼此之间冲突和矛盾,尤其是相关法律修正中也未对该物权名称进行修改。二是规则不一致。不同单行法对同类事件确立了不同规则导致司法解释的困难,例如,对于票据质权设立,《物权法》框架下票据质押背书的非必备性与《票据法》的票据质押背书的必备性产生冲突。三是立法价值不一致。例如,《合同法》第51条与《物权法》第106条就发生了一定的冲突,因为《合同法》第51条强调对权利人的保护,而《物权法》第106条则强调对交易安全和交易相对人的保护;其三,民事单行法体系缺乏统一逻辑和完整性。一是单行法难以自发形成统一逻辑性整体。例如,我国《土地管理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等一系列单行法都规定了不动产登记的相关规则,但彼此之间并不一致,涉及不动产登记纠纷时以何种顺序、适用何种法律,难以解决。二是民事单行法体系目前尚不完善,新类型经济社会领域缺乏法律规范。例如,关于隐私、人格权、技术和数据等权利的确认和保护制度尚未在单行法中得到体现;其四,既有民事单行法随着时代发展已存在不合时宜等问题。例如,《民法通则》自颁布施行以来未曾修改,其内容逐渐被《物权法》等民事部门法、民事特别法及众多司法解释所解构,只剩下关于自然人、代理等少数规则还在适用。再如,《合同法》中合同自签字或盖章时成立难以适应电子商务发展,按指令性计划或国家订货任务订立合同已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民法典》的法治基础

   (一)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成体系特征

   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阶段和内外条件的变化对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新要求。十九届四中全会第一次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上升为基本经济制度之一。中共中央通过一系列重要文件部署,以完善产权制度为基础,通过要素市场化配置等七大关键领域的深化改革,“在更高起点、更高层次、更高目标上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及其他各方面体制改革,构建更加系统完备、更加成熟定型的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体制目标。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成体系的高标准的市场经济体制,构建了成体系的关于产权—市场—秩序的制度规范和体制安排。

   第一,建立支撑现代市场经济的现代产权制度。归属清晰、权责明确、保护严格、流转顺畅的现代产权制度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其一,确保产权界定清晰和权能完整。明晰财产权,拓展财产权权能,包括进一步明确财产的所有权、占有权、支配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置权,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完善和细化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健全新技术、新业态、数据等的产权界定与保护,充分发挥产权制度约束和激励功能;其二,健全产权配置及交易制度。破除产权限制和交易壁垒,完善以管资本为主的经营性国有资产产权管理制度,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等,充分发挥产权制度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其三,健全以平等为原则的产权保护制度。严格财产权利的保护,尤其是依法平等保护民营经济产权,依法严肃查处各类侵害民营企业合法权益的行为,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

   第二,建立高标准的市场体系和交易规则。构建高标准市场体系和高水平市场规则体系,营造一流营商环境。其一,建设高标准市场体系。通过深化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改革破除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障碍,培育和发展技术和数据要素市场,构建完备的高标准要素市场体系;其二,健全市场机制。一是健全要素市场化交易平台,支持各类所有制企业参与要素交易平台建设,规范要素交易平台治理。二是打破地方保护,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加强信用体系建设,健全交易风险防范处置机制;其三,缔约自由和要素市场化配置。完善土地、劳动力、资金等要素价格主要由市场决定的机制,引导市场主体依法合理行使要素定价自主权,推动政府定价机制由制定具体价格水平向制定定价规则转变,实现要素流动自主有序、配置高效公平;其四,非人格化交易和平等准入。打破行政性垄断,防止市场垄断,建立权威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保障市场体系各类主体平等准入,促进关系型交易向契约型交易的转变。

   第三,建成现代治理体系和秩序。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维持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现代治理体系与秩序的核心是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以公平竞争为导向,建立法治化的良好营商环境。其一,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权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在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基础上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优化公共服务,加强市场监管、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其二,完善市场运行和竞争秩序。在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的基础上,以平等交易和公平竞争为基本导向,完善竞争政策框架,建立健全竞争政策实施机制,全面落实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建立健全第三方审查和评估机制,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的刚性约束,促进公平竞争和创新。同时,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探索建立集体诉讼制度,改善消费环境,引导良性竞争。

   (二)《民法典》的体系性特征

   为回应市场经济法治化需求,我国形成了以《民法通则》为核心的民法体系。然而,民事单行法系统缺乏体系性逻辑,甚至存在制度冲突、漏洞和重复,既缺乏法理科学性,也不能为执法和司法提供统一、一致依据。《民法典》基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和法治实践,适应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体系性特征,以民事规则的体系性逻辑和制度框架将民事单行法系统地、逻辑地、科学地编纂在一起,形成了价值融贯、规则统一、体系完备的市场经济“基本法”。

   第一,《民法典》具有贯穿始终的逻辑主线。《民法典》不是简单地将已有民事单行法编纂到一起,而是依循“民事权利的确认和保护”这一逻辑主线构建完整的民法体系。其总则采取提取公因式的方式确定了民事权利的主体、客体,确立了民事权利的界定、行使和保护等基本规则。物权编、合同编、人格权编、婚姻家庭编、继承编分别针对物权、合同债权、人格权、婚姻家庭中的权利、继承权五种权利的确认、行使和保护进行系统性规定,侵权责任编建立对上述各项权利保护的制度性规定。

   第二,《民法典》具有统一的编纂逻辑。体系化的编纂逻辑被广泛应用于总则和分编的编纂过程。一是建立起了主体与客体、权利义务与法律责任的清晰联系;二是基于支配权与请求权、处分行为与负担行为以及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三对概念的相互区分,将大量民法概念归并为制度,使各种法律分工配合并在各自领域发挥功能,便于找法。

   第三,《民法典》构建了完整的民事权利体系。一是财产权制度。《民法典》广泛确认了各类主体的财产权,建立了财产保护的长效机制,为稳定财产权预期提供了法律保障;二是人身权和人格权。《民法典》广泛确认了人身权,强化了对个人生命、身体及健康的保护,有利于维护民事主体的人身安全。同时,详细规定了荣誉权、隐私权等权利,创造性地确认了一般人格权制度并保持其开放性,改变了传统民法“重物轻人”的体系缺陷;三是合同和债权制度。《民法典》制订了合同订立与履行,债权发生、担保和消灭的规则,为市场交易提供了法律规范;四是侵权责任和权利保护制度。《民法典》为民事权利提供了多样的保护手段,通过物权请求权、人格权请求权恢复权利人对其权益圆满支配状态,通过继续履行请求权与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保障债权得以实现,还确认了诚实信用、权利不得滥用等法律原则,对民事权利的行使进行必要的规范和限制。

   (三)《民法典》构建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

   《民法典》从以下方面奠定了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基础:一是完善基本经济制度。《民法典》第206条将有关基本经济制度的规定修改为:“国家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二是完善和明确产权,界定公有、私有、混合所有等所有权以及确定其他权利的归属,保障民事主体对自己的财产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益,使民事主体能够自由参与经济活动,构成市场经济的基础;三是为市场经济提供完备、精准的法律规则,建立一整套市场交易规则,有力改善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促进市场的公平竞争、理性发展,为市场主体提供稳定预期,激励市场主体创造财富;四是为规范政府和市场主体行为确立了治理体系,从而促进市场经济良性发展,维持市场秩序的稳定。

第一,《民法典》中的产权界定与保护。《民法典》物权编确立了市场交易中的产权界定和利用的基本规则,规定了自物权和他物权。其中,自物权对应所有权,包括国家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企业所有权和私人所有权。他物权对应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居住权及地役权等用益物权和抵押权、质权等担保物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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